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的是任正非，他率领华为用毛泽东兵法治商、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与国际国内竞争者进行肉搏战，成就赫赫战功。华为时时爆出的员工自杀、重签合同等大新闻，揭开了华为成功背后后发就业取得优势的一角，人工成本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果说发展中国家是用血汗工厂向全球输出价廉物美的商品，那么高科技企业就能够例外吗？如果说任正非率领企业用人海战术、用血汗战术取得了优势，那么，其他企业又如何呢？
任正非并非将政治兵法、历史权谋、商业丛林战相结合的第一人，他只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任正非是如此神秘，如此吸引大众眼球，因此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以三大法宝接合而成的大拼盘就是。中国的企业家正在丛林、商道与权谋之间徘徊，如果不能刮骨疗毒，继续用潜规则图谋他人，那么，他们就将为市场化的商业文化挖下巨大的坟墓。
不公正的游戏规则最容易诱发民意，民意从一个个倒下的企业家案例中找到了最好的宣泄口。从民意的角度出发，权力介入市场不仅拥有了更合理的借口，还使市场文化成为最大的替罪羊。无论是房地产市场化，还是石油行业的民营禁入，市场失灵都成为最佳的挡箭牌。这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权力资本大举扩张恶化了商业生态，这一根本问题被悄然化解，市场因此遭到消解。
中国富豪们积累了风险重重的财富，却丧失了财富的正义；他们获得了各种头衔，却并未得到市场法则与市场文化这两把真正的保护伞。中国富豪的大败局，更是中国市场文化的大败局，古今中外权谋大杂烩把商道底蕴排挤得七零八落。中国商业文化的大败局，终将给中国的市场化设立最深层次的障碍，这一点，不仅从牟其中、黄光裕这些业已垮台的富豪身上，更从目前仍在纵横捭阖的企业家身上，从对市场化汹汹而来的舆情上，从国有企业数量下降而体量更为庞大这一触目的现象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体制、社会、文化，酿就了一杯苦酒，需要靠有诚信的企业家慢慢稀释、消解，最后建立中国本土的诚信、尊重产权、尊重公平竞争规则的商道。
小恩小惠不是制度性公平
从保就业与城镇化的角度，政府非常清楚民营企业的价值。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表示，2002年全国就业总数为7.374亿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7 163万人，农业劳动力3.66亿人，民营经济吸纳的就业人员为3.09亿人，约占就业总数的42%。民营经济在城镇的就业比重已超过70%，在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更是达到84%。另据劳动保障部2002年年底对66个城市的调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员中有65%在民营经济中实现了再就业。要解决就业，让大量的农村富裕劳动力有工可干，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资金密集型的央企都不是出路，只能靠民营企业。
为了扶持民营企业增加就业，有关方面甚至出台了相关的条例为民营企业大开绿灯。
2009年1月6日，广东省检察院公布关于帮助企业解困的“十条意见”，受理涉及企业举报线索的“六不准”：不准随意冻结企业账号；不准随意查封企业账册；不准堵塞企业流通渠道；不准随意发表影响企业声誉的报道；不准随意抓走企业技术业务骨干；不准因执法办案直接影响企业洽谈重大项目和完成生产任务，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负面影响。对企业负责人和技术业务骨干，涉嫌一般犯罪的，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广东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旨在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
在司法救济渠道出台如此显失公平的“意见”，激起的是社会对民营企业主更大的敌意，与保护民营企业的初衷背道而驰。严苛的法律规则已经不公平，不修改条例而以机会主义的做法赋予民营企业主特权，是另一重不公平：双重的不公平不会负负得正变成更大的公平，这种行为是对社会价值观的挑战，对法律的亵渎。
特殊时期对民营企业的救济无法得到社会甚至民营企业家的拥戴，民营企业家则以投机举动对抗不明确的预期。容易到手的优惠容易失去，优惠处处显示制度漏洞百出，与优惠相比，多个民营业主的落马让人印象更加深刻。
而在垄断国有企业的传统强项上，龚家龙又显得过于咄咄逼人，让人心生自不量力之慨。由于民营油企生存环境异常艰难，龚家龙试图强行突破，他曾经说过，“我们都很清楚，在中国的石油行业，民营企业是在三大国有企业的夹缝中求生存，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辛。民营企业不联合怎么和这三大巨头相抗衡，怎么去求得发展空间？”为此，龚家龙频频与世界投资银行与石油巨头接触，四处寻找油源。在被调查前，他正在与俄罗斯和印尼公司就石油资产收购事宜展开谈判，同时接待国外的一些投资咨询机构代表，洽谈到海外争取油源的事宜，油源与资金成为卡在他喉咙里的两根鱼刺。
龚家龙的强硬手段与2006年12月17日挂牌成立、挂靠在国资委旗下、对三大石油垄断巨头低眉顺眼、强调合作至上的中商石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龚家龙成立长联石油控股公司一年半，虽然四处出击所费不赀，却至今连成品油批发许可证、成品油零售许可证、成品油/燃料油进口许可证以及国内矿产勘探开发许可证四证都未拿到，可以说一无所获。艰难的生存环境与内部人事纷争，导致各民营企业家离心离德。长联30多个加盟企业四分五裂。曾被寄予厚望的首家民营石油商会已经雄心不再，曾经被希望撬动中国石油垄断铁板的强势民营企业家，成为顾雏军第二，锒铛入狱。
龚家龙并不孤独，2004年，政府以整顿钢铁投资过热为由，对民营钢铁企业进行整肃，在整顿“钢铁投资过热”之前，全国年产1 000万吨的钢厂有两家，整顿完成后，则陡增到了8家，其中7家为国营。其整治目的，昭然若揭。
从2008年起，三鹿、蒙牛、伊利等企业炮制“毒奶粉”，造成全球范围中国制造的集体沉沦，企业失信令人痛心疾首，背后隐含的规模至上、营销第一的模式让人深感不安，企业只有大到不能倒，以对抗不明确的政策和市场，对资本扩张的预期超过了产业实际承受能力，企业帝国纷纷坍塌。
一个以生产汽车为使命、立誓让中国人像骑自行车一样开车的民营企业家，曾诉说其到商务部去申请批文时，被一个小官员像灰孙子似的呼来喝去的情景，“就把我看成一求告的农民”，他说。他想拿到批文，像央行和商务部所鼓励的那样，走出去，到境外设厂，结果，批了一年还没结果。中小企业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适应自己规模所需的原料与资金渠道。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恩赐，或者以冷漠的态度鄙视，对中小企业而言都不是什么福音。恩赐可以收回，鄙视则无可救药。
在特殊时期，对民营企业的小恩小惠亦从未停止。2007年9月，国家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等五部委表示，将联手推出有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举措。国税总局于2007年9月17日发布《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率的通知》，下调8个行业的企业所得税，其中娱乐业调整最大。这是统一企业所得税之后的延伸举措，并非新政。原有的核定征收所得税应税所得率是根据33%的标准制定的，今后实行25%的企业所得税率后，核定征收所得税应税所得率自然应该相应下调，大约涉及20%左右核定征收所得税为主的工商个体户。
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张弘力同时在中国中小企业博览会上表示，“十一五”期间，财政部将进一步健全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支持体系，有关政策将逐步实现由扶弱济困向培育市场竞争力转移。财政部将专门制定针对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政策，保证中小企业获得政府订单。在中国中小企业博览会上，由中国银监会和广东省政府有关领导见证的银企贷款签约仪式，19家银行与19家中小企业现场签订了贷款协议，签订贷款金额8 400万元。中国银监会组织了4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参加此届中国中小企业博览会，中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一应出席，以显示对中小企业的重视。
断言民营企业可以打破市场竞争环境不公平的玻璃天花板，总是会让作出结论者咬舌后悔。政府出台一个又一个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舆论过早地作出乐观的历史性总结，以为代表了一个“里程碑”，但这种热情现已渐渐淡漠。
从《中小企业促进法》到“非公经济三十六条”，从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到各地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企业局等行政机构和准行政机构，国外扶植中小企业的一应模式，我国几乎应有尽有，但形似神非。扶植低效、税负高企，民营企业不仅未能打破行业垄断的玻璃天花板，天花板反而越来越厚，商务部对于石油行业的几次政策调整，等于宣告民营企业不可能进入石油市场。因此，要解决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最重要的仍然是政策从根本上突破，只要政策在事实上维系不公平的竞争环境，那么，中小企业也就只能在低层次上小打小闹，无建百年大店之雄心，而有流寇之余风。
中国经济主要资源集中在央企手中，中国经济被规模更大的央企所绑架。后者尾大不掉，已形成挟持中国经济发展态势，这不仅会消解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并且进一步加剧了行政与资源的行政集聚，导致寻租空间被成倍放大。这不仅体现于央企民营企业，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外资企业明目张胆的商业贿赂之中。从更长远说，中国经济若离开民营企业，推进城市化将无从谈起，中国经济也就无法完成现代化与法治化的转型，
打破垄断企业的权贵阶层是当务之急，成立大型央企的目的是为了经济安全，如果让经济更不安全，则央企失去立足之基。国资委要求央企成为行业前三强，否则将失去生存的资格，为了夺取生存权，央企新一轮圈地潮汹涌而来，这大大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一些民营企业在官商合一之路上越走越远。国资委的考核业绩机制见效的前提是，不设立市场门槛，否则考核将变成央企对垄断利润的无度。让人担忧的是，随着经济紧缩周期而来的新一轮宏观调控，将调出央企的新空间，铁道部甚至不屑于向民营企业摇动橄榄枝，象征性的表态都没有。
任何一个希望中国完成百年现代化梦想的人，都不会认为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权贵经济，是中国未来路径的最佳选择。如果目前将央企私人化，必然快速走向权贵化。原因有二：首先，目前业已严重恶化的权利与财富不均，决定了起点的不一致，掌握了80%财富的20%人口将借助强大的经济与社会力量，以低价赎买有价证券，获取最大的财富。其次，法制的不健全将使分发过程成为另一场MBO式的私有化狂欢，而普罗大众由于缺少最后救济渠道而陷于贫困。央企不能私人化，但央企又挤出了市场的空间。无解之结。
中国经济将选择民营企业？还是央企？已经无需争议，央企是正规军，民营企业在狭小的空间内作为央企的雇佣兵，以备不时之需。目前值得关注的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何时能够获得一视同仁的纳税机构的地位，如果中国内生的市场主体不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无法获得真正纳税人的权利，无法从政府、社会获得公平的待遇，竞争体制如何健康持久？央企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之路，是绣花枕头，还是真材实料？
政策螺旋之二：外资所有还是中资自有？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虽然地位悬殊，但尚能维持微妙的共生关系。而民营企业与外资的关系，则显示了两类市场资金有你无我的恶性竞争态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难得地联手，共同对外。如果说国有或者民有，是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内部事务，纯属兄弟阋墙，那么，外资或者内资的路径选择则是外部事务，由于百年现代化过程中累积下来的屈辱，具有强烈的受虐心理暗示，而外资在中国所获得的巨额财富，就连一向冷静的市场人士也发出民族主义色彩极为浓烈的言论，代表中国进行WTO谈判的代表之一龙永图，甚至一度被痛斥为卖国贼。
爱国还是卖国？
从2007年4月开始，延续两年多的娃哈哈与达能之争，是本土企业与外资最激烈的一次正面交锋。这次交锋甚至惊动了中法两国高层，频繁以穿梭外交试图化解此事。“达娃”之争外延广阔，其含义几乎涵盖了当今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宗庆后以民族主义大旗抵抗达能入侵，令人称绝的是外方达能的反击方法主要不是市场规则，而是挖出宗庆后妻女国籍和离岸公司的隐私，斥责宗庆后不配举民族主义大旗。
“达娃”大战伊始，宗庆后首先动用民族主义大旗进行舆论攻势，而后又向商务部与国家工商总局递交《关于请求对达能公司破坏我国国家经济安全进行审查》的申诉报告，将“达娃”之争抬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层面。活学活用的达能照搬宗氏拳术，将宗庆后妻女国籍、离岸公司、偷逃巨额税收等隐私被一一挖掘。每到博弈的关键时刻，就会有爆料人士向外界公开宗氏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