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儒学基本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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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五代、宋儒学(1)

进入宋朝,儒学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作为儒学新的历史形态的理学开始出现。

同时,这一时期,儒学还涌现出了许多派别,诞生了周敦颐、“二程”、朱熹等诸位名家,也出现了很多宣传儒学的书院。

一、总论

五代十国至宋时期,儒学向多个方面发展,新的派别如心学、濂学等不断涌现;各种派别之争如朱陆之争、元佑党争,不断上演。

几大书院鼎立于儒宋代学教育领域。

宋代儒学发展

经过唐代和五代十国,儒学发展至宋初,已经处于困境之中,面临着种种危机。这主要表现在儒学本身的僵化衰颓以及佛、道之学的挑战这两个方面。

面对思想界的这种状况,宋初许多儒者清醒地认识到,佛、道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思想观念是迥然不同的,佛、道之学的盛行,构成了对儒家传统的君臣父子的伦常观念的巨大冲击,削弱了儒学的地位。

这种状况如果任其发展,儒学就会产生更大的危机乃至彻底衰败,儒学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全面指导就无法确立,现实中的纲常秩序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为此,从北宋初到中期,儒家士人进行了复兴儒学的种种努力。宋初,柳开、王禹偁等士人继承韩愈的某些思想资料,抨击佛老,开启了北宋排斥佛、道运动的先声。

庆历前后,排斥佛、道运动高涨,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等儒家学者纷纷著文,从不同方面力排佛、道之学,形成了一股反佛、道的社会思潮。

庆历年间,儒学学风开始出现了较大的转变,士人们围绕复兴儒学的主题,力图摆脱汉唐经学拘囿于家法师法、沉溺于训诂考证的治学方式,大胆发疑,标新立异,形成了一股疑经惑古的时代思潮。

在宋初诸儒复兴儒学活动的基础上,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邵雍的象数学以及三苏父子的苏氏蜀学在北宋中期先后兴起。

他们反省儒学危机,突破了章句训诂之学的局限,注重从整体上探索、把握儒家经典的内涵,根据自己的主观体认来直接领悟并阐发儒家经典中蕴含的大义。

与此同时,他们在探究佛、道之学长处的基础上,立足儒家而又广搜博采,兼收并蓄,充分吸收利用佛、道之学的理论思维成果。在经过长期而艰苦的理论探索之后,新的儒学体系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完善,儒学走向复兴。

荆公新学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重要代表。荆公新学学者通过对经典义理的阐发,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较好地解决了北宋的时代课题,有效地回应了佛、道之学在本体论上的挑战,实现了儒学的自我更新。

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等理学学者力图建立贯通宇宙、社会与人生的理论体系,他们分别以诚、气、天理、数为最高范畴提出了其本理论,并通过对一系列范畴、命题的阐述,建构了较为完备的人性论与修养论。

苏氏蜀学学者长于经史文学,他们在改造佛、道思想资料的基础之上也建构了以“道”为核心范畴的理论,并提出了颇具自然人性论色彩的的人性学说,由此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之间在诸多问题上形成对立。

至南宋中期,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繁盛辉煌的新阶段。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象山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活跃于学术舞台。

他们继承北宋儒学发展的成果而又有所超越,在相互争鸣、论辩的同时又互相影响,互相借鉴、吸收,思想学术领域呈现出一片兴盛景象。

湖湘学派的性学理论体系、闽学学派的天理学体系、象山学派的心学体系、永康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提升、深化了儒学。

其中,朱熹更是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建构了包括天理论、人性论、修养论、格物致知论在内的繁富细密的思想学术体系。

以朱熹理学体系的形成为标志,宋代儒学的发展已经趋于完备,儒学复兴的目标终于完成。从南宋中期开始,朱熹理学地位不断上升,影响不断扩大,最终占据了思想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并上升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社会数百年之久,在民族精神的塑造及价值观念的形成等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宋学

所称宋学,又称道学、新儒学,和理学概念有若干重合,在很多地方相同。

是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前导,由韩愈、李翱开启的将儒学思想由外转而向内,援佛、道以证儒理,通过两宋理学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创建的我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由于这个思想体系以“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所以被称为理学。

这个思想体系虽以儒家礼法、伦理为核心,却因其融合佛、道思想精粹而区别于原始儒学,所以被称为新儒学。至清代时,考据学大兴,清儒们推尊汉儒,对宋代理学家空疏解经的弊病肆意攻击,遂呼之为“宋学”以示与“汉学”相区别。

理学

理学,又称道学。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至近代。

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

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我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理学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

概括说来,理学讨论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理学家虽然有不同的回答,但都否认人格神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张载提出气本论哲学,认为太虚之气是万物的本原。二程建立“天即理”的理本论哲学,认为观念性的理是世界的本原。朱熹提出理为“本”,气为“具”的学说。

二是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和心统性情的学说,认为天地之性来源于太虚之气。程颢提出了心即天以及性无内外的命题,把心、性、天统一起来。

程颐则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把性说成形而上之理。朱熹认为心之本体即是性,是未发之中;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发之和;性和情是体用关系,而心是“主宰”。

三是认识论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张载首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种知识,并提倡穷理尽性之学,成为理学家共同讨论的问题。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学说;朱熹提出“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

理学流派纷纭复杂,北宋中期有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南宋时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明中期则有王守仁的阳明学等。

尽管这些学派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特点,但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主要有两大派别,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

作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理学一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过好的作用。它在思辨哲学方面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对于日本、朝鲜的历史发展,理学也曾发生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理学在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愈益起着消极乃至反动的作用。

濂学

濂学,即濂溪学派,理学派别之一,是由北宋儒家学者周敦颐开创的理学学派。周敦颐晚年定居庐山莲花峰下,以自己家乡营道的水名“濂溪”来命名堂前的小溪和书堂,所以学者习称其为濂溪先生,“濂学”之名也因之而得。

周敦颐一向被学术界认为是北宋理学中“程朱理学”一派的开山祖师,但从实际的理学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周敦颐在北宋理学崛起之时的影响很小,他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地位,主要原因是“洛学”的创始人二程兄弟,曾师事于他。

周敦颐的思想学说还是具有鲜明理学特征的,尤其是他的《易》学思想和“诚”的思想,对以后的理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具体地说,周敦颐宇宙本原道德化,并从中录寻求封建伦理道德的永恒性依据,他的《太极图说》、《通书》、《爱莲说》等援道、佛入儒等,他所提出的太极、动静、性命、鬼神、死生、诚、几、中和等许多命题,以后也反复为理学家所讨论。

然而,由于周敦颐没有处在当时的政治和时代思潮的中心,濂学在当时没有形成很大的学派,所以也就很难产生大的社会影响。只是南宋时期朱熹等的极力推崇,周敦颐才被视为“理学开山”的,加上朱熹的思想学说后来被定为官为学说,这一点也就为大家所接受。

关学

关学,是萌芽于北宋庆历之际的儒家学者申颜、侯可,至张载而正式创立的一个理学学派。因其实际创始人张载世称“横渠先生”,因此又有“横渠之学”的说法。

所称关学,即关中,函谷关以西、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之学,是从地域角度而言的。

无论是张载之前的申颜、侯可,还是张载之后的吕大钧兄弟、李复、范育、游师雄、种师道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都是关中人,故其理学又称为“关学”。

如果就关学的内涵性质而言,它属于宋明理学中“气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

张载他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认为宇宙的构成主要分为同一实体的不同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这是一种气一元论的唯物论之本体论,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张载还从其气本论的哲学出发,提出了“民胞吾与”的伦理思想,确立了他对佛、道思想的批判立场。

与一般理学的学派不同,关学特别强调“通经致用”,以“躬行礼教”倡道于关中,并且十分重视《礼》学,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医学等各方面的问题。

张载创立关学之初,关中学子便积极追随,其中以蓝田吕氏兄弟最为踊跃。张载开始在关中讲学时,首和者就是吕大钧,接着,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张载为师。

蓝田吕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加入至关重要,为关学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

可惜的是,张载病逝后,三吕却投奔二程的门下,靠近“洛学”,致使关学一时冷落下来。好在还有李复、张舜民、游师雄、种师道、薛昌等人坚持进行研究,才没有使关学中断。

但比起三吕来,他们的著述较少。三吕的主要著作有《吕氏乡约》、《吊说》、《克己铭》、《吕蓝田语录》、《中庸解》等。这些著作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洛学

洛学,即指伊洛学派,理学派别之一。宋程颢、程颐所创理学学派。世称程颢为“大程”,程颐为“小程”,合称为“二程”。

二程为亲兄弟,均为河南洛阳人,长期在洛阳讲学,后来程颐又居临伊川,二人讲学于伊河洛水之间,因称其所刨学派为“伊洛之学”,也叫“洛学”。

北宋洛阳以程颢、程颐兄弟为首的学派。二程同受业于周敦颐,他们提出了理的哲学范畴,认为理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一草一木皆有理”。还认为理是天理,乃人类社会永恒的最高准则,并以此阐释封建伦理道德,把三纲五常视为“天下之定理”。

洛学以儒学为核心,并将佛、道渗透于其中,旨在从哲学上论证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维护封建秩序。

二程洛学是保守的和唯心的,但也包含有辩证法因素。他们承认事物是相互制约、发展变化的。

洛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在我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其后,宋代的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又在二程开辟的方向上发展了理学。宋明理学是宋代之后漫长的我国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而二程洛学则开了理学之先河。

闽学

理学大师朱熹因在福建讲学,弟子多为福建人,形成的学派世称“闽学”。朱熹自号“紫阳”,后来学者称朱熹为“紫阳夫子”,闽学又称“紫阳学派”。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代表了理学发展的最高水平。朱熹在宋明理学家中最重视知识训练,并把知识的培养与首先的修炼结合起来,这些思想为明朝中叶以后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精神资源。

在朱学思想体系中,不仅熔铸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而且还吸取了佛、道思辨哲学的营养,更定于理论思维色彩。

朱子之学在宋元之际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国,17世纪欧洲人开始注意朱学,18世纪初有人翻译了朱熹的某些作品,可见,朱子之学的研究已超越了国界,朱学已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哲学理论。

蜀学

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宋代蜀学指由苏洵开创,由苏轼、苏辙兄弟加以发展,由黄庭坚、张耒、秦观等文人学士参与组成的有共同思想基础与学术倾向的学派。

广义的宋代蜀学指两宋时期包括三苏、周程及其在蜀后学、张栻、度正、魏了翁等著名人物融合蜀洛、贯通三教,而以宋代新儒学为主的巴蜀地区的学术。所以,从广义的蜀学眼光看,应把周敦颐、程颐等著名理学家在巴蜀的学术活动和著述也包括到宋代蜀学里来。

苏氏蜀学是由三苏父子创立的儒学派别,它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相对立,是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潮流的产物,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