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银行低价出售自己的3年认股权，等同于在战略上做空自己未来3年的股票，在建设银行大力推行上市之时，这种做空自身的行为令人费解，既缺乏战略眼光，也没有技术支撑。如果建设银行自己都不看好自己，谁能看好他们？低价出售正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唯一能让低价出售者感到安慰的是，引入外资可以行战略性改革的乐观论调，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目的就是引进核心技术，与花钱买技术的策略如出一辙，如果真引进了境外机构的市场治理结构、产品设计与销售，以净资产出售确实情有可原。
引进国外的技术与人才，是个非常诱惑人的烟幕弹，以发展趋势看，基本上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我国的金融机构改革走了一条引资引技之路，而刻意忽略境内竞争市场的培育，同时外资的股权比例又不足以让外资银行花大力气倾囊相授。建设银行为解开贱卖金融资产的心结，一直在开列美国银行对建设银行的功劳清单。按建设银行招股书中的披露，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曾签订独家协议，美国银行在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及管理等7个领域向建设银行提供战略性协助，并为此向后者派驻约50名人员。据称，美国银行参股后，围绕建设银行的发展战略，双方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信用卡、个人银行业务、全球资金服务、信息技术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战略协助与合作，共启动26个协助型项目。
国有商业银行技术性破产，不能证明引资定价的正确，引入外资后资产负债表的改善，外资与国内纳税人、A股投资者的功劳也得分别计算，而不能一股脑儿地算到外资的头上去。为什么国内大型银行上市后坐上了世界十大银行的三把交椅，还不能向零售银行与中间业务转变，利差利润仍然占据大头？这中间显然有个中国现阶段的市场化与先进的管理接轨的问题。
引进人才与技术并没有让人看到建设银行自身市场化的努力。建设银行从低价出售期权中得到了什么？50人团队的技术支撑？如果以美国银行区区50个人就能让建设银行增加上万亿元的资产，美国银行本身的市值应该等同于数百个中国建设银行，也不会落到次贷危机的陷阱中不能自拔的地步了。如果建设银行突发奇想找国际猎头公司寻找50个国际金融人才，费用大概不会比1 000亿港元更高。如果美国银行那50位技术智囊真有那么大的本事让建设银行起死回生，那么，央行还是索性把控股权让渡给美国银行，或者将所有管理层换成美国银行的人比较靠谱。美国银行提供技术与管理服务？建设银行是否有必要向所有投资者解释一下，当时是怎样为美国银行提供的该项权利估值的？难道是像商贩一样以一口价论堆卖白菜？辩护者只是泛泛而谈。建设银行的性质会因为国际化而改变吗？他们仍然步履蹒跚，在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之间挣扎。
金融业的开放使外资银行直接在中国境内开设法人行更加划算，虽然美国银行承诺不在中国开展业务，但实际上在暗度陈仓。双方合资成立的信用卡公司有望在上海开业，双方按照75.1∶24.9的比例出资设立的建信金融租赁公司已经成立。对于美国银行而言，一旦金融业放开，在中国的信用卡与金融租赁市场就能有宽阔的立足之地。
通过廉价出售股份，有关方面希望借美国银行之船使建设银行扬帆出海，进行海外业务布局。2006年8月，建设银行公布收购美国银行亚洲100%股权，作价 97.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银行亚洲2005年年末净资产的1.32倍。通过持股美国银行亚洲，建设银行完成在澳门、香港、澳大利亚的布局，同时拥有保险、证券、银行等全业务，海外零售银行业务获得长足发展。建设银行可以以此为借口，认为自己与美国银行之间是公平交易。但建设银行出售母公司股份与美国银行出售战略调整的非核心资产价格相当，很难说是笔公平的买卖。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机构此前的出海机构的价格显得高不可攀。
美国银行得到大利，建设银行说自己同样获利多多，而代表财政持股的汇金公司也获得了不菲的收益。
到底谁受损了呢？成本由谁承担了呢？无疑是全体纳税人与A股投资者。他们承担了核销建设银行呆坏账的成本，使建设银行股价有了起飞的平台；所有其他以高价买入建设银行股份的股东：一旦建设银行的财务数据出现风吹草动，他们就得作好兜底的准备。另外承担隐性成本的是所有不能进入金融行业的国内资本，他们没有市场参与权。只不过，这些损失如此隐蔽，以至于大家以为损失并不存在。只要建设银行财报继续花团锦簇，表面上所有人都是受益者。也就是说，如果建设银行效率提高所得收益大于美国银行收益，那就是好买卖。但下结论为时过早。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所说，我国银行都没有经历过经济下行周期的考验，70%以上的收入来自存贷差，还是靠政策吃饭。对于国有控股银行的自我表彰，多一些冷静总归没错。
如果说在2008年外资金融机构基本未兑现之时，中资金融机构成为提款机还只是账面游戏，但到2008年底，中资金融股被外资大举抛售，则坐实了账面赢利。
从2008年12月31日开始，中国金融机构遭受暴风雨般的减持考验，外资机构投资者折价大笔抛售股份：瑞银于2008年的最后一天抛售了33.78亿股中国银行H股，美国银行2009年1月7日抛售56.2亿股建设银行H股，同日，香港李嘉诚基金配售中国银行20亿股股份。与此同时，坊间传出苏格兰皇家银行也将加入减持行列。事实上，早在2007年11月，淡马锡就曾先后减持10.8亿股中国银行H股及2.8亿股建设银行H股，据估算获利在30亿港元以上。那些焦头烂额的外资机构都将抛售中资银行股，以解燃眉之急。
抛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股市如此低迷期，抛售者都获得了不菲的收益。瑞银以较中国银行1月7号收盘价2.12港元折让12%的价格，向15位投资者出售股份，获得资金8.08亿美元，约获利3亿美元，回报率超60%；美国银行折价12%以每股3.92港元出售56.2亿股建设银行H股，一次性获利约11.3亿美元，获利40%以上；香港李嘉诚基金以每股1.98~2.03港元的价格，配售中国银行20亿股股份，配售价较当日收盘价折让5%~7.5%，账面净获利最高达18港元，相对于约1.13元每股平均成本价，回报翻番。
受套现困扰的中资银行股开始反弹，以显示外资减持并不可怕。鉴于中资金融股在抛售压力下反弹，且H股反弹幅度大于A股，划拨于中国投资公司的汇金公司已经开始接盘中资金融机构H股。汇金本来就是中资金融的大股东，负有稳定金融机构的重任，在金融机构遭遇打压之时，接手H股是题中应有之义。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高调表态，中投旗下的中央汇金公司一直在增持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的股份，同时密切关注H股市场上投资者的售卖行为。境内最大的私募基金厚朴基金出手接下瑞银沽出的30%中国银行股份，相当于32.4亿股，涉及资金约55.4亿元。厚朴基金由方风雷在2007年创建，初始集资25亿美元，集国资外资之大成，美资投行高盛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投资约3亿美元，另有传闻指出，新加坡政府旗下的淡马锡控股10亿美元。其他投资者则有大和证券、壳牌、加拿大公务员投资基金等。正如方风雷本人深厚的国资与外资背景一样，令人刮目。厚朴基金是内地最大的私募基金。
汇金与其他大型基金接盘，有一石数鸟之利，既可维稳，又可解决外汇储备怎么用的千古难题，更可以借拉动H股之力稳定A股。至于说金融机构回到汇金一股独大，影响改革进程，不过是书生之论，只要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外资、国资、民资均可同场竞争，由谁控股并不影响市场化大局。我们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汇金与境内投资是外资兑现的接盘者，他们不得不接盘，不得不为国际化的路径买单。
指责外资金融机构抛售毫无必要，这些战略投资或者财务投资者，手上的限售股都已到达解禁期，在抛售之前与中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建设银行等公告对抛售表示理解，我们不能从道德上指责外资的抛售行为，尤其是在瑞银、苏格兰皇家银行全都遭遇巨大财务压力的背景下，要知道，外资从来不是活雷锋。一些金融官员更进一步，不仅不责怪，还体现了十足的大度。2009年1月16日下午，以国际视野著称的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表示，这些战略投资者所持股的限售期已过，中国银行非常尊重他们的权利。为稳定市场，中国银行和战略投资者共同筛选、把关新的投资者。
不指责不等于不反省。不指责不等于闭目塞听、以丑为美。外资抛售获得厚利的行为，反过来说明对于外资战略与财务投资者的定价存在巨大漏洞：一是与境内大小非相同的定价过低，存在利益输送嫌疑，二是中资金融机构改革在初始阶段过于依赖外资，内在的改革动力不足，将定价权拱手相让。
我们该为中国金融机构依然是世界上最高回报率的金融类上市公司而自豪，还是为财富如此流失而痛心？
可贵的反例
引进的不论是内资外资，只要我国金融机构能够增强竞争力就是好买卖。
外资在有竞争力的内资眼中绝非神仙。到2008年年末，被认为中国最具有市场潜质的银行—招商银行明确拒绝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而上市之后的宁波银行只是从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聘请了9位中层管理人员，分管信用卡、财富管理等业务筹备及市场开拓。这些银行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他们按自己的市场之路而行，无须国际先进理念在部分参股的幌子下三心二意地指手画脚。
在许多银行哭着喊着引进战略投资者时，国内竞争力一流的招商银行特立独行，公开表示不需要引进战略投资者。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提供了三条理由：第一，招商银行有A股和H股市场融资，还有可转债、次级债等发行，没有必要和需求来让出折扣，引进投资者；第二，招商银行从企业法人制转为股份制，而后发行A股和H股，有100多家股东，重大事项须经董事会批准，公司治理结构透明；第三，20%的外资持股上限，意味着外资投资者不具备话事权，不可能产生吸引外资银行品牌、技术的内在激励，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这三条理由彻底推翻了引资为引智、引品牌、引国际先进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技术的神话，而这正是吸引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基础性理由。国有商业银行之后，是大批的城市商业银行，他们仍然无法摆脱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窠臼。
中国最市场化的银行招商银行，没有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说明外资与市场化并非同义词。鉴于金融竞争的节节失利，对内开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如果把交通银行、中国银行托管给招商银行的管理团队，也许是一个成本和代价最小的改革。以银行管理的优质基因取代那些一心想着国内外资金救助的劣质基因，完全符合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宗旨。
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先生比较坦承，北京银行最初引入外资高攀ING时，要求对方从8%的持股比例提升至外资单个持股比例的上限20%以下的19.9%，以便与ING更牢固地捆绑在一起。他开始反思，当时的决定是否失之仓促，以净资产大笔引入外资是否合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新丁，有太多的知识与技巧需要学习，需要弥补。如果连这点反省心态都没有，谁能保证金融机构下一次引资不再陷入同一个错误呢？
更可怕的是，在很多时候，引进外资在表面改革的帷幕之下，掩盖的是原有企业虚弱不堪甚至一团烂账的事实，甚至借引资之名组织合资公司将股权归入自己人囊中。引入外资是一次将坏账集中处理的大好机会，面对美妙的报务报表，投资者没有心思去追究以前的烂账。
以深圳发展银行为例，境内市场人士由于种种原因被排除出了市场之外，节节攀升的股价不仅让新桥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成功的机构，也使深圳发展银行说不清的烂账一笔勾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