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宋朝，儒学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作为儒学新的历史形态的理学开始出现。
同时，这一时期，儒学还涌现出了许多派别，诞生了周敦颐、“二程”、朱熹等诸位名家，也出现了很多宣传儒学的书院。
一、总论
五代十国至宋时期，儒学向多个方面发展，新的派别如心学、濂学等不断涌现；各种派别之争如朱陆之争、元佑党争，不断上演。
几大书院鼎立于儒宋代学教育领域。
宋代儒学发展
经过唐代和五代十国，儒学发展至宋初，已经处于困境之中，面临着种种危机。这主要表现在儒学本身的僵化衰颓以及佛、道之学的挑战这两个方面。
面对思想界的这种状况，宋初许多儒者清醒地认识到，佛、道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思想观念是迥然不同的，佛、道之学的盛行，构成了对儒家传统的君臣父子的伦常观念的巨大冲击，削弱了儒学的地位。
这种状况如果任其发展，儒学就会产生更大的危机乃至彻底衰败，儒学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全面指导就无法确立，现实中的纲常秩序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为此，从北宋初到中期，儒家士人进行了复兴儒学的种种努力。宋初，柳开、王禹偁等士人继承韩愈的某些思想资料，抨击佛老，开启了北宋排斥佛、道运动的先声。
庆历前后，排斥佛、道运动高涨，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等儒家学者纷纷著文，从不同方面力排佛、道之学，形成了一股反佛、道的社会思潮。
庆历年间，儒学学风开始出现了较大的转变，士人们围绕复兴儒学的主题，力图摆脱汉唐经学拘囿于家法师法、沉溺于训诂考证的治学方式，大胆发疑，标新立异，形成了一股疑经惑古的时代思潮。
在宋初诸儒复兴儒学活动的基础上，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邵雍的象数学以及三苏父子的苏氏蜀学在北宋中期先后兴起。
他们反省儒学危机，突破了章句训诂之学的局限，注重从整体上探索、把握儒家经典的内涵，根据自己的主观体认来直接领悟并阐发儒家经典中蕴含的大义。
与此同时，他们在探究佛、道之学长处的基础上，立足儒家而又广搜博采，兼收并蓄，充分吸收利用佛、道之学的理论思维成果。在经过长期而艰苦的理论探索之后，新的儒学体系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完善，儒学走向复兴。
荆公新学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重要代表。荆公新学学者通过对经典义理的阐发，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较好地解决了北宋的时代课题，有效地回应了佛、道之学在本体论上的挑战，实现了儒学的自我更新。
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等理学学者力图建立贯通宇宙、社会与人生的理论体系，他们分别以诚、气、天理、数为最高范畴提出了其本理论，并通过对一系列范畴、命题的阐述，建构了较为完备的人性论与修养论。
苏氏蜀学学者长于经史文学，他们在改造佛、道思想资料的基础之上也建构了以“道”为核心范畴的理论，并提出了颇具自然人性论色彩的的人性学说，由此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之间在诸多问题上形成对立。
至南宋中期，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繁盛辉煌的新阶段。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象山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活跃于学术舞台。
他们继承北宋儒学发展的成果而又有所超越，在相互争鸣、论辩的同时又互相影响，互相借鉴、吸收，思想学术领域呈现出一片兴盛景象。
湖湘学派的性学理论体系、闽学学派的天理学体系、象山学派的心学体系、永康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提升、深化了儒学。
其中，朱熹更是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建构了包括天理论、人性论、修养论、格物致知论在内的繁富细密的思想学术体系。
以朱熹理学体系的形成为标志，宋代儒学的发展已经趋于完备，儒学复兴的目标终于完成。从南宋中期开始，朱熹理学地位不断上升，影响不断扩大，最终占据了思想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并上升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社会数百年之久，在民族精神的塑造及价值观念的形成等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宋学
所称宋学，又称道学、新儒学，和理学概念有若干重合，在很多地方相同。
是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前导，由韩愈、李翱开启的将儒学思想由外转而向内，援佛、道以证儒理，通过两宋理学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创建的我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由于这个思想体系以“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所以被称为理学。
这个思想体系虽以儒家礼法、伦理为核心，却因其融合佛、道思想精粹而区别于原始儒学，所以被称为新儒学。至清代时，考据学大兴，清儒们推尊汉儒，对宋代理学家空疏解经的弊病肆意攻击，遂呼之为“宋学”以示与“汉学”相区别。
理学
理学，又称道学。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至近代。
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
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我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理学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
概括说来，理学讨论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理学家虽然有不同的回答，但都否认人格神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张载提出气本论哲学，认为太虚之气是万物的本原。二程建立“天即理”的理本论哲学，认为观念性的理是世界的本原。朱熹提出理为“本”，气为“具”的学说。
二是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和心统性情的学说，认为天地之性来源于太虚之气。程颢提出了心即天以及性无内外的命题，把心、性、天统一起来。
程颐则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把性说成形而上之理。朱熹认为心之本体即是性，是未发之中；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发之和；性和情是体用关系，而心是“主宰”。
三是认识论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张载首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种知识，并提倡穷理尽性之学，成为理学家共同讨论的问题。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学说；朱熹提出“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
理学流派纷纭复杂，北宋中期有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南宋时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明中期则有王守仁的阳明学等。
尽管这些学派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特点，但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主要有两大派别，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
作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理学一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过好的作用。它在思辨哲学方面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对于日本、朝鲜的历史发展，理学也曾发生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理学在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愈益起着消极乃至反动的作用。
濂学
濂学，即濂溪学派，理学派别之一，是由北宋儒家学者周敦颐开创的理学学派。周敦颐晚年定居庐山莲花峰下，以自己家乡营道的水名“濂溪”来命名堂前的小溪和书堂，所以学者习称其为濂溪先生，“濂学”之名也因之而得。
周敦颐一向被学术界认为是北宋理学中“程朱理学”一派的开山祖师，但从实际的理学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周敦颐在北宋理学崛起之时的影响很小，他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地位，主要原因是“洛学”的创始人二程兄弟，曾师事于他。
周敦颐的思想学说还是具有鲜明理学特征的，尤其是他的《易》学思想和“诚”的思想，对以后的理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具体地说，周敦颐宇宙本原道德化，并从中录寻求封建伦理道德的永恒性依据，他的《太极图说》、《通书》、《爱莲说》等援道、佛入儒等，他所提出的太极、动静、性命、鬼神、死生、诚、几、中和等许多命题，以后也反复为理学家所讨论。
然而，由于周敦颐没有处在当时的政治和时代思潮的中心，濂学在当时没有形成很大的学派，所以也就很难产生大的社会影响。只是南宋时期朱熹等的极力推崇，周敦颐才被视为“理学开山”的，加上朱熹的思想学说后来被定为官为学说，这一点也就为大家所接受。
关学
关学，是萌芽于北宋庆历之际的儒家学者申颜、侯可，至张载而正式创立的一个理学学派。因其实际创始人张载世称“横渠先生”，因此又有“横渠之学”的说法。
所称关学，即关中，函谷关以西、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之学，是从地域角度而言的。
无论是张载之前的申颜、侯可，还是张载之后的吕大钧兄弟、李复、范育、游师雄、种师道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都是关中人，故其理学又称为“关学”。
如果就关学的内涵性质而言，它属于宋明理学中“气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
张载他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认为宇宙的构成主要分为同一实体的不同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这是一种气一元论的唯物论之本体论，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张载还从其气本论的哲学出发，提出了“民胞吾与”的伦理思想，确立了他对佛、道思想的批判立场。
与一般理学的学派不同，关学特别强调“通经致用”，以“躬行礼教”倡道于关中，并且十分重视《礼》学，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医学等各方面的问题。
张载创立关学之初，关中学子便积极追随，其中以蓝田吕氏兄弟最为踊跃。张载开始在关中讲学时，首和者就是吕大钧，接着，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张载为师。
蓝田吕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加入至关重要，为关学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
可惜的是，张载病逝后，三吕却投奔二程的门下，靠近“洛学”，致使关学一时冷落下来。好在还有李复、张舜民、游师雄、种师道、薛昌等人坚持进行研究，才没有使关学中断。
但比起三吕来，他们的著述较少。三吕的主要著作有《吕氏乡约》、《吊说》、《克己铭》、《吕蓝田语录》、《中庸解》等。这些著作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洛学
洛学，即指伊洛学派，理学派别之一。宋程颢、程颐所创理学学派。世称程颢为“大程”，程颐为“小程”，合称为“二程”。
二程为亲兄弟，均为河南洛阳人，长期在洛阳讲学，后来程颐又居临伊川，二人讲学于伊河洛水之间，因称其所刨学派为“伊洛之学”，也叫“洛学”。
北宋洛阳以程颢、程颐兄弟为首的学派。二程同受业于周敦颐，他们提出了理的哲学范畴，认为理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一草一木皆有理”。还认为理是天理，乃人类社会永恒的最高准则，并以此阐释封建伦理道德，把三纲五常视为“天下之定理”。
洛学以儒学为核心，并将佛、道渗透于其中，旨在从哲学上论证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维护封建秩序。
二程洛学是保守的和唯心的，但也包含有辩证法因素。他们承认事物是相互制约、发展变化的。
洛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在我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其后，宋代的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又在二程开辟的方向上发展了理学。宋明理学是宋代之后漫长的我国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而二程洛学则开了理学之先河。
闽学
理学大师朱熹因在福建讲学，弟子多为福建人，形成的学派世称“闽学”。朱熹自号“紫阳”，后来学者称朱熹为“紫阳夫子”，闽学又称“紫阳学派”。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代表了理学发展的最高水平。朱熹在宋明理学家中最重视知识训练，并把知识的培养与首先的修炼结合起来，这些思想为明朝中叶以后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精神资源。
在朱学思想体系中，不仅熔铸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而且还吸取了佛、道思辨哲学的营养，更定于理论思维色彩。
朱子之学在宋元之际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国，17世纪欧洲人开始注意朱学，18世纪初有人翻译了朱熹的某些作品，可见，朱子之学的研究已超越了国界，朱学已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哲学理论。
蜀学
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宋代蜀学指由苏洵开创，由苏轼、苏辙兄弟加以发展，由黄庭坚、张耒、秦观等文人学士参与组成的有共同思想基础与学术倾向的学派。
广义的宋代蜀学指两宋时期包括三苏、周程及其在蜀后学、张栻、度正、魏了翁等著名人物融合蜀洛、贯通三教，而以宋代新儒学为主的巴蜀地区的学术。所以，从广义的蜀学眼光看，应把周敦颐、程颐等著名理学家在巴蜀的学术活动和著述也包括到宋代蜀学里来。
苏氏蜀学是由三苏父子创立的儒学派别，它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相对立，是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潮流的产物，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