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民族还是小人，生存的时间越长，忍耐的功夫就越深。生活在世上，要成就一番事业，谁都难免经受一段忍辱负重的曲折历程。因此，忍辱几乎是有所作为的必然代价，能不能忍受则是伟人与凡人之间的区别吧。韩信受辱胯下，张良纳履桥端，皆英雄人物忍辱轶事。屈辱能令人发愤，催人奋进，是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向上动力。
忍耐作为处世艺术，具体运用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压抑；二、遗忘。心理健康的人，能够比较自如地调节内在的心理防御机制，将生活中不快的负性事件及其引起的不良情绪或压抑到意识之下，或遗忘于意识之外。压抑与遗忘比论，遗忘更洒脱彻底。被迫的忍耐无疑有强行压抑的痛苦。人世间确有许多事是忍无可忍，连素来温厚的孔老夫子也曾尝“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苦味。是否可忍的关键并非在事情的本身，而在于你自己视它为多少份量。如果对生活中的睚眦怨气时时铭心刻骨、耿耿于怀，那么忍耐这一关是难得跨过去了。反之，对芥末小事皆能视而不见、过后即忘，则能“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中国人以坚毅忍耐著称于世，崇奉“忍耐”是一种社会人格成熟完臻的体现。
大屈者终能大伸“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是常理。不思善不思恶自然就没有作好作恶，这各不落两边的心态就是心之本体，这种心体敢于自我承当，自我保持平衡，自我反省，这种平衡的心态就是：“未发之中”。
何谓“至善”？不但没有恶，连善也没有，唯有事物的本源，自然之本体便是“至善”。明白了“至善”，那么为何在“格物”上下功夫，也就自然明白了。所以，人们不要拘泥于一事一物，事事物物都要顺其自然之规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过，过分的修饰是偏，二者都不能“至善”。
心随五官追求外物，那么心中的和气就会受到污损，恶念即可能由此滋生；得道的人，心能统领五官，外物变化而心中和气不会受到污损，和气存养于心，善念自然萌生。
元褒先生是原州的最高长官，那天，他正端坐在大堂之上，突然有一商人前来报案。原来商人在旅馆被盗，他怀疑是和他同住一室的人干的，于是把那人扭送到官府来。
元褒先生听取了双方的陈词，觉得原告缺少充分的证据，讼词中有不少是虚妄的猜测；再听被告的辩护，更觉得被告理直气壮，不像做贼心虚的样子，察言观色，又发现他的神色像受了冤屈，于是把被告放走了。
商人气愤不过，越级上告，把案子捅到了隋文帝那儿。商人控告元褒受了盗贼贿赂，放走了盗贼。为了端正风气，隋文帝命令纪律检察和监察部门官员去调查此事。携着材料带着尚方宝剑的调查团很快开到原州。
原州上下风波顿起，大家猜想，元褒是个清廉的好官，绝不会受贿释盗；但案件明摆着没有了结，不知道谁会遭殃了。
团长找到元褒，希望他能讲实话，以便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而且暗示即使他犯了错误，只要能找一个替罪羊，也可以不予追究。元褒告诉调查团，盗贼确曾贿赂过自己，所以把他放走了。自己犯了受贿罪和渎职罪，理应二罪并罚，判个三年五载的。
既然这样，调查团只好把他带到京城。很快，他被免除了官职。朝廷上下都讨论元褒的错误，案情通报一直发到了最下边。一时间，朝野哗然，元褒形象一落千丈。
过了不久，抢劫商人的真正罪犯在其他地方被抓落。一件悬案水落石出，元褒的冤案也很快得以平反，元褒的名誉得到恢复。其自诬的风范、清廉的美德流布四海之内。
文帝很是感动，又颇疑惑。他问元褒：“爱卿，你是朝廷重臣，德隆望尊，当初何必为一件小事而损害自己的名誉和地位呢？如果不是老天有眼，你岂不是要一辈子背着黑锅？”
元褒坦然地说：“我也不愿平白无故地受冤屈，因为我是原州的父母官，盗贼在原州为非作歹，这是我的第一罪状；本州的百姓受诬告，不把他交给司法部门，却把他放了，说明我法制观念太差，是我第二罪状；第三，尽管我对这案子判断正确，但找不到真实凭据，是我办事无能。我有这么多错误，怎么能够不引咎自责呢！再说，如果我不说自己受贿，调查团一定会穷追不舍，那么更多无罪的人会受到干扰，这就更加重了我的罪责。所以我承认我有罪了。”
受贿而释放盗贼，不仅关涉名誉，而且必受法律制裁。元褒之所以敢于承担恶名和后果，大概是以为，自己纵使受了天大的冤枉，总会给世人带来更大的利益。以己之所失，换取百姓的太平安定的生活，对于一个封建官僚来说，心胸不可谓不宽广了。为自己利益而屈，隐姓埋名地修炼，或者受人胯下之辱，只是忍小而谋大，这样的人诚然值得佩服；为他人集体而屈，牺牲个人利益，实在是心胸宽广，品德高尚，更让人钦佩。为官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人们该学学元褒。倒不是叫他们自诬自谤，而是像元褒一样，以一种长者风范，不计较个人得失，为民造福，代民受过。只有这样，才能为官一处，造福一方。
一个人尤其是领导者，在待人方法上有两条原则，对于功劳和过失，不可有一点模糊不清。功过不明就会使人心灰意懒不肯上进；对于恩惠和仇恨，不可表现得太鲜明，如果对恩仇太鲜明，容易使人产生疑心而发生背叛。
刚柔并用，戒绝浮躁修身养性，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容人之量，保持自己的高远志向，必须要抑制急躁的脾气、暴躁的性格。做事戒急躁，人一急躁则必然心浮，心浮就无法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中去认真研究和探讨其发展的规律，无法认识其本质。心浮气躁，办事不稳，自然会发生差错。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就在于以刚柔并济，以静制动，处安勿躁。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初，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和国内农业的丰收，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使党的主要领导人开始脱离中国国情，提出不切实际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在及时察觉党内已经滋生急躁冒进的倾向的情况下，周恩来不顾被扣上“右倾保守”帽子的危险，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制止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斗争的继续开展，果断地提出反对急躁冒进。
1956年1月20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冒进的错误。”
2月6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一起研究解决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存在的严重问题。他明确指出：既然已经出现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经过两会努力，年度基本建设投资压到147亿元。这就是后来周恩来多次从积极意义上所讲的“二月促退会议”。
自1956年6月上旬起，周恩来进一步强调反对和纠正经济工作的急躁冒进倾向，继续宣传反冒进，削减1956年计划预算指标，引导本年度经济工作由冒进向健康的道路发展。他果断地对这个年度的过高指标采取了“压一压”的措施，特别对严重妨碍当年计划平衡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作了较大削减，使计划比较符合实际。这一计划执行的结果，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减少了由于冒进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失。
1956年9月15日到2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八大”后，周恩来的注意力转入到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研究。
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任务由国家经委承担。经委是不赞成冒进的，问题是各部、各省市自治区一开始上报的指标，还是要价很高。报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共计为243亿元，比1956年的140亿元多103亿元。前面讲到1956年计划已经“冒”了，1957年再“冒”这么多，当然不行。经委只好大刀阔斧地往下压，但经委压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反对再往下压了。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认为，急躁冒进情绪还未平息，还得继续反冒进。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细细体会马克思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使他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为，大抓经济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但人民的生活也要改善。既要重工业，又要重农业，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
11月10日，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后被八届二中全会接受。在这个计划指导下，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使1957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反冒进，不仅使1956年经济发展避免了重大失衡，而且对实事求是地确定八大经济决策和1957年计划的指导方针有着重要的影响。
荀子在《劝学》中说：“蚯蚓没有锐利的爪牙，强壮的筋骨，但却能够吃到地面上的黄土，人不能够喝到地底的黄泉水，原因是它用心专一。螃蟹有六只脚和两个大钳子，它不靠蛇鳝的洞穴，就没有寄居的地方，原因就在于它浮躁而不专心。”
轻浮、急躁，对什么事都深入不下去，只知其一，不究其二，往往会给工作、事业带来损失。我国在50年代提出的不切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急躁冒进的思想带来的后果，反映了“欲速则不达”规律的准确性。
天下成大事业者，无不是专一而行，专一而攻。博大固然不错，精深才能成事。要求精深，要求在某个领域中成为专业人才，务必克服浮躁的毛病。
刚不是浮躁。浮躁之气生于心，行动起来就会态度简单、粗暴，徒具匹夫之勇，结果只能害了自己。戒除浮躁的确不容易，要有顽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心，才能做到这一点。但只要有毅力有信心，胸中有个远大的目标，浮躁又有什么不能戒除，事业又有什么不能成功呢？逢乱不慌真豪杰明人洪应明说过，为人“操存要有真宰”。真宰即宇宙万物的主宰，但其直意是指一个人的操守要正直，志向要坚定。在为人方面，洪应明提出了“应用要有圆机”之说，是指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应该随机应变。
在《晋书·前秦载记》中记载，王猛身处平民时，与东晋大司马桓温纵谈世事时，“扪虱而言，旁若无人”，边捉身上的虱子边谈话，可以说是相当放纵不拘泥于小节的人。后来，王猛成了前秦苻坚手下的大将军。有一次出征燕国，王猛派将军徐成去探察燕军的虚实。结果由于徐成延误了回军的时间，王猛大怒，准备对其处斩。徐成的上司邓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赶忙跑来求情，王猛却没有应允。邓羌一气之下，回营后准备率兵攻打王猛，王猛立即派人告诉他，已经赦免了徐成。于是，邓羌又来向他谢罪。王猛这才告诉他，此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考验邓羌，使部下更加尊从邓羌。王猛虽然作此说，并不一定是他的真意，但他开始执意要杀徐成，是为了按军令行事，树立军威，可谓“操存有真宰”，后来又赦免了徐成，可谓“应用有圆机”。正因为他处事随机应变，才以使他在苻坚手下“一岁五迁，权倾内外，军国内外万机之务，莫不归之。”
从人的心理上讲，遇到突然事件，或意外打击变化，每个人都难免产生一种惊慌的情绪。问题是怎样想办法控制。
在变乱面前，是从容自若，随机应变，还是惊慌失措，鲁莽决策，它反映出人们不同的修养和品格。
遇变不惊讲的就是控制情绪，控制局势，要反败为胜，就要善于随机应变。变化、机会、挑战、竞争八个字是我们随时都应牢记的企业经营窍门。
美国吉列公司的剃须刀片，在60年代初就占据了海内外统治地位。但后来，威尔金逊公司的“不锈钢刀片”则以美观耐用，迅速占领英国市场，并扑向美国市场。“吉列刀片”的市场占有率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五，使吉列公司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
此时，吉列公司总经理靳克勒积极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宣布开始“反席卷战”！
首先，进行“市场追踪”活动，推出新的“超级不锈钢刀片”，形成新的市场特色和优势。其次，推出自动安全刮须刀，成为吉列的新名牌，深受市场欢迎。再次，靳克勒采取“转进策略”，推出“喷射式罐装刮须霜”，开发“男性化妆品”系列产品。使当年营业额高达三千万美元。
随机应变的战略使吉列公司转败为胜。如若当时一步三摇，循规蹈矩，不思变通就不会成为优秀的竞争者。
楚汉相争时，一次刘邦和项羽在两军阵前对话，由于刘邦历数项羽罪过，激怒了项羽，命令潜伏的几千名弓弩手一齐向刘邦射箭，一支箭正好射中刘邦胸口，伤势沉重，痛得他伏下身来。主将受伤，群龙无首，倘若楚军乘机进攻，汉军必败无疑。猛然间，刘邦镇静自若，巧施妙计；在马上用手扪住自己的脚，喊道：“碰巧被他们射中了脚趾，没有受重伤。”军士听后，军心顿时稳定下来，终于抵住了楚军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