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顺便再问一下，您住哪儿了？是在久柯夫旅馆吗？哎，那里的条件也真是太糟糕了。您就来我这里吃饭吧，”将军一边送着聂赫留道夫，一边说，“下午五点。您会不会讲英语？”
“会，我会讲英语。”
“哦，那真是太好了。您也知道，这里刚来了一个英国人，是个旅行家。他在分析西伯利亚的流放和监狱的情况呢。喏，今天他要和我们一起吃饭，您也一块儿过来吧。我们五点就开始吃饭，我妻子严格要求要准时的。到那时，有关怎么安排那个女人的事，以及有关那个病人的事情，我全部都给您一个答复。或许留下一个人来照顾他也有可能。”
聂赫留道夫从将军那出来后，觉得心情格外的舒畅，精力也十足，便乘坐上马车去邮局了。
邮局是座低低的拱顶的房子。里面摆放着一张斜面办公桌，正面坐着几个官员，把邮件发给聚在一块儿的人们。官员们没让聂赫留道夫等太长的时间，一听他道出自己的名字，就立即把很多邮件转交给了他。这里边有汇款、几封信、几本书，还放着最近一期《祖国纪事》。聂赫留道夫拿到了这些信件之后，就来到一个长木凳子的旁边。长凳上坐着一个手捧小册子，正等着领东西的士兵。聂赫留道夫坐在他的旁边，翻看着收到的信件。其中有封是挂号信，还套着好看的信封，用鲜亮的红色火漆扣了个字迹清晰的印章。他撕开信，是谢列宁写来的，同时还附有一份公文，顿时觉得热血都涌到了他的脸上，心一下子就紧缩了起来。这就是有关卡秋莎那案子的批示。结局将会如何呢？难道是驳回上诉了吗？聂赫留道夫快速地读了一遍那些写得细小、难以辨认、字体苍劲有力而又歪斜的字，情不自禁兴奋地喘了一口长气。这是一份令人满意的批文。
“亲爱的朋友！”谢列宁写道。“上一次的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关玛丝洛娃一案，你说的完全正确的。我认真地查阅了这一案件的文件，发现她确是受到了让人气愤的不白之冤。这个案子只能由你递送诉状的上告委员会来改正了。于是我就想办法在那儿帮助他们对这一案件做出决定，如今随信一起附上有关减刑公文的副本，按照叶卡捷琳娜·伊万诺鞭娜伯爵夫人对我说的通信住址邮了出去。这一公文的原本已经送到她一开始受审时的监狱了，可能立即就会转送到西伯利亚总局去的。我立刻就把这个喜讯告诉你。友善地握住你的手。你的谢列宁。”
公文的内容如下：“皇帝陛下亲自办理上告御状办公厅。案由某某，案卷某字某号。某某科，某年某月某日。遵照皇帝陛下办理上告状办公厅主任之命令，特通知小市民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皇帝陛下已经披阅了玛丝洛娃的御状，特体恤下情，批准请求，将此人的苦役刑改成流放，就在西伯利亚邻近一带履行。”
这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喜讯，并且非常重要：只要是聂赫留道夫为卡秋·莎以至于为他自己所期望办到的事情，现在真的都实现了。诚然，她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使他和她之间的关系也更复杂。过去她是一个苦役犯，他提出与她结婚，只是出于形式罢了，为的是稍改变一下她的环境。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在一起了。然而聂赫留道夫并没为此做好一切准备。此外，她和希蒙森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处理呢？她昨天说的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如果她答应与希蒙森结婚的话，那么这究竟是一件喜事，还是一件悲事呢？他怎么也搞不明白问题了，但他也干脆不去思考它们了。“这些在今后总会搞清楚的，”他心里想着，“目前要做的事是尽快和她见个面，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她，快把她放出来。”他认为，凭借他手中拿着的这个公文的副本，就完全能够办得到这件事情。因此他便迅速地走出邮局办公屋，往监狱赶去。
虽然在今天上午，将军没有准许他去监狱里探监，但是聂赫留道夫根据自己长期的经验，在高级长官那儿难以做到的事情，在低级属员那儿倒是能轻而易举地做得到，因此决定此刻不管怎样也都要想办法到监狱里去一趟，以便把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尽快告诉给卡秋莎，或许把她释放出来也说不定，与此同时他也想打听打听克雷里佐夫的身体状况，并且把将军说过的话都讲给他和玛丽娅·帕甫罗芙娜听。这儿的狱长是个身强力壮又胖乎乎的家伙，相貌严肃，蓄着唇髭和一直长到嘴边的大络腮胡须。他非常严肃地接待了聂赫留道夫，直言不讳地声称：没有长官的批准，他不能让任何人去里面探监的。聂赫留道夫谈到连在京城他都经常能获准进监狱去探监的，狱长听了便回答道：
“这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我们这里不可以。”他说这话的语气好像是在说：“你们这些京城里的老爷们，总以为能吓唬住我们，使我们束手听命，可是我们尽管远在西伯利亚的东部，但还是知道严格执法的，并且还会给你们一点儿颜色瞧瞧的。”甚至连皇帝陛下的办公厅颁发的公文的副本，对于我狱长都无济于事的。他坚决不同意让聂赫留道夫进入监狱里去探视。聂赫留道夫以为他只要拿出这个公文的副本来，他们会马上放了，谁知狱长只是轻蔑地笑了一笑而已，声称，要释放某个人，都必须得有他的顶头上司说话才行。他只能做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告诉玛丝洛娃说她的减刑公文已发出来了，一旦他要收到上司的命令后，她就会被释放，决不迟一分钟。有关克雷里佐夫的身体情况，他也不能提供详细的消息。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这儿有没有这么个犯人。因此聂赫留道夫一无所获，只得又坐上自己的马车，返回旅馆。
狱长之所以这么严格，多半是因为狱中现在狱中的犯人越来越多了，几乎超出了容量的一部，非常的拥挤，并且在这时候还流行着伤寒病。为聂赫留道夫赶车的车夫，在途中对他说：“狱里死了很多的人。他们患了一种瘟病。天天掩埋掉二十多个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