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H光忽然落到了他面前书桌上的那只蓝花瓶上。花瓶是空的，这年来在他生日这一天第一次是空的。他全身悚然一惊：他仿佛觉得，有一扇看不见的门突然打开了，阴冷的穿堂风从另一个世界吹进了他寂静的房间。他感觉到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一时间百感千愁涌上心头，他隐约记起了那个看不见的女人，她身形漂浮，充满激情，犹如远方传来的音乐。，”这是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结尾，文字中浓浓的忧伤与谨慎的克制，如同暴风骤雨般的情感，刻意收敛着，不让其倾泻，而仅仅化为一股涓流，洗涿着作家的灵魂，浇沐着读者的心田。
在茨威格面前，谁都无法遁形。甚至不需任何一个鞭挞的词汇。就会让所有虚伪的人无地自容。这样的谨慎和自责，让茨威格文字中处处体现着人道主义的光芒。
他是最会讲故事的人，有“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之称，咖啡馆是他洞悉世象的窗口，也是慰藉心灵的一片阿司匹林。
他最常去的是维也纳歌剧院附近的格林斯德咖啡馆，在那里，他接触了德彪西、施特劳斯的音乐，读到保罗·瓦雷西的文字，他写道：“许多很有才华的作家聚集在这里，咖啡馆里红黑夹杂的色调、木雕的墙饰、铜制的窗栏、打着蝴蝶结的侍者，一切都有帝国的风味。”
茨威格在咖啡馆里耳濡目染，催绽着心灵之花。
茨威格（1881—1942）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上中学时就对里尔克的诗和尼采的哲学著作极为崇拜。高中毕业后，他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日耳曼学和法国文学。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法国文学批评家丹纳和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对茨威格都产生过较大影响。
1904年，茨威格获博士学位后到巴黎继续读书，并结识了作家罗曼·罗兰和雕塑家罗丹。之后，他又去了伦敦、意大利、西班牙、荷兰。1910年，去了印度、美国、巴拿马和古巴。他不停地旅行，足迹踏遍不同的国土，随时随地观察着记录着，在沿途的旅店内写他的作品，阅读各种书籍，到处搜罗名人手迹，如火如荼地发掘着伟大人物的秘密、伟大热情的秘密以及伟大创作的秘密。他所猎取的灵魂都是活生生的，不曾加以丝毫损伤。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灵魂猎获物。就像台湾女作家沉樱对其作品的评价：“他遍历人类的灵魂，洞察人类灵魂游牧的热情。他喜爱人类心灵之形形色色的表现，什么也没有被委弃于他的贪婪的同情心之外。他从事心灵的探讨、人性的发掘，是出自宗教家一般的悲天悯人的动机。他那不动声色的描写，有着使人同声一哭的感动力。”他笔下的丰美多姿、感情奔放而又命薄缘悭的女性，成就了他“世界上最了解女人的作家”（高尔基）的荣誉。
茨威格对战争深恶痛绝，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酝酿写作了反战剧本《耶利米》。就在这时，他在瑞士写作关于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三大师》。1923年，他和高尔基建立了通信联系并长达13年之久。1928年，茨威格去参加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在苏联逗留了两周，还见到了高尔基。1933年，茨威格的作品在德国被焚烧。1934年，奥地利警察对茨威格进行抄家，迫使他逃离奥地利前往英国伦敦。这时期，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与他共同生活了25年的妻子也和他离异，于是他跟他的女秘书、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再次结婚。流亡期间，茨威格曾竭尽全力帮助许多奥地利作家、艺术家虎口逃生，其中就有他的前妻及女儿。1936年，茨威格访问巴西，受到热烈欢迎。
1938年，他完成了惟一的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而自传性作品《昨日的世界》是在他去世后的1944年才得以出版。
1942年2月，在巴西的一个小镇，茨威格听到新加坡失守的消息，心中无限痛苦，于是和他的夫人双双服毒自杀。茨威格是位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他的死亡表达了他对欧洲文明被毁灭、理想价值被摧毁和人道受摧残的绝望情绪，因而他的死震惊了世界。巴西政府为这位奥地利作家举行了国葬，他最后住过的那栋别墅被列为博物馆，供人凭吊参观。
茨威格在绝命书里写道：“我的力量由于常年无家可归和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地、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循着这样的做人原则，他毅然决然地用生命换取了永恒的自由和尊严。而著名的作曲家施特劳斯在血色恐怖年代，生活却很安逸，受希特勒特别赐予的帝国音乐总监之职。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在作曲家施特劳斯面前，我要脱帽；在作为一个人的施特劳斯面前，我得重新把帽子戴上。”
对比之下，强权下的人格和良心优劣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