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坚决支持国有企业资助养老金时，也表明了国资委对将国有股直接划拨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态度：“国资委比较倾向把这个额度换成钱，然后交给社保基金，不太赞同直接划拨股权，原因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还是要保持绝对控股。”在这一回应之前，中央党校教授王东京在文章中曾透露，“政府有意将国有企业在国内发行的股票，划转10%弥补社保金不足”。
2006年10月底，全国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高西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央企划拨的方式提出三种方案，包括在集团公司层面给予一定百分比的少数股份，或是划拨央企属下上市公司的部分股权，最后一种即上文王东京所说的方法，央企属下公司在A股新上市时，把相等于发行新股的10%划拨给社保基金。高西庆唯一认为不可能的是以现金形式划拨的方式，而这恰恰是李荣融支持的方式。
划拨方式争议难决的直接后果是社保基金亏欠越来越大，截至2005年年底，全国社保基金总资产为2 118亿元，3个主要收入渠道为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彩票公益金和境外国有股减持，基金规模每年增长仅为200亿元，以此规模不仅难补社保欠账，反而使欠账数量越来越大。中国养老金空账额达8.000亿元人民币之巨，并且每年还在以1 000亿元左右的规模攀升，巨大的养老财政赤字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肘腋之疾。前有空账之虎狼，后有人口老龄化之追兵。单纯依靠养老金投资是不现实的，前两年我国的养老金收益率甚至比不上5年期国债收益率，2007年虽托股市之福大幅上涨，但股市之花未必年年好，养老金收益则以安全至上。
各方对于国有企业红利是否应该划入社保并无疑义，央企的利润理论上属全民所有。国资委是出资人代表，代理履行国有大股东的义务，与财政部的央企预算编制的争议尘埃落定之后，国资委正大力在央企间以行政力量进行并购重组，积极建议红利用途，还提出打造大型资本管理公司。国资委是在参照淡马锡模式打造自己，与其把国资委视做一个政府特设机构，不如把国资委理解为一个大中华公司的CEO。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国资委频频表示把额度换成钱交给社保基金，因为，社保基金虽然是小股东、是战略投资者，却可能加大重组并购的难度，并因此而削弱国资委鲜明的公司形象。
央企资助养老金账户的划拨方式迟迟难定，关键在于对国资委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如果国资委坚持长期主控央企，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以及红利分配权等，在这种“政府公司”的模式下，社保基金只能成为央企红利的被动接收者；如果央企试图借助资本市场进行股权结构多元化的尝试，使央企摆脱一股独大、尾大不掉的状态，那么，直接划拨给社保就是最好的方法，是个治本的办法。
央企红利划拨社保的争论不过是最新变种，再次牵涉国资委身份以及国有控股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定位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各方谈判时间之长已超过入世谈判时间，却迄无头绪。
社保基金几次试错告诉了我们相对正确的方向：首先，从2001年的国有股以市值减持遭遇市场反弹来看，以任何理由违背市场化的基本原则、损投资者或者消费者之利补充社保基金的方式都不足取；其次，从垄断央企所激起的强烈舆论谴责来看，以公益性的国有企业身份行独占资源之实获取垄断溢价，进而将红利分配给社保的方式也不可取，那相当于在挖经济发展的根基，也让社保基金成为无源之水。
就此，起码可以明确国有企业资产划拨给社保基金的两条比较清晰的边界，即公益性原则与市场化原则。
要解决争议，只有从国有企业的公益性与资金运作的市场化两个原则出发：首先，要让国有企业收益为全民共享，体现出国有企业人民性的一面；其次，要提高资金运作效率造福于民。从这两方面衡量，将国有企业股按一定的比例（如拟议中的10%）划拨给社保基金，是比较好的选择。作为全民财产，国有企业以股权的方式让社保基金成为股东直接造福全体民众，在理论上顺理成章，也不存在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隐患。在H 股的股份划拨试验颇为成功，社保基金成为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与工商银行的战略投资者，没有形成国家控股权的旁落。
从市场效率的角度、从资本操作的成熟与规范而言，社保基金同样占有优势。原全国社保基金副理事长高西庆曾任证监会副主席，参与建立中国证券市场，社保基金会的机构设置中专门设立股权资产部，还长期聘任道富环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其投资顾问，在制定选秀模式及标准时，都参照了道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严格的风险控制系统，在人员招聘与境内外投资管理人的选择上，其专业性以及稳健的投资风格的取向颇受国际好评。
相对其他基金，社保基金运作较为安全。2003年和2004年间，社保基金设立了分支机构，并委托了10家国内的资产管理公司代其投资国内股市和企业债券，被业内称为稳健至上；2006年12月社保基金在全球范围聘任海外投资管理人，《华尔街日报》赞誉“以近乎无可指摘的步骤和效率先后完成了从筛选、缩小范围、面试、洽谈合同到确定最终人选的工作”。
应该警惕的倾向是，一些垄断央企不仅很少体现出其公益品格，反而因为种种理由长期享受高额垄断溢价，独占资本市场资源，与消费者和投资者为敌。如果继续以经济安全为由放任这些公司，在资源与资本市场形成一股独大，管理者迟早将被俘获，与企业结成牢固的利益攻守同盟：一方以经济安全、历史包袱重、改制需要成本为垄断企业辩护；另一方则继续以垄断福利、对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利益的漠视“回馈”社会。如此，国有企业性质逆转，既体现不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益性，也无效率，前景堪忧。国资委与央企需要市场意义上的制衡者，社保基金就是最佳选择，既不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又能对上市央企的损益情况进行有效实时监管。
按照2007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有权力要求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中央企业红利的上缴分三种类型：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5个资源性行业，上缴比例为10%，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缴比例为5%，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3年内暂不上缴。央企上缴红利已然是一大进步，但如此比例低到令人脸红。据报道，法国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缴50%，瑞典、丹麦、韩国等国家的国有企业至少要上缴税后利润的1/3甚至2/3。
央企在上缴2008年的红利之前已经向政府要了一笔钱。由于央企遭遇寒冬，政府向央企注资隐性补贴层出不穷，第一轮政府注资投向亏损严重的航空公司，2008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向电力企业共注资126.7亿元，中国移动采购TDS-CDMA设备获得国家财政的支持，成品油价格逆势上涨给两大巨头隐性补贴。
央企上缴红利，不过是拐了一个弯，先用补贴拿走钱，再用红利的形式回到财政部，纳税者恐怕最终一分红利都看不到。按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规则，实行预算、收支两条线，使用时由财政部从国库直接拨付给企业，国资委有建议权。红利从各央企利润中扣除，使用时国资委与财政部左口袋进右口袋出。如果不纳入公共预算，相关部门可以自说自话，建立国资经营预算意义何在？就是为了在央企内部建立逆向的激励机制，让赢利企业补贴亏损企业吗？
从公益性与市场性两个角度，国有股划拨社保不应存在障碍。虽然社保是涉及中国经济及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大问题，需要慎重从事，但时间过于漫长—问题就此成为，我们有什么有效的程序可以将部门争议转化为有效的、科学的决策？
相比于国资委漫漫淡马锡之路，国有股直接划拨给社保效率要高得多。对于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保之间的关系，也重要得多。
医改不妨引入医疗券
医疗改革是全民保障的基本环节，没有起码的医保，难言社会保障。
在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全民大讨论后，2009年4月7日，中国政府终于出台了耗资8 500亿元人民币的医疗体制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表示计划将为13亿中国人获得平等的基本医疗服务打下基础。根据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11年，中国政府将把巨额投资用于全体国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公共医疗服务。除此之外，政府还将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改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基本医疗保障终于被承认为全民应享的公共服务，这是一大进步。历经数年改革向何处去的全民大讨论，在房地产、医疗等引发巨大争议的领域，新型改革路径尘埃落定。方向就是，政府承担提供公共产品职能，根据现阶段条件，确定公共服务从初级到高级的实现阶段。
此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亮点就在于此，首次明确政府对于公共医疗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致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已经意识到，不建立公共服务体系，所谓经济的转型、拉动内需就是一句空话。改革至此，社会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浑然一体，很难单兵突进取得成功。房改方案与医改方案预示了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对中国未来关切者绝不会忽略如此重要的信号。
改革的具体步骤是，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普及，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取得突破，明显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
2011年、2020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2009年3月30日，“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确定，3年内解决750万户城市低收入家庭、240万户林区垦区煤矿等棚户区居民的住房困难。6天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指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很明确，2011年是我国基本保障制度的建立期，到2020年是完善期，同时，也是人民币汇率彻底市场化的关键时刻。一场大战已经打响，人民币、央企等经济改革、基本保障制度为标志的社会转型，两路作战，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说中国改革进入深水期，毫不为过。
要建立新医改方案所提出的基本医疗保障目标，除了要给予城乡居民最低保障、使每个人都享受同样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之外，关键在于允许资金、资源有畅通的流转渠道。
据统计，我国80%的医疗资源在城市，而城市里80%的医疗资源又在大医院。我国有1亿多农民工背井离乡在城市打工，如果基本医疗保障无法流通，他们在农村获得的新农合补助不知道补到了谁的头上。如同中国社保不能异地转续，造成农民工异地打工企业所缴部分被“没收”，造成社会资源与行政资源双重浪费。
市场经济越发展，跨区域就业越多，目前社保、医保不能异地转续，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是我国城镇化、市场化过程中的巨型拦路虎，这一问题不解决，以户籍为限、画地为牢的局面就难以破解，所谓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一句空话。
所幸的是，政策业已明确，我国将改进医疗保障服务，推广参保人员就医“一卡通”，实现医保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做好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城乡医疗救助之间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