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受到口惠而实不至、无伤大雅的优惠政策，纵观30年改革史，民营企业一直走在国有企业与外资夹缝中，未能获得广阔发展空间。
在与国资的30年博弈中，民营企业发展史几乎是一场英勇卓绝的诺曼底登陆战，至今，民营企业依然没有真正登陆；而以对民营企业不公为代价壮大外资地盘，是对内部竞争体制的摧残。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市场化改革之门。市场化改革是解放生产要素的过程，这个过程，从纵向看，是出台政策、解放生产力、理顺价格，按市场方式为商品定价的过程；从横向看，则是通过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各方力量的激烈博弈，形成各方认同的游戏规则的过程。
中国有企业业改革的实践有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在传统国有企业内部建立市场机制的努力，无论是当初的放权让利，还是如今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目的就是在不改变产权性质的基础上，让国有企业建立起市场机制。这一努力目前仍在推进的过程中。二是向国有企业之外的民间资金开放市场。
向民营企业开放的过程，基本上与国有企业市场化、提高效率成效不彰的过程相咬合。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努力并不十分成功，使中国市场有了民营企业越来越开阔的容身之地。例如，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报告还提出，国有经济要实行战略性转移，有进有退，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策步骤虽然稳步向前，但在实际操作中，封锁之事层出不穷。2005年2月24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非公经济36条”。文件明确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垄断行业、公用事业以及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其他行业和领域，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文件”。民营业主兴奋至极，认为这预示着民营企业的春天真正到来。
然而，时隔仅仅一年，民营企业人士就开始呼吁“非公经济36条”需要细化，要撤除垄断行业的“玻璃门”。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对此的理解是：文件上的政策要最终转化为社会的直接感受，至少需要5年时间，有些甚至需要10年。铁路等行业说向民资开放，但铁路主管部门需要的只是民营企业出钱，而不让其有任何管理权，当然受到冷遇。第一条民资入股的常衢铁路无疾而终，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由于遭到产权不确定的巨大打击，业已全面退潮。
撤除垄断行业准入樊篱，10年够了吗？不够。2007年，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称，中国建成13个大型煤炭基地的战略将提速，并指出，大型煤炭基地的建设要与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的组建同步进行，形成5~6个亿吨级生产能力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和5~6个5 000万吨级生产能力的大型企业。为了确保这13个大型煤炭基地建设成功，国土资源部官员表态，将采取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兼并改造中小企业、严格市场准入、加强采矿权管理等有力措施，力争到2010年实现大型煤炭基地内，小型煤矿的数量比现在减少70%，到2015年小型煤矿基本退出。显然，除了国家支持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一家民营企业有与垄断型资源企业相抗衡的实力。
不只在煤炭行业，在钢铁、铝、汽车等行业，相似的高门槛、有阻止民资之嫌的规划（不是政策）早已写就，这一在市场化改革之后再度排挤民资的过程，被形象地称为“二度国有化”过程。例如，在石油领域，由于新制订的行业准入门槛奇高，油源受控，民营批发油企、加油站纷纷关闭，或者转卖给国有企业。
虽然各级政府不断宣称民营企业的重要性，在解决就业、占据GDP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事实上地方政府对于国有重大项目的争夺空前激烈，和对外资500强企业的争夺交相辉映。
明放暗收的“二度国有化”现象，使民营企业生存空间收窄，极端依赖官员对于政策的自由裁量权。这成为民营企业恐慌之源。一些民营企业甚至采取出让股权、引入国资的逆向改制以求自保。2004年4月10日，天津泰达集团（国有企业）全额认购北京万通地产（民营企业）增发的3.08亿股股票，成为万通地产的第一大股东。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说：“我们希望有这样的投资人……不仅有货币资源的优势，还应该有跟我们行业相关的土地优势。”
上述“二度国有化”是在中国经济摆脱资源约束、尽快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出现的，在对民营企业的原罪声讨后发展到高峰，居然赢得了不小的市场。有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与产权结构无关，只要套上一个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只要套上信托责任的紧箍咒，就可扭转乾坤。这一思路加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隐蔽的内部利益输送，使国有企业叠加市场成为“市场化改革”的主流模式。国有企业由此吸纳了社会大部分资源，垄断了几乎所有的上游行业，扼杀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30年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虽然有长足进步，国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外汇储备从几百亿美元到如今的接近两万亿美元，但遗憾的是，在强调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有关机构和部门对市场的理解却日益狭隘，局限在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与引进外资的先进经验，而忘记了市场化的根本意义在于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包括能源、资金、税收、法律法规等所有资源的倾斜式分配，央企、地方国有企业、大型外资获得了制度性的输血，内生的竞争基础被破坏殆尽。
习惯了不公平的待遇，习惯了不利的竞争环境，民营企业与政界的关系变得十分奇特—谁也离不开谁，似近实远，似亲实疏。民营企业无法以纳税人的身份求得各方普遍的认可和尊重，在法律框架下获得名正言顺的生存权，导致市场更为倾斜，终于在2007年内部紧缩政策与次贷危机的刺激下，演变成民营企业火烧连营式的亏损大恐慌、生存大危机。这既是对民营企业的考验，更是对市场化道路的严峻考验。
中国民营企业的新教伦理
一些民营企业开始形单影只地创建自己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他们的伦理说白了是一帖旧药，即恢复政商沟通，以获得政策与文化的创建者身份，最终可以消费政策与文化。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2007年年初在《中国有企业业家》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跨越历史的河流》的长文，可谓新式资本家的全面告白书。其中流露的民营企业家完整的哲学观，如此严密如此切合现实又如此曲折婉转，让人不由为之慨叹。
此文如此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是突显了中国本土企业家对当下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以及对今后经济路径的可能选择。在冯仑眼中，民营经济面临三条大河：不能回避又如履薄冰的政商关系；搞不清“天使与骑士”还是“打劫者”的外资；甚嚣尘上的原罪论。
面临政商关系，民营企业家的态度是积极合作，充当国有资本的附属和补充，冯仑选择了民营企业家可以学习的模本—虞洽卿、荣毅仁与王石。不难看出，这三者之乖巧顺服都符合与政治家的关系上“择高处立”，以及与政治家“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无私耶是以成其私”的传统智慧。面对拥有巨大资本规模与丰富管理经验的外资的两面夹击，要想摆脱成为的代工者、外资品牌营销者这样的第三梯队的宿命，冯仑开出的药方是“师夷长技”，尽快学会外资同样的企业治理方式和游戏规则与其同台竞技，通过自身资本结构的完善和公司治理的现代化，使之具有“国际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而要摆脱原罪束缚，首先企业家内心要摆脱禁锢，正视问题、依法经营、守正出奇，同时建立自身的“新教伦理”，用资本家精神取代传统商人精神，同时借助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全新格局，迅速改变思维方式和竞争战略，将企业全面融入新经济。
民营企业家开始重视自身新教伦理的问题，说明市场文化资源开始成为本土重要文化资源之一，受到了重视。事实上，建立新教伦理不只是民营企业家的问题，更是全体国民的大事，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不能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注定荆棘丛生，每走一步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与高昂的成本。
当欧洲的新教徒因遭遇迫害而登上五月花号之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漂向何方，如果没有一块可以接纳他们的北美新大陆，新教市场试验田也许就会淹没在旧大陆繁如蛛网的重重纠葛之中。因此，托克维尔看到美国式的博弈民主，虽然敏锐地看到其中的不同凡响之处，但并没有因此得出结论可以在自己的祖国进行复制。实际上，即便是中世纪最具市场精神的荷兰，也不得不在西班牙、法国、英国轮番的刀枪铁骑、战舰纵横之下屡屡败下阵来。
在中世纪的欧洲，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赤裸裸的海盗、战争、饥荒、农耕生活，如果以为发达的金融业成为多数人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那是放大了市场的基本面。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何现代真正自由的坚持数百年而不倒的自由资本市场只能在美国出现。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直到18世纪，经商赢利与法律等中介机构，仍然是上不得台面的绅士谋生之道，虽然此时据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
可见在一块传统文化、传统经济方式积淀深厚的土地上，改变经济发展与文化观念是多么的难。对于中国的企业家而言，他们并没有如此幸运，能获得一块地广人稀的新教试验田，而殖民地主人以放羊的宽松方式进行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只能承认现实，向既有的强大传统与占取社会资源的经济主体妥协。所以毫不奇怪，我们在冯仑的文章中虽然看到了专业、职业经理人、全球资本市场、新经济等因素，但占据主体的重中之重仍是传统文化资源，如荣毅仁的“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赤裸祼的利益诉求被严密地包裹在温柔敦厚的儒家文化面纱之下。
仅止于此是不够的，传统文化的丰厚绝不只剩下“温柔敦厚”四字，还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样的积极市场文化资源。冯仑对资本家精神的定义让我们看到一线曙光，“资本家的精神实际上是创业者、投资者、资本家、社会资本家，追求一种创新、一种社会财富，现代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追求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对制度、系统对系统、专业对专业的阳光下的博弈关系”。光明正大的博弈，只能建立在传统资源与外生市场文化资源的嫁接之上，只有这样，中国的新教伦理才能真正建立。
中国有企业业家如此郑重地提出建立新教伦理的问题，说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市场文化资源开始成为本土下面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受到企业家群体的重视，只能说明目前的市场资源已经不敷所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有企业家创建本土新教伦理的自觉意识就弥足珍贵，如冯仑所提及的“守正”，抛弃商会传统商人精神的私与小，都是企业家反省之后的思想积淀，如果在反省基础上形成全社会的共同意识，中国的转型成本将大大下降，新教伦理才能建成有期。以冯仑或观点相近的企业家的一己之力，建成中国新教伦理无异于梦呓。他们只能建成向国有企业妥协的计划式市场伦理。
2008年11月，又一个炙手可热的民营企业富豪、资本玩家黄光裕接受调查，给金光灿灿的财富榜涂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从牟其中到黄光裕，这些中国富豪的行走路线，显示他们并未修成正果，在市场与权力的争斗、合法创富与非法创富两方面全面溃败。
中国民营企业家形象全部被掺上“三聚氰胺”，这肯定不是企业家单方面的失误，而是市场运行机制方面出现了大问题。任何一个从行政支配型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的经济体，权力都会成为企业家配置资源的润滑剂，但权力一旦成为企业家手中拥有的唯一权杖，总有反噬企业家精神的一天，这也就是企业家精神目前所显示的异兆，市场模式该有的创新与民主被企业管理中的军阀模式所代替，对于财富的追求与权力的追求密不可分、难分彼此，中国式的新教伦理迟迟未能开花结果，反而被宫廷阴谋与口号教导所代替。
中国的企业家除了喜欢阅读现代管理高手的传记外，大多还喜欢读盛宣怀、胡雪岩、政治领袖等人物的传记。后者是目前企业家的先祖，这些企业家生存于农业文明为主的环境中，面对的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样的朝廷与商人共同出钱、管理权尽归官员的资源配置与组织管理模式，这些企业家各傍一路政治力量，甚至成为张之洞、李鸿章等维新派官员的理财专家、维新顾问。他们让很多企业家赞不绝口，认为一卷在手可以尽知中国国情，关键在于，它还指明了管理公司、应对政商关系，获取社会资源的捷径。那样的英豪，是中国许多企业家心向往之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