伟大的幸福论者伊壁鸠鲁将人类的需要分成三类，可以说他所做的分类十分真确。第一类为自然且必须的需要，如食物和衣服。这都是易于满足的需要，一旦缺乏便会有痛苦感。第二类是自然却不是必需的，如某种感官的满足。在这里我要说明一点：根据狄奥简尼 卢尔提斯的记述，伊壁鸠鲁并未指明是哪些感官，因而比起原有的伊氏学说，我所叙述的更为固定和确实。第二种需要较为难满足。第三类就是既非自然又非必需的，诸如对奢侈、挥霍、炫耀及光彩的渴望。这种需求如同无底的深渊，更难以令人满足。
实在很难用理性定义出财富欲的界限，我们几乎无法找出能使人感到绝对满足的财富量，这一数量是相对的，正如在他所求和所得间，通过意志维持着一定的比例。仅以人的所得来衡量其幸福，不顾其所希望得到的——这种衡量方式，就如同仅有分子无法写出分数一样无效。对自己不希冀的东西，人是不会产生失落感的：没有那些，他依旧能够快乐；而另一类人，尽管有着千百倍的财富，却为着得不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而苦恼。在他所见范围内的东西，只要他有信心获得，便会感到快乐；而如果难以到手，便终日苦恼。人人都有自己的地平面，超出这范围以外的东西，对他而言，得到与否都没影响。
因此，富人的万贯家财不会令穷人眼红，而富人也无法用财产来填补希望的落空。财富好比海水，喝得越多，越是口渴，名声也同此理。除了第一次阵痛外，丧失财富并不会使人的习惯气质发生改变；如果人无法摆脱财产减少的命运，他将会自动减少自己的权利。当噩运降临，减少权利的确非常痛苦，可一旦做了，这种痛苦便会渐渐减小，终究没有了感觉，如同痊愈的旧伤一般。相反的情况是，好运来到，权利越来越多，没有约束。这种扩展感令人快乐，却也是短暂的，当扩展完成，快乐也随之消失，习惯了权利增长的人们，便渐渐不再关心满足他们的财富数量。《奥德赛》中的一段话便是这一真理的描述：
“在我们无法增长财富，却又不断想增加权利时，不满之情油然而生。”
我们要是知道人类的需要是何等之多，人类的生存如何建立在这些需要之上，便不会惊讶于财富为什么会比世上其他东西更为尊贵，为什么财富会占着极为荣耀的地位；对于有些人将谋利看成是生命的唯一目标，并把不属此途的——例如哲学——推到一边或抛弃于外，我们也不会感到惊奇了。那些希求金钱和热爱金钱超过一切的人常常会受到斥责，这是很自然且不可避免的事情，他们就如同多变而乐此不疲的海神，追求各种事物，随时随地想要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任何其他的事都能成为满足对象，但一件事物只能满足一个希望与一个需求。食物当然是好东西，但只有在饥饿时才是如此。倘若懂得享受美酒的话，酒也是如此；有病时药就是好的；冬天火炉就是好的；年轻时爱情是好的。但这一切的好都是相对而言的，而金钱才是绝对的好：钱不但能具体满足特殊的需要，也能抽象地满足一切。
如果人有一笔颇能自足的财富，他便应该将此作为抵御他可能遭遇的灾祸与不幸的保障；而不应当做在世间寻欢作乐的许可证，或以为钱就应当如此用。那些白手起家的人，常认为致富的才能是他们的本钱，所赚取的金钱只相当于利润，因而他们尽数花去所赚的钱，却不懂得把一部分存起来当做固定资本。这类人大多数会再度陷入穷困境地：或收入减少，或完全没有进项，这一切缘于他们才能的枯竭，或是时境变迁，使他们的才能没了用武之地。而通常以手艺为生的人，任意花用所得并无大碍，因为手艺是一种不易失掉的才能，倘若某人失去了手艺，他的同行尽可以弥补，此外这类劳力的工作为社会普遍所需，所以古语说：“一项有用的行当如同一座金矿。”而对于艺术家和其他专家，情况又会不同，这也是后两者的收入为何会比手艺人好得多的原因。这些收入高的人原本应该存一部分钱当做资本，而他们却把收入当做利润尽数花掉，以致日后变得非常窘困。此外，继承遗产的人至少能够清楚哪部分是资本和利润，并尽力保全资本，轻易不会动用；倘若有紧急情况，他们至少会存起八分之一的利息来应付。因而他们之中的大部分能够保持其地位不坠。
上面所陈述的有关资本和利润的几点在商业界并不适用：金钱之于商人，好比工具之于工人，只是获得利益的手段，因而即便他的资本完全是自己努力赚取的结果，他也会灵活运用这些钱来保有和增加财富。所以，没有别处会像商业阶级那样，把财富当成稀松平常的事物。
我们很容易发现，那些切身体验过和了解困乏与贫穷滋味的人，不会再怕困苦，正因为如此，比起那些家境富裕、仅听闻穷苦的人，他们也更容易有挥霍的习惯。与那些凭运气致富的暴发户比起来，生长于良好环境的人们通常更为节省和慎重计划未来。由此看来，似乎真正的贫穷并未像传闻中说的那么可怕，其中真正的原因在于，那出身良好的人常把财富看得跟空气一样重要，失去财富他便不知该如何生活；所以他会如同保护自己的生命那样来保护财富，进而也会喜爱有规律、谨慎和节俭的生活作风。但对于从小习于贫穷的人来说，一旦致富，他也会将财富视作过眼烟云，如同尘土一般，可以随意用来享受奢侈品，因为他随时都能够过以前那种穷困的生活，还可以不必为金钱忧虑。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一剧中说过：“乞丐可以悠哉地过活一生，这话真不假！”
应该说，出身穷苦的人有着坚定而充足的自信，相信命运，也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相信自己的头脑，也信赖自己的心灵；所以同富人不一样，他们不会把贫穷的阴影看成是无底的深渊，而很坚定地相信，即使再次摔倒在地，仍然能够再爬起来——人性中的这一特点正好可以用来说明婚前贫苦的妻子为何会比那些带有丰厚嫁妆的太太更爱花费，要求也更多。显然，富家女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有比穷家女更热切的保存这些财富的本能。倘若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并认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那么他能够在亚理奥斯图的第一首讽刺诗中找到共鸣，而另一方面，姜生博士的一段话却恰好印证了我的观点：“出身富裕家庭的女子，早已习惯了支配金钱的生活，懂得如何谨慎地花钱；相比之下，一个因结婚而首次获得金钱支配权的女子则会非常热衷于花钱，浪费而奢侈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我奉劝各位谨慎保管自己或继承或赚取的财富时，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假如有一笔钱足够让人不需要工作就可以独立舒适地生活，即便只够一个人的花销——够一家子用的就不必考虑了——也算是捡了个大便宜，因为有了这笔钱，那仿佛慢性病般紧附在人们身上的贫穷就可以“药到病除”，人类就可以从几乎注定般的强迫劳役中解脱出来。只有如此好命的人方能说是生而自由的，他们才能够成为自己所处时代和力量的主人，才能够在每天清晨骄傲地说：“这一天是我的。”正是因为如此，每年收入过百与每年收入过千的人之间的差距，远小于前者与一无所有的人之间的对比。
要是具备高度心智力的人继承了遗产，那么这笔财富就能够实现最大的价值，这种人大部分追求的是一种不必自己劳苦赚钱的生活，因而倘若获得遗产，就如同获得上天双倍的恩赐，其聪明才智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实现他人所不能够实现的工作——可促进大众福利并增进全人类的荣耀，倘若他以百倍于此的价值回报了曾给予他这区区之数的人类，另一种人也许会用其所得的遗产去开展慈善事业以帮助同胞们。但如果此人对上述事业一概不感兴趣，也不曾试着去实践，从来没有专心地去研究一门学问以促进其发展，那么即便他长于富有的环境，这种环境也只能使他更愚钝，成为时代的蠢物，为他人所不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会感到幸福的。金钱虽使他免于贫困，却使他陷入另一种人类痛苦的深渊——烦闷。这种烦闷的痛苦，令他宁可贫穷——倘若这能使他有事可做的话。也因为烦闷，让他更倾向于浪费，最终致使他失掉这种自以为不值得去占的便宜。很多人都是这样：当他们有钱时，就用钱来购得暂时的解放，以便让自己逃离烦闷感的压迫，而最终的结果是，自己又归于贫困。
如果一个人以政治生涯的成功来作为奋斗的目标，那么情况就又会有所不同。在政界，个人利益、朋友和各种关系都是帮助他一步步达到成功顶端的重要因素。在此类生活中，居于社会底层一文不名的人是较容易实现目标的。倘若他雄心壮志，颇具头脑，即便不是贵族出身，甚至身无分文，这不仅不是他事业的障碍，更能增加他的声望。因为在日常与他人的接触中，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别人有不如自己的地方，这种情形在政界表现得更为显著。一个穷光蛋，不管是从那个方面看，都是彻底地、绝对地不如他人，更因为他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反而令他悄然在政治把戏中占有一席之地。只有他能够做到深深地鞠躬，必要时甚至磕头；只有他能够对任何事物妥协且又能极尽嘲讽；只有他懂得仁义道德的虚假；在提及或写到某位长官要人时，只有他能放开最大的音量和使用最大胆的笔调；只要他们略作回应，他就可以将此誉为最富神采的杰作。只有他了解如何乞求，因而一旦他脱离孩童时期，便立即成为一名教士，来宣扬这种歌德所揭示的隐秘背后的秘密。
抱怨世俗目的的低下根本就是发牢骚，不管人们怎么说，他们都是世界的统治者。
另一方面，生来就有足够财产舒服过此一生的人，一般而言都会拥有一颗独立的心，不习惯于同流合污；也不会奴颜婢膝地乞求他人；甚至还追求一点儿才情，尽管他应该明白这种傲骨的才气远非凡人谄媚的对手；与此慢慢看清了居高位者的庐山真面目，当对方羞辱自己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为倔犟与不屑。高处不胜寒——那些身居高位者绝非得世之道，他们终将会服膺于伏尔泰所说的话：
生命短促如蜉蝣，用短短一生去侍奉那些卑劣的恶棍，是多么不值得啊！
然而，世间“卑劣的恶棍”终是人多势众，因而米凡诺所说的“倘若你的贫穷大过才气，你是很难有所成就的”，只适用于文艺界，政界及社会的野心则另当别论。
在上面所叙述的人的产业中，妻子与子女是我所没有提到的，因为我认为自己是为他们所有而非占有他们。另外，我似乎还应该提到朋友，可朋友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