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与二程洛学和王安石新学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
宋代蜀学发展到南宋，崛起了张栻、魏了翁两位著名人物及所代表的南轩学派和鹤山学派，其影响所及超出了巴蜀地域，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思想家和学派。
蜀学在我国学术发展过程中，它显现出了四川的学术具有的某些地域特色，它与齐鲁之学、关学、洛学、闽学、楚学、徽学等相比较，尤有独特的个性，故而形成了蜀学。
浙学
浙学，主要指浙江历史上儒家学派的集合，它们的学术观点有较强的共性，历史上前后衔接较为连贯，都较强调“经世致用”。
浙学的内涵可作狭义、中义与广义的区分。
狭义的浙学，或称“小浙学”，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之学。
中义的浙学是指渊源于东汉，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包括东汉会稽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两宋金华之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以及明代王阳明心学、刘蕺山慎独之学和清代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
广义的浙学即“大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
这个大浙学，是狭义浙学与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方志学等学术传统。当然，大浙学的主流，仍然是南宋以来的浙东经史之学。
浙学的派别与代表人物有金华学派，代表人物吕祖谦；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四明学派，代表人物有“明州淳熙四先生”；东发学派，代表人物黄震。
金华学派
金华学派是浙学的一支。金华，古称婺州，宋元以来名家辈出，纵观思想史和文学史，出身于金华者大有人在。于是便有“婺学”之称。
金华学派肇始于北宋范浚，成形于南宋乾道、淳熙期间，其代表人物为吕祖谦和唐仲友。
金华学派也称吕学，该学派治学严谨，又不囿于门户之见，故大师四方之士争而趋之。其门生遍及八婺主这、绐、台温。远及福建、江西以至荆、扬、吴、越、幽、冀、齐、鲁等地，影响深远。后在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传其学，流传数百年。
他们的学术观点，曾放射过绚丽的光彩，对当时全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曾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金华就是由于婺学的兴起，才讲学起风，学者云集，学术活跃，人才辈出，被天下誉为“小邹鲁”之称。
永康学派
永康学派是浙学的一支，南宋以陈亮为代表的学派。因陈亮为婺州永康人，故有此称。
陈亮学术思想无一定师承关系，言论也多与传统观点不同，此学派哲学上承认客观规律之实在，强调道存在于实事实物之中。反对道学家空谈义理，以为道义不能脱离功利。
此学派除陈亮外，有倪朴、王自中、喻偘、喻南强等。倪朴喜“谈兵说剑，耻为无用之学”，痛恨朝廷御侮无策，曾著《舆地会元志》，记录全国山川险夷形势和户口虚实情况，为积极抗金筹策。
王自中主张兵农结合以备边防，“其所学大略类同甫”。陈亮弟子喻偘、喻南强均严守师说，曾为营救陈亮脱狱而努力。永康学派与永嘉学派观点比较一致。
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属于浙学一支，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温州地区形成的，提倡事功之学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因其代表人物多为浙江永嘉人，故名。
永嘉之学，溯源于北宋庆历之际的王开祖、丁昌期、林石等，以后周行己、许景衡等又把洛学、关学传到温州。
南宋之时，永嘉地区的学者辈出，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徐谊等是前期永嘉学派的出名学者，到叶适则集永嘉学派之大成，成为吕祖谦去世后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相抗的浙东学派之代表人物。
在哲学思想上，永嘉学派认为充盈宇宙者是物，而道存在于事物本身；提倡功利之学，反对虚谈性命。永嘉学派曾与理学派、心学派鼎足而立。
永嘉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心学大讲身心性命之学立异，他们强调功利，注重事功，在我国学术界具有较高的地位。
四明学派
四明学派是浙学的一支，主要指我国南宋时期的一个儒家学术派别，学派活动区域近似于现在的浙江东部宁波一代，是称浙东学派之主力之一。绍兴、宁波和台州地区有四明山脉，故该区域也称“四明”或四明地区，学派以山得名。
四明学派在学术思想上承陆九渊心学，以传授传播陆的学说为主。四明学派的学者办书院，集中讲学在今宁波月湖一带。
心学
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灏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
至明朝，由王守仁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
荆公新学
荆公新学，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创立的学派，学术界一般称之为荆公新学，又简称为新学。
新学学派以王安石为首，其主要成员有：王雱、吕惠卿、蔡卞、常秩、陆佃、蹇序辰、邓洵武、王令、龚原、许允成、沈括等。
荆公新学一般指其《三经新义》及其为释经而作的《字说》。王安石认为，经术造士是盛王之事。在《三经新义》中，王安石以《周礼义》为最重要，它是变法的理论依据，因此由王安石亲自训释。
荆公新学虽以《三经新义》和《字说》为主，但并不限于这些内容，王石安的《洪范传》、《老子注》、《易义》、《杂说》等也无不是新学要著。
此外，荆公新学中人对《孟子》也都十分重视，如王安石、王雱、王令、龚原、许允成、沈括、王子韶等均有《孟子》方面的著作。
荆公新学初步形成于宋仁宗后期，当时已有一部分青年学子从王安石游。王安石执政后，设局修经义，不少学者参与其事，成为其学派中人，新学遂为官方之学。
从此开始直至北宋灭亡前的近60年里，除元祜初年略为受挫久，新学基本上统治了当时的思想界，《三经新义》和《字说》，乃至“新学”中人的经学著作如《易解》、《论语解》、《孟子解》等，通行于科举考场，为学子所宗。
因此，新学可称北宋后期最有势力的学派。不过，自王安石去世以后，新学因意识形态化而变质，不仅没有出现有影响的学者，更有甚者，其学成为蔡京、秦桧之流利用来作为排斥异己的工具。
南宋后，随着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程朱理学成为思想学术主流，新学也就被视为“异端邪说”，不断遭到贬低和否定。
象数学派
“象数”两字源于《左传》所记，象数学派，指以邵雍、邵伯温为代表的学术派别，是派据《易传》中有关八卦的解释和道教某些思想，构筑其宇宙生成图式和伦理道德学说。
著名象数学者，宋有王湜、张行成、祝泌等，明有朱隐老、黄畿等，清有王植、何梦瑶等。
象数学派认为，太极是宇宙万物之本源，经数、象化生万物，有物之后，其本体“未尝污损，自古及今，无时不存，无时不在”。提出“以理观物”、“以物观物”等认识论命题，强调内省、顿悟。
象数学派的代表作品《皇极经世书》，奠定了宋明象数学派之规模，与周敦颐《太极图说》、张载《正蒙》互有相通之处，同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提供本体论的哲学论证。其所持“安闲乐道”的人生态度，对宋明理学家有深远的影响。
朱陆之争
朱陆之争，即指南宋思想家朱熹和陆九渊曾经进行的多次辩论。本来，对先贤的思想理解不同，对得道之法体悟各异，是很正常的事情。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可能穷尽人类全部真知，并且，也只有以各自所长彼此互补所短，才能使一个时期的学术得到大的发展，使各自的学说更为完善。
心学与理学，在事实上正是相互渗透的，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走向融合。可是，作为这两派学说的领袖，却各守营垒互不相让，甚至达到相互攻击的程度。陆九渊与朱熹的学术论争主要有两次，所争论问题是治学之方和无极太极之说。
朱熹理学的中心命题是“性即理”，陆九渊心学的中心命题是“心即理”。朱熹肯定事物不是在人的主观意识之中，而“理”是事物存在的根据，他断言“理”是第一性的，而心却是后有的。陆九渊则认为，事物的理本在人心之中，因此心是第一性的，“理”离不开心的。
朱熹和陆九渊又辩论过关于无极、太极的问题。朱熹认为，阴阳是形而下的，理才是形而上的；陆九渊则认为阴阳就是形而上的。陆不赞成朱认为世界“形上”、“形下”两个世界的观点，他们这一分歧的实质是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分歧的一个方面。
实际上，不管朱陆之间有多大纷争，心学和理学都是唯心主义，他们的争论是儒学内部的争论。
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的一次公开辩论，也是“朱陆之争”的一次较为有名的交锋。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宋淳熙二年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
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
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
陆氏兄弟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
会上，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
此次“鹅湖之会”，双方争议了3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最终结果却是不欢而散。后来，这座古寺也许是因为有这么一次重要会议，也许是因为朱熹住过，将其作为“书房”，作为教书育人之地，因而也叫作“鹅湖书院”。
南康之会
南康之会，朱熹、陆九渊在南康的一次会晤。鹅湖之会后，陆九渊从反对读学讲学的立场有所后退。
淳熙七年，陆九龄去世。次年二月，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请其为陆九龄作墓志铭，并应邀在白鹿洞书院作了关于义利之辩的演讲。
南康之会气氛和谐，但朱陆分歧并未因此而消除。朱熹认为陆学之病不在于废弃读书讲学，而在重内遗外，趋于易简，有些禅学意思，而陆九渊本人又过分自信。
会晤之际，陆九渊的演讲，言辞明白恳切，发自肺腑，启人心志，书院的学生们为之喝彩。朱熹也表示赞叹，将讲词刻碑，并亲自作跋，称这篇讲演是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
至于陆九渊所阐发的心同理说，朱熹出于礼貌，未加贬损。这次南康会唔，朱、陆二人心平气和，没有互相攻击。在治学之方问题上的讨论也就此暂告一段落。
无极之争
无极之争，这依然是朱陆之争的一次交锋。据说，南康之会后，朱陆两人没再见面，但时有通信，并常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
当然，讨论中难免又有争执。有些争执，则多出于义气，少出于学术探讨。这说明他们在内心的互不服气。其争论，主要是围绕周敦颐的《太极图说》。
淳熙十五年，即1188年，陆氏兄弟在给朱熹信中谈到《太极图说》。陆九韶怀疑此书非周敦颐作，因为其第一句话“无极而太极”，在《通书》中没有“无极”两字。
朱熹回信说，“太极”前面加“无极”，是为了防止人们把太极理解为具体之物。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
朱熹的解释中包含了自己的思想，即以无极表示理的无形，以太极称理的实有。为此，陆九韶觉得“晦翁好胜”，不和他再辩。
而陆九渊却觉得不可不辩，便先后致朱熹三封信，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太极并不因不加无极就不是万物的根本，《易大传》中就未言无极，只讲“易有太极”。
太极就是阴阳，阴阳已是形而上，再加无极就成了“叠床上之床，架屋下之屋”，实属多余。
朱熹又写两信，坚持原来意见。两人反复辩驳，彼此难以说服，最后归结到各自的根本思想上去，最终还是相互指责。
再争下去，已没有任何意义，两人不欢而罢。可是，从此后，心学、理学两门学人，互相攻击，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元佑党争
“元佑”是宋哲宗赵煦的年号。“元佑党争”起源于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新政。这既是一场政治派别的争斗，背后也隐藏着儒学理论的较量。
王安石变法时，强力推行新政措施。在推行过程中，对一些执行过程中朝中大臣、地方官吏反映的问题不闻不问，一意孤行。而他所重用的一些重要大臣，如吕惠卿、章敦、蔡确等人在人品、资望等方面又饱受大臣们的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