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往往会使一方伤害另一方，如果另一方耿耿于怀，那关系就无法融洽。反之，受害的一方具有很大的度量，能从大局出发，这样就会使原先持偏见者，在感情上受到震动，导致他转变偏见，正确待人。
历览古今中外，大凡胸怀大志，目光高远的仁人志士，无不大度为怀；反之，鼠肚鸡肠、竞小争微、片言只语也耿耿于怀的人，没有一个成就了大事业，没有一个是有出息的人。
郭沫若是一个大度之人。他虽与鲁迅之间“曾用笔墨相讥”，但他在鲁迅逝世后，没有趁“公己无言”时前来“鞭尸”，而是挺身站出来捍卫鲁迅精神，同时对以前“偶尔闹孩子气和拌嘴”，还“深深地自责”，诚恳地表示：“鲁迅先生生前骂了我一辈子，先生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其情多么可敬，其辞多么可感。
只要有一种看透一切的胸怀，就能做到豁达大度。把一切都看作“没什么”才能在慌乱时，从容自如；忧愁时，增添几许欢乐；艰难时，顽强拼搏；得意时，言行如常；胜利时，不醉不昏，有新的突破。
只有如此放得开的人，才可能是豁达大度的人。识时务，知进退“功高震主者身危，名满天下者不赏”、“弓满则折，月满则缺”，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当一个人的名利、权位志得意满时应该见好就收，要有急流勇退的明哲保身态度，尽早觉悟。“功成身退，天之道也”。我国历史上，能“运筹于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张良等明智的功成身退，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做人处事的绝好借镜。反之，如果在紧要关头不能做到急流勇退，到头来只会像伍子胥一样被摘下头颅挂于城门之上，难免像李斯一般发出“出上蔡东门逐狡免岂可得‘出’”的哀鸣，会像萧何那样蒙受锒铛入狱的凌辱，会像韩信那样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现实生活中“爬得越高，摔得越重”不是更能证明此中道理吗？
现实中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人都向往着高官厚禄，富贵荣华。然而，“功成身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战国时代，有位叫商鞅的政治家，在秦孝公时，以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的功绩，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同时巩固了秦国的统治。然而，他最大的不幸，就是触犯了原来是他强有力的靠山的孝公，晚年遭到五马分尸的极刑，使一世荣华，顿时化为乌有，死后仍骂声不绝。
当初，他为孝公断然采取极其严厉的政治改革措施，虽为秦国政治清明，富国强兵做出了根本贡献，但改革也触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一时间在朝野上下树起了数不清的政敌。有孝公支持，政敌对他也无可奈何。当时他也使孝公感到威胁。《战国策》中记载：“孝公疾起，传位商君，商辞而不受”。是孝公生前故意传位，以试他心，可见商鞅已见疑于主子。这时他本应主动“功成身退”隐遁避险。另有赵良引用“以德者荣，求力者威”之典故力劝商鞅隐退，可商鞅在“退”字上欠火候，不以为然固执己见。最终，孝公将他驾空，政敌也伺机报复，当秦孝公一去世，反对派们在新王即位后，纷纷策谋陷害他，终在谋反罪名处以极刑。
商鞅之所以惨遭毒手，是他太不识时务，只知进，而不识廉知耻，故而引起众怒，不死将何。
至于隐退与否，因人而异。最后理想的结局，当属“功成身退”、“告老还乡”能保平安，此乃“天之道”也。
历代用人者也都倾向于录用“知退者”，因喜退者识廉知耻，忠心弥坚，极少生事。
自古以来，凡在进退上处理不当者，都会使一生功绩毁于一旦，身败名裂，遗恨永年。
处境尴尬时自找台阶
吕坤在《呻吟语》中说：老百姓能够安居，那是国君的太平；国君和人民都能安业，是人臣的太平；五谷丰登，是老百姓的太平；大小和顺，是一个家庭的太平；父母身体健康，是子女们的太平。同样，如果一个人心无连累牵挂，心境就太平。要想做到心无连累，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摒弃世俗的欲念，清心寡欲来保养心性，要做到得之不喜，失之不忧，才能让心境太平。心境太平，自然能对身外之物处之泰然，平和安详。
我们常说“自嘲”，顾名思义就是自己嘲讽自己，它也是一个人心境太平的表现。它能制造宽松和谐的交谈气氛，能使自己活得轻松洒脱，使人感到你的可爱和人情味，从而改变对你的看法。在现实生活中，适时适度地“自嘲”往往会收到妙趣横生、意味深长的效果。
社交中，当你陷入尴尬境地时，借助“自嘲”往往能使你从中体面地脱身。在一次盛大执行宴会上，服务生倒酒时，不慎将酒洒到了坐在边上的一位宾客那光亮的秃头上。服务生吓得不知所措，在场上目瞪口呆。而这位宾客却微笑着说：“老弟，你以为这种治疗方法会有效吗？”使全场人闻声大笑，尴尬场面即刻打破了。借助“自嘲”，这位宾客既展示了自己的大度胸怀，又维护了自我尊严，消除了挫折感。
每个人都喜欢被赞美，不喜欢被人嘲讽。殊不知，“自嘲”能体现一种潇洒的情态和人生的智慧。抗战胜利后，张大千要从上海返回四川老家，行家好友为他设宴饯行，并特邀梅兰芳等人作陪。宴会开始，大家请张大千坐首座。张大千风趣地说：“梅先生是君子，应坐首座；我是小人，应陪末座。”梅兰芳和众人听了都不解其意。于是张大千解释说：“不是有句话讲‘君子动口，小人动手吗？梅先生唱戏是动口，我作画是动手，我理该请梅先生坐首座。”满堂来宾听后为之大笑，并请两个人并排坐了首座。张大千自称为“小人”，好似自贬，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它表现了张大千的豁达胸怀和谦虚美德，又制造了宽松和谐的交谈氛围。
可见，适时适度地“自嘲”，是不失为人的一种良好修养，也是一种充满魅力的交际技巧，有时能更有效地维护自尊，建立起新的心理平衡。然而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或不分时间、场地滥用“自嘲”，或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自嘲”是万万不可取的。
擅用幽默化解压力在日常生活中，有人喜欢把别人的小缺点或偶尔的小疏忽拿来作笑料，说点俏皮话，特别是带有一定幽默感的取笑，对于活跃气氛，调节人际感情，也不是不可以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说笑要掌握好火候，要恰如其分，适可而止，因为这是善意的，友好的，健康的笑话。在说笑时，切忌拿别人的生理缺陷和不愿公开的隐私为笑料，因为这不但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也表明了自身缺乏道德修养。还有一种说笑是嫉妒的表现，是不满的发泄，形成为挖苦和讽刺，甚至是人身攻击，这种说笑其实是表现了说笑人本身的愚蠢，是一种完全没有修养的小人所为。
幽默是一种说笑艺术。在生活中遇到难题，如能来点幽默，就有可能很快得到解决，因为幽默是一种才华，是一种力量，它是人类面对共同的生活困境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文明。它以愉悦的方式方法体现人的真诚、大方和善良的心灵。它是追求向上者希望和他人搞好关系不可缺少的东西，也是大家希望减轻自己人生重担所必须依靠的“拐杖”。
一般具有幽默感的人，都具有一种超群拔众的人格，能自在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同时，独立应付任何困境。当爱迪生致力于制造白炽灯泡的时候，有一位毫无幽默感又缺乏想象力的人取笑他说：“先生，你已经失败了1200次了”。爱迪生听后回驳道：“我的成就是发现了一两百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说完，自己先纵声大笑起来。这句妙语后来被世人皆知。
幽默是避免小事酿成大乱子的良好手段。如果你的缺点，能力或成就可能引起他人畏惧或妒忌，你不妨说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像样的完人，我就是最好的例子。”以取笑自己来和他人一起笑，设法改变这些不好的看法。或许会帮助人喜欢你，尊敬你，甚至钦佩你。这是由于你的幽默证明了你具有善良大方的品质。
有时候为了化解困境，没有任何合适的方式，也许带幽默感的微笑会是很好的办法。蒋经国当选总统后，有记者采访他的弟弟蒋纬国，请他谈谈“感受”，蒋纬国讲了一句妙语：“我的感觉是我‘提升’了，由总统的儿子‘提升’到总统的弟弟。”这一“幽默”的回答，巧妙地回避了对实质问题的答复。
幽默，它像一座桥梁一样，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弥补了人与人之间的鸿沟。依靠幽默的力量，能够润滑人际关系，祛除人生的压力，化解生活的困境。
洒脱达观者自逍遥道家倡导“中”，实则是无为的翻版。与无为相对的即是有为，而人生于世，不外乎无为有为两种方法。王栖云在这方面说得最透彻。他说：“无为的人，奉行的是天道；有为的人，奉行的是人道。无为同天，有为同人。就像挑担子，两头俱在就能保持平衡，一头脱落了就偏了。若是两头都脱落了，担子也就没有了，却回到本来之处。”这段话也可以说是为人们指点迷津。为人处世能把担子统统卸下，连担子也没有了，这是何等的轻松逍遥？又是何等的潇洒自如？像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万事万物，自然会通达乐观，就是在生死的关键时刻，也没有眉头可皱了！
一个人能够安天乐命，把守着自己的本分，则无处不逍遥自在；能够以达观的态度看世界，则无往不洒脱自乐。
据史载：王通，字仲淹，死后门人谥称文中子。他上书《太平十二策》，皇上不肯采纳，于是弃官归隐，在家乡河汾开馆授徒，从远方而来的弟子很多。朝中屡次征用他也不去，杨素（初在周国做官，后从隋高祖平定天下）对王通非常器重，劝他出来做官。王通说：“我有先祖留下的草庐，足以避风雨；先祖留下的薄田，足以生活；读书谈道，足以自乐。愿以公正无私治理天下，使时代和顺，年成丰收，我也等于受赏赐的很多了，确实不想做官。”这就是王通的自足自乐之处。
元代许衡在临死前，对他的子孙们说：“我一生被虚名所牵累，竟然不能辞去官职，死后不要请求封谥号，不要立碑，只要写上许衡之墓就可以了，让子孙们明白就足够了。”这就是他在临死前所悟出的通达的人生观，他如果再进一步告诫子孙，碑也不必立，以示人生来自于天地，还原于天地，境界就更上乘了。
陈亮，宋代永康人，字同父，与朱熹非常友好，著有《龙川文集》。陈亮的才气超群，在淳熙时曾经上书给皇上，极力言谈当时的事态，皇上很欣赏他，准备册封官职，陈亮却谢绝回乡。并说：“我想为国家打下几百年的基业，难道是想加官进爵吗？”他的学问在于为人，而不在于求官职，并不以俸禄来攻变自己的操守。
白居易的诗说：“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嫌家贫活计微；大有高门空锁巷，主人到老不曾归。”人们能安分守己，通达乐观，就会天清地宁，心境泰然。
淡看名利者怡然自乐能自足，就是一筒饭，一瓢水，茅屋竹舍，也能怡然而自乐。不能自足，就是贵为天子，富甲天下，也不能心安理得，怡然自乐。正因为知足知止，所以就能把功名富贵看作烟云，把金钱财货看作粪土。
一般说来，隐退的人士，都有内心的自我见识，也自有所持重的地方。他们不想被功名富贵干扰，只愿自我支配。既不想支配他人，也不想受人支配；自适而适，既不想适于他人，也不想他人适于自己。自得而得，自安而安。在自己的内心中，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永远保持着自足自乐。
从前梁代陶弘景，在齐高帝时，曾经做帝王的陪读官员。后来他将官服挂在神武门，自称为陶隐居，又称为华阳真逸。待武帝即位后，屡次聘请也不出山。最后，他作了一幅画，带给武帝看。武帝打开一看，只画了两头牛，一头牛游散在水草之间，一头牛套着金笼头，有人拿着鞭子驱使它。武帝笑着说：“他也在效仿庄周，做拖着尾巴在泥坑里爬着的乌龟？”陶景弘活到了八十五岁，无病归真。
唐代张志和，肃宗时辞去官位，不再出任，居住在江湖边，自称烟波钓徒。只下钓钩，不放饵料，志不在钓鱼，只图以钓为隐。宋代赵清献公，学问与德行都名盖天下，任职为殿中侍中也是这样做的。
师蜀，只有一琴一鹤随身，为人就是这样的清静雅致。白天做的事，夜间必焚香上告于天。后来，官至参知政事，始终觉得富贵是烦忧，从而隐退到衢地，有溪石松竹的胜景，经常与山僧异士游玩，不再有做官的念头。他曾经作诗说：“轩外长溪山外山，卷帘空旷水云间。高齐有问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昼闲。”好一个“清夜安眠白昼闲！”简直与“饥来吃饭困来眠”同样有悟道的气息。这是多么的清闲！多么的高雅！多么的轻松！
以平常心面对赞誉与批评常人都乐意听好话、听表扬、听奉承话、听恭维的话、听鼓励的话、听抬举的话。听到这些话，不论是当面听到还是背后听到，也不论这些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也不管说这些话的人是诚心善意的还是虚情假意的或是恶意的，都喜欢听。也不论他是这话的直接发出者还是转述者，你都喜欢他。总觉得耳顺，心中舒服，脸上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