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8年3月20日，次贷危机风险曝光，平安董事长马明哲还表示：这笔投资与中国平安的长期发展战略非常吻合，将给中国平安带来较高的财务回报和稳定的现金流，让中国平安朝着保险、银行、资产管理的“三大支柱”战略架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直到2008年10月2日，收购案才正式宣告中止。平安用金钱实力表达了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渺视，巨额亏损正是对平安无理由藐视市场的报复。
招商银行是中国经营最好的银行，却在海外并购中犯了冒进之失。永隆银行在香港占0.9%的市场，远未达到占据本地市场10%的收购底线，对于招商银行拓展香港业务没有什么太大助益，永隆银行的主要客户是当地私营中小业主，不是这方面的业务领先者，招商银行与之进行业务整合，必须重整永隆业务、吸引人才。
为了收购永隆银行，招商银行发债300亿元，如果存贷差固定，那么300亿元现金贷款利润大约在39亿元人民币，而招商银行发债每年支付约12亿元，永隆银行处于亏损状态，不出意外，招商银行还将投入巨资用于并购后的整合与业务开拓。
海外抄底有几个标准：成本最小化，除非避税、转换利润形式，一般不使用巨量现金并购；业务有机整合，比如有助于开拓本行业务薄弱的中间业务等；并购时处于市场低价期。反观我国的一些抄底行为，有违上述基本规则，对于本行抵御市场下挫有莫名其妙的盲目自信，抄底后如何整合业务心里没底。
中资金融机构的金融机构股权投资、外汇交易浮亏纷纷曝光，这不是一时得失，从总体上说明中资金融机构在交易中的市场感觉与国际金融机构还差得远，中投投资黑石，在全球金融危机大爆发的前夜，招商银行收购永隆银行，对于永隆银行的市场占有率评估过高，所有这些，都有违市场的公平、风险回避原则。市场低迷期海外抄底没有错，但市场定价的失误，抄底抄出天价，不是市场判断失误，就是利益输送，不可能有其他原因。
我国目前面临的发展阶段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必须以实体经济立国，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市场经济的深入，是实体经济的转型，从制造业的低端跃上中高端。不同的国家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各不相同，美国、英国是金融创新大国，德国、日本都是先进制造国，特点就是银行的间接融资远远高于直接融资，金融衍生品市场不发达。我们不能被忽悠得认为中国在现阶段必须成为金融衍生品大国。
金融大国，不一定是金融衍生品大国。企业家需要的并不是花里胡哨的金融衍生品，而是高效率的、与各类企业规模匹配的市场化的金融机构，这样企业才能得其门而入。如果说创新，这方面的创新才是最重要的、符合市场所需的创新。而美国的那些资产证券化产品，对于我国的企业与投资者基本属于中看不中用的滥竽，除了盘剥之外很少起到实体经济的固本作用。
制造企业受升值与紧缩双重之害
2008年的人民币升值与高息，是制造企业无法承受之痛。
中资金融机构对国际市场的隔膜，甚至中国宏观经济的冷热不调，一定程度上都与人民币汇率、利率失当有关。
2005年7月21日，我国启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参照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2008年7月21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3周年。据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突破1.8万亿美元，7月2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6.8271元人民币，以此计算，3年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已超过21%。2006年5月1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达到1美元兑7.9982元人民币，这是中国2005年7月21日实施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首次突破8：1的关口，人民币开始进入“7时代”。2008年4月7日，人民币对兑美元突破7.01；4月10日，人民币汇率进入“6时代”。金融危机打乱了步伐。
我国汇率体制因应出口型经济体系而生，主要与美元挂钩，这导致人民币的度量衡失去准心，跟随美国经济而不是中国经济变化。随着内外经济增长的不匹配，必然导致压缩内需替美国消费者买单的后果。
如果说以前屈从于强势货币是为了经济起飞不得已而为之，从2007年开始，通胀压力越来越严重，资产、资源价格严重扭曲。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实行普遍的出口退税补贴，使高耗能、附加值低的产品与企业拥有一席之地，企业在错误的激励机制下盲目发展，形成了自我强化的产业链条，我国的制造业、就业都被捆绑在低端出口上，许多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
我们早已饱尝用失衡的货币之尺度量商品的苦果：国际热钱热情追逐人民币资产，资产价格上涨，实体经济受压。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中国压低工人工资、资源价格以廉价商品换取的外汇，被斥为输出通缩，而换回的外汇与购买的美国国债急剧缩水。仅仅花了5年的时间，中国外汇储备从3 000亿美元上升到15 000亿美元，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国内货币流动性急剧扩张，货币升值压力更大，内部通胀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被牢牢锁定在出口导向与投资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上。
出口企业创造的外汇越多，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就越大，形成单边升值预期，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热钱，经济与货币风险越被人为放大。所有这些，明白地释放出一个信号，我国的货币政策已出现严重问题，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安全。由于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央行不得不如同勤劳的“长工”，不断发债冲销流动性，央行跟在美联储身后亦步亦趋。
我们付出了血汗，却收获了一堆随时可能贬值的纸。
人民币升值面临外部压力。2005年，蒙代尔先生在北京开幕的“2005年诺贝尔获得者北京论坛”上，列举了目前人民币升值或实行浮动汇率制对中国和世界的12大危害，包括延缓人民币可兑换化进程；造成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使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恶化；不利于改善就业形势；加剧中国农村通货紧缩；人民币突然升值会让外汇市场投机者获益；影响中国税收；不利于香港；不利于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影响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影响中国在东亚的货币领导地位。其中一些危害如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影响中国税收等有些捕风捉影，影响中国在东亚的货币领导地位属于无稽，而蒙代尔提出的最危险的主意是让人民币资产可自由兑换。果真如此这将是中国经济崩溃的开始。
蒙代尔先生开出的药方只是拖延了人民币升值的时间，却不能让人民币汇率就此固定。他无法游说国际金融界与美国政府同意，同样无法让人民币基础货币停止增发。
汇率改革遇到的阻碍也来自内部。一些人提到汇率改革就想到亚洲金融危机，并且以一套陈词滥调的对冲基金阴谋论吓唬当局，吓唬投资者。这套说辞虽然动人却未必是真相，亚洲金融危机成因复杂，并不主要是汇率改革的过错，德国与印度的汇率改革能够成功，不是阴谋论能够解释的。
反对汇率市场化的人士常常忘记，一国的经济发展应首先立足于国内，无论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否存在，压力有多大，人民币汇率升值只能有两个标准，即是否有利于本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福祉。以往我们曾陷入两个误区：一是有意抵抗外界压力，认为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不应向外界压力屈服，这实际上是内心虚弱的表现；二是认为人民币汇率弹性区间扩大将严重挤压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进而产生国内严重的就业问题，损害正在推进的城市化进程，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能力不自信的表现。
说得更直白一些，人民币汇率的主动权并不在央行手中。随着次贷危机爆发、深化，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暴露于国际货币的强大火力之下，虽然国内仍有很多学者反对升值，但美元的贬值意味着人民币只能大幅升值。
有一组数据可以印证人民币汇率的被动升值性质。在汇改之后的三年当中，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分别为1.6%、5.4%和10.8%，同期美元指数的贬值幅度分别为3.37%、6.57%和10.2%，美元贬值与人民币升值几乎对等，可见人民币升值紧随美元之后。另一组可资佐证的例子是，人民币名义汇率上升，但实际汇率保持稳定，对一篮子货币中的英镑、澳元等依然从中能保持稳定。这说明美元对国际主要货币贬值，人民币除对美元外，对其他主要货币稳定，升值的速度与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持平。结论很清楚，本轮全球主要货币汇率上升，主要是因为美元贬值，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为美国次贷损失买单。“9.11”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通过货币升值的方式买过一次单，现在是第二次。
人民币升值是国际压力的产物，中国不能独自顶住压力坚决不升值，除非中国回到闭关锁国时代。但央行的错误在于，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同时在国内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使企业承担不可承受之重，造成沿海地区制造企业的普遍困境。
中国出口主导的制造企业的利润都在6%以下，正是人民币半年升值的水平，仅人民币升值一项就吞噬了出口企业所有的利润。央行实行的货币紧缩政策，与其他融资方式的匮乏，迫使企业到民间信贷市场寻求高息借款，相当于向企业征收一笔月息5分左右的高额信贷税。
在人民币汇率升值途中，有双重过失：一是升值滞后造成错误的激励，使企业缺乏创新、减耗动力；二是人民币升值与信贷紧缩狂飙突进，不顾企业承受力盲动躁进，造成无论是否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企业都挣扎在停产边缘。央行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上存在显而易见的错误，但并不是因为允许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而是汇率机制调整滞后，在2007年下半年人民币快速升值的背景下实行信贷紧缩政策，使企业不堪重负。
为保持汇率的稳定，我国利率也被美国掣肘，人民币发行体制缺乏明确的目标。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货币发行机制分类，基本上分为三类，欧盟以共同条约的形式规定了货币投放的方法和标准，比较著名的就是“三驾马车”理论：如果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三个指标在预先设定的范围之内，就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如果高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紧缩政策，减少货币投放量；如果低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扩张政策，增加货币投放量。
美国的货币发行掌握在美联储与华尔街的手上，美联储根据就业、通胀等数据发放基础货币，华尔街根据资产品价格的涨跌，投放或者回收相应的虚拟美元。当房贷证券、债券出现严重的定价失误时，华尔街的货币发行体制崩塌，全球陷入紧缩以适应美联储基础货币的投放量。
以日本为代表的用汇率来发行货币的机制，也就是盯住美元机制，这一办法在外向型的小经济体能够奏效。阿根廷、我国香港等地的货币局制度一度收效甚大，但一旦经济体过大仍然采用这一模式，就会陷入如日本一样的衰退20年的悲剧。日本无法根据国内的经济情况自主调节货币，只能依靠政府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基本上，只能唯美国经济马首是瞻。如果中国能够取代美国的进口地位，日本当然可以找到救命稻草。问题是，人民币现在同样唯美元马首是瞻，这就决定了东亚经济体的被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