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上市的国有企业高管按理应该受到股东大会、董事会和薪酬委员会的共同监督，国资委一度把国有企业上市与健全的董事会制度、建立外部董事与独立董事当做约束内部人控制的法宝。事实证明，这种设想只是一相情愿的美梦，薪酬委员会、独立董事等等不过是橡皮图章。曾多次参加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国都证券范国平认为，高管薪酬形式上都通过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但中小股东没有真正的决定权，实际上变成了管理人自定薪酬，能定多高定多高。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决定权仍然在大股东各级国资委，管理上并不完善。
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为了改变自己的“人民公敌”形象，将自己的薪酬从2008年的6 600多万元下降到2009年的零薪酬。2009年2月25日，中国平安申明：2008年，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将以不领薪酬的方式，与公司上下及全社会一起共渡难关。上述薪酬范围包括：底薪、期权、奖金等各种形式的个人收入。强调中国平安一贯坚持、并将继续坚持绩效导向的薪酬机制和国际化人才机制。
很多上市公司高管零薪酬、1元薪酬，除非是当初的协议中有惩罚条款，或者通过程序与董事长重新签订了薪酬合同，否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依据何在。今天可以为共度时艰撕毁协议，明天也可以因为股市高涨发天价薪酬，不尊重协议与程序，所谓绩效导向的薪酬机制与国际化人才机制不知如何体现。难道是对内一套，对外一套？对内血汗工厂，对外遵章办事？
马明哲之所以此前坚持高薪有理，显然是因为协议规定他理所应得。中国平安2007年年报显示，中国平安连续第二年成为最贵A股高管的聚集地。平安前两年的高薪得益于资本市场，虽然400万元底薪与普通金融机构持平，但资本市场的高涨才是真正的原因，马明哲的薪酬结构中，93%是奖金与期权。中国平安的高管高薪大多来自于此。
设立期权是为了让高管与股民拥有共同的激励机制，大家利益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资本市场以疯狂的上涨让高管高薪拥有足够的理由。但就在高涨之时，中国平安却在冒巨大的风险向海外投资，在内融资再融资，虽然平安拉保效率很高，扩张金融帝国版图野心很，但一次失误就让中国平安捉襟见肘。因此，人们质疑马明哲高薪，其实在质疑平安的薪酬体制有问题，中国的资本市场激励机制设计有问题，使高管的薪酬成为孤悬于普通投资者之上的利益输送管道。
统计显示，国有企业高管年薪高低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仅为0.4，相当多的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无关，不少公司高管薪酬在公司利润下降时还在上升。中国平安虽然不是国有企业，但在薪酬安排上却有国有企业的流风余韵。
如果说马明哲高薪或者零薪酬不合理，曲线成为平安第二大股东的郑裕彤还不是通过资本运作获得了600亿港元的收入，两年前加盟的中国平安首席投资官约翰.皮尔斯还不是拿钱才走？资本市场的漏洞既给马明哲们提供了造富机会，也让他们动辄得咎。
或者天价薪酬，或者零薪酬、1元薪酬，薪酬体制“妖”得厉害。他们或者以破坏规则的道德优势诱惑民众，或者压根儿认为企业就是自己的，拿不拿薪酬是一回事。如果薪酬机制不合理，唯一的办法是重新订立薪酬协议，取得各方谅解。圈钱的时候往死里圈，作秀的时候往死里作，天价高薪与1元薪酬的上市公司有公司治理结构吗？
难道国资委的业绩考核也是橡皮图章吗？客观地说，各国有企业对于国资委这个婆婆还是非常害怕的。表面上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挂钩，高管薪酬与每股收益、营业收入、净利润指标都显著相关。2007年，国有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均值是民营公司的5倍多，约58%的收入增长速度也高于民营公司的20%。面对下属千差万别的企业，长袖善舞的国资委同样要面对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他们无法建立客观公正的数据，由独立的统计机构一一统计各公司成本，更无法随时进行审计，大多数时候，还是要由下属公司上报数据。准确性就得打个大折扣。
而且，国资委只管理到100多家央企负责人的薪酬，不包含集团公司下面的二三级央企，国资委只管集团公司高管，二三级企业是由董事会等决策，很可能出现子公司薪酬高于母公司的情况。
民众更在意的是，中石油与中石化等公司成本究竟有多少？他们的好业绩究竟有多少是靠政策、靠排挤竞争对手、靠游说上级主管部门提价得到的？推翻在经济总量中占比日益增加的国有企业模式是不现实的，国有企业需要市场化，需要建立正面的激励机制。
改革的关键，是恢复国有企业高管的职业经理人身份，让国有企业高管脱离行政体系职位与公务员体系，这项工作开展的越快越好。否则，不管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机制如何改革，不过是为披着企业家外衣的公务员们多条生财之路罢了。只有确保国有企业高管是职业经理人，才能按照市场价格、以国际平均业绩水准、以公司以往的业绩为参照，为职业经理人们定个大致公平的价格。如果这一条不能改革，国有企业高管仍兼高官身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将永远是社会创口。
公开国有企业高管的实际收入至关重要，傅成玉等人的“实际收入”到底有多少，按照法理应该由国资委这个出资人代表向全体国民公告，接受全民监督。及时与民众沟通，说明制订薪酬的理据。只有杜绝灰色收入，谈实际收入才有价值。否则，实际收入也好，名义收入也罢，一本乱账，迫人造假，骗人骗己。
幻想大众都是受迫害的偏执狂，一味与国有企业高管作对，显然是陷入了另一种偏执，于国有企业改革有害，对于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是一种倒退。任何顺利的改革都会善对民意，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改革也不会例外。
用国有企业股权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体系
公共财政的二次分配是政府的主要职责，鉴于以往重发展轻公平的取向使目前的改革陷入瓶颈，政府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体制，提出再分配政策是对以往政策的纠偏，也是政府逐步从经济发展主体的角色回归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努力。政府不是经营者，或者说主要不应该是经营者，而是公平的管理者，秩序的维护者以及公民的救济者。
提高社会保障减少经济压力是明智的选择
以下事件值得密切关注。
2007年6月20日、28日和7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分别在江西南昌、江苏镇江和甘肃兰州三地主持召开了全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的东、中、西部三个座谈会。吴仪在会上宣布，“为实现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目标，国务院决定，加快建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200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出席有关会议时宣布，中国开始“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他称此举“是党中央国务院顺势而为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广大农村群众殷切期盼的一件好事，是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所办的一件实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7年7月21日在考察时强调，建设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整个医疗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方案设计、制度建立、体系建设都要遵循公益性的原则。
教育、医疗、住房领域保障性与市场化的混淆，使部分民众把市场化视做价格上涨、社会保障程度下降的同义语，严重滞碍下一步改革进程。医疗、教育与住房是保障体系中的三个核心组成部分，以往正是在这三个方面政府公共身份的缺失，导致国民的消费信心大幅下挫，政府信心大减。
公共财政用于公平的二次分配，是政府角色向正确方向的回归。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各界一直纠缠在人民币升值与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中不能自拔，深层次原因是人民币面临对内对外两套定价系统，对外升值，而对内面临贬值压力。
政府以提高民众福利的方式，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最明智的减压方式，内部压力一旦减少，升值压力自然降低。为民谋利的重要性先于外资与垄断企业的利润考量，既体现了政府的职责，也表明了经济方式的变迁，以降低生存标准为前提的原始发展路径将不再受到推崇。
公共财政的二次分配已成为中国改革的核心领域，不论是政府角色、国有企业改革、最低工资，所有的领域我们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在2009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一串数据：5年来，坚持实施和完善积极的就业政策，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金5年累计666亿元。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全面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平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1 000多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00万人。基本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完成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在劳动力总量增加较多、就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保持了就业形势的基本稳定。
全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5年累计1.95万亿元，比前5年增长1.41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2007年参保人数突破2亿人，比2002年增加5 400多万人；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扩大到11个省份；从2005年开始连续3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中央财政5年累计补助养老保险专项资金3 295亿元。2007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8亿人，比2002年增加近1倍；88个城市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断完善，已扩大到全国86%的县，参合农民达到7.3亿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积累4 140亿元，比2002年增加2 898亿元。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逐步提高。2007年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这是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一项根本性制度建设。社会福利、优抚安置、慈善和残疾人事业取得新进展。抗灾救灾工作全面加强，中央财政5年支出551亿元，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得到妥善安排。
公共财政的再分配只是第一步，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建立公共财政透明的监管体系，以及绩效考核的刚性约束，让民众在再分配之前就能对公共财政目标做到心里有数，这样，一个法治化的公共财政体系才能建成，财富的再分配才能在现代公民社会的意义上，而不是官方恩赐的意义上，得到全面而正确的解读。
有经济学家担忧，再分配容易诱发消费品价格上涨所引发的通货膨胀，这有二十几年前改革初期的消费型通胀可资佐证。撇开消费品上升与投资过热，我们应该看到在目前的经济结构下，通货膨胀已经以实物与资产价格的上升悄然发生，治疗这一通胀最好的办法，是政府进一步的改革，妥用市场导向使生产效率高的企业脱颖而出，以效率抑制通胀，而不是以低工资缺乏消费能力的群体来抵御通胀。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必须从市场主导地位尽快脱身，建立更多的高效企业提高公共财政，而不是将公共财政的增长点依附于畸形的地产与垄断国有企业身上。
国有企业收益理应划拨给社保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缺口上万亿元，以什么资金补充社保欠账向来存在争议。国资委坚决反对将国有企业股权划拨给社保，而同意将国有企业红利转让给社保。
自2000年9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成立伊始，国有企业收益以何种方式划拔给社保？争议延续至今，尚未有各方都接受的具体方案。
政府对补充社保基金高度重视，2001年国有股减持补充社保基金遭市场否决被迫停止；2002年6月，国务院作出决定，向全国社保基金划拨非上市国有资产；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决议》里正式提出采取多种形式，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2004年9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包括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和社保基金会等部门组成的划转工作小组。但在如何执行的操作层面，各方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2006年上半年，有两份关于国有股划拨补充社保基金的报告上报国务院：一份由社保基金理事会、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证监会起草，主旨在于更快推进国有股划拔社保一事；另一份报告由国资委起草，主要是谈国有股划拨社保基金后给国资管理工作带来的困难和问题。国资委倾向于以国有股减持或者直接将国有企业利润额度变现的方式划拔给社保基金，而社保基金及其他部门的意见却相反，希望能够直接在境内资本市场IPO时划拨10%股权，由社保基金遴选专业公司进行资本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