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婴回答说：“丁公打曲沃，攻下曲沃城时，下令任何人不得把财物运出城，而百姓可以自由进出。有一天，有人抬着死人出城，丁公觉得很奇怪，叫人打开棺木检验，发现里面全是金玉。官吏建议杀了他们，丁公却说，我们用军队攻占别人的城池，借着人多势众来强取别人的财物，已经是不仁道的了。况且治理人民的领袖，应该要宽怀大度，慈爱众人，自己是不能随便杀人的。于是命令官吏放了那些人。”
景公听了，说：“你的话很好。”就令人放了砍竹子的人。
语言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如何运用这门艺术也是十分有学问的。同一种事物，从不同的人的口里说出来，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来，也许会是大相径庭的。下面这个例子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文雅和粗野的区别。
景公背上长了个毒疮。高子和国子两个人向齐景公请安，景公对他们说：“你们有必要看看我的疮病。”高子就上前抚摸景公的长疮处。景公说：“毒疮热吗？”高子说：“很热。”景公说：“热得怎样？”高子答：“像火一样。”景公又问：“毒疮是什么颜色的？”高子说：“像没熟的李子。”景公又问：“大小如何？”答：“像食豆一样大小。”景公接着问：“瘪进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高子答：“像旧皮鞋断裂之处的样子。”
高子、国子走后，晏子求见。景公传话对晏子说：“我有重病，不能穿衣戴帽出来接见先生，先生能屈尊来看看我吗？”晏子走进内室，叫内官端来洗手的用具，让车夫取来手巾，用刷子把手洗干净，让手在水中慢慢变热，然后打开景公身上的被子，盖了盖身下的褥子，跪在床边，给景公抚摸毒疮。景公说：“毒疮热得怎样？”晏子答：“像太阳光一样热。”景公又问：“是什么颜色的？”晏子答：“像青色的玉石。”景公问：“大小如何？”“像玉。”景公接着问：“凹瘪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晏子答：“像挂玉。”
晏子走后，景公很感慨地说：“我不见道德修养很好的人，真不知粗鄙之人的愚笨啊！”晏婴的机智善辩、学识渊博，也使他在外交中显露出与众不同的风格。晏婴政绩卓著，很有“国际”声望，只是身材相貌不太雅观。因此，无聊的国君，有时就拿这一点跟他开玩笑。
有一次，晏婴出使楚国，楚王故意作弄他，在城门的旁边开了一个小门，意思是想取笑晏婴的身材矮小。
楚国人请晏婴从小门进去，晏婴说：“如果出使狗国的话，那是应该从狗门进去，现在是出使楚国，不应当从这个门进去。”接待人员只好让他从大门进去见楚王。
楚王见到了晏婴，说：“齐国没有人才吗？”因为晏婴其貌不扬，所以才这样说。
晏婴回答说：“齐国光是临淄城就有三百闾（当时一闾等于二十五家），大家举起袖子就会连成帏幕，一挥汗像下雨一般；人挤人，肩挨肩，脚跟接着脚跟，怎会没有人才呢？”
楚王说：“既然如此，怎么会派你这种人来呢？”
晏婴说：“齐国派遣使者，是依才德做标准的，派贤者出使有贤能君主的国家，派不肖的人出使有不肖国君的国家。因为我最不肖，所以就被派来出使楚国了。”
楚王听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晏婴的回答既十分机智，又十分得体，不要说是楚王那样愚蠢的人，就是比楚王再聪明十倍的人恐怕也无话可说。看来，辱人者必先自取其辱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楚王事先派人绑着一个人来到宫廷，走过楚王及晏婴的面前。楚王故意把他们叫住，问发生了什么事。楚人报告说：“这个齐国人涉嫌偷盗。”
楚王转过脸来，对晏婴说：“难道齐国人是擅长偷盗的吗？”
晏婴一点也不紧张，非常随意地说：“我听说，出产在江淮一带的又香又甜的橘子，一到了江南就变成了又苦又涩的枳。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啊！现在这个齐国人在齐国不偷盗，来到楚国却偷盗，岂非是环境的关系吗？”
楚王无言以对，讨了一个老大的没趣，只好苦笑着说：“我想取笑你，没想到却取笑了我自己，贤明的人真是不可随便开玩笑啊！”
晏子的故事可为妇孺皆知，但在语言上的智慧决不仅仅是玩弄口舌，这与他的内在的学养和凛然的正气是分不开的，更是精于进退的领导智慧的充分展示。
10.别让才气打乱进退的步骤
才气，代表着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和超凡脱俗的气质。对于一般人而言，有才气自然是件好事，但是作为领导者，与才气相伴而生的傲气、痴气却是致命的，因为它会打乱你的进退步骤，陷领导者于进退维谷、动辄得咎的境地。
我们知道，明朝大才子解缙的结局很凄惨，而这与他的才气外露、不得进退的要领有很大关系。
年轻的解缙当了中书庶吉士之后，朱元璋对他十分喜爱和信任。据说，一次朱元璋在金水河边钓鱼，半天也没钓到一条，令解缙赋诗解闷。解缙应声成七绝一首，其中后两句为“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逗得朱元璋直乐。对于才华横溢的解缙来说，这种诗句委实只能算逗皇帝取乐的奉迎之作。作为皇帝的贴身侍臣，解缙不能不拿出一点应付的策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从此，朱元璋让解缙常侍自己左右，对他甚为器重。一天，朱元璋对解缙说：“我和你义则君臣，恩如父子，应当知无不言。”鼓励他对当时政务直言勿隐。解缙被朱元璋的知遇之恩所感动，即日上“大庖西封事”，即被人广为传诵一时的“万言书”。
农民加和尚出身的朱元璋虽只粗通文墨，其统治却并不手软。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他借胡惟庸一案将延续千余年的丞相制废除了，此案牵连被杀者达3万余人。不久又兴“蓝党大狱”，牵连被杀者达1万5千人之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通过这些大案，将自己手下的开国功臣屠杀殆尽。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之严酷也是史所罕见的。他规定官吏贪污钱财60两以上的，就要斩首示众，还要剥皮。他把府、州、县、卫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在官府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填满草的人皮袋，使官吏触目惊心。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钩肠等酷刑则是举不胜举，至于在朝堂外当众扒下大臣的裤子施以廷杖更是家常便饭。严刑酷法自然会收到暂时的威慑效果，却为眼光深远的有识之士深所忧虑。深谙天下兴衰成败之理的解缙以其特有的敏锐对朱元璋的统治得失洞若观火。在朱元璋推心置腹的鼓励下，解缙终于借“万言书”道出了在心中郁积了好久的话，也向朱元璋掏出了一颗赤诚之心。
解缙在“万言书”中先肯定了朱元璋的成绩，承认他在统一国家、恢复经济、消除浪费和颓废的习俗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然后他笔锋一转，指向他最为关注的问题：严刑酷法，政令屡改。
解缙指出，国家政令频繁更改将使民众无所适从，对统治者的信心发生动摇；法律既繁又严最终会使百姓蔑视法律、忽视法律。他毫不掩饰地说：“国家建立至今二十来年了，却没有稳定不变的法令，没有一天无犯错的人。只听说您常常龙颜大怒，杀人斩草除根；却没有听说您褒奖过一件善事，赏赐过一个好人。”朱元璋严刑酷法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连坐法。往往一案牵涉数百、数千甚至数万人，数不清这其中有多少刀下冤鬼。解缙强烈反对这种野蛮残忍的连坐法，主张一人犯罪，不要牵连他的妻子儿女；一人受惩罚，不要殃及他的子孙后代。
解缙指出，没有人敢批评皇上这些错误统治的方式，因为大家都怕皇上会勃然大怒。他说：“谁肯舍父母，捐妻子，批龙鳞，以犯天怒者哉！”解缙的话一语中的，但他自己却不怕“舍父母，批龙鳞，犯天怒”，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朱元璋。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万言书”虽言辞恳切，但对朱元璋的批评责备是尖锐的，解缙几乎毫不掩饰自己对是非曲直的真实感情。这恐怕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式的年轻气盛所能解释的，而是有良知的文人。
奇怪的是，这篇措词率直的“万言书”竟然没有触怒一向多疑的朱元璋，反而对解缙的才能夸赞一番，不久又升解缙为御史。
不久，解缙又向朱元璋进献“太平十策”，提出参用井田、均田之法，兼行封建郡县之制，正官名，兴礼乐，审辅导之官，新学校之正，省繁冗，薄税敛，务农，讲武。解缙认为按照他的建议办，就可以取得天下太平。解缙的这种勇于谏诤、关心国事的态度，力求经世济用的才干，在当时受龙威笼罩的朝臣中确是凤毛麟角。朱元璋看了解缙的奏书后，也忍不住连连加击掌夸赞。
明初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元代末年遗留下来的旧矛盾和战争带来的新问题都无一例外地摆到了大明统治者面前。这虽给刚上台的统治者以严峻考验，却也给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和舞台。解缙的“太平十策”的意义大概就在于此。当然，他的太平之策是否被最高统治者采纳则是另一回事。
“万言书”没有触怒朱元璋，“太平十策”也没有忤逆朱元璋，但解缙最终还是惹恼了朱元璋。洪武十五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谋反罪杀了丞相胡惟庸，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朱元璋将打击面不断扩大，到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再兴大狱，称李善长、陆仲亨、丁玉等人都与胡惟庸交通谋反，将这批人残酷杀掉。这是朱元璋有预谋地诛杀功臣的计划。李善长是朱元璋的开国丞相，功勋显赫，当时已77岁，仍逃不脱朱元璋的淫威，被赐死，自缢而亡，其家属70余人都被杀。此事在朝中引起较大反响，有些人私下认为朱元璋此举不公。第二年，工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辩冤。王国用的奏书是解缙起草的，文人的直气与放达使解缙拿起笔为李善长鸣冤叫屈。解缙严词切责对李善长的不公正做法。指出李善长没有勾结胡惟庸谋反的动机，他的案件很难服众。奏书最后说：“臣下担心天下人得知此事，认为功勋卓著如李善长都尚且落得如此下场，因而人心离散。现在李善长已经死了，再提他也无益，我只希望皇上能引此事为戒。”
如果说“万言书”的言词仅仅只是率直而不掩饰的话，那么这篇奏文则可谓犀利而激烈，俨然是臣子教训起皇上来了，又有点“相煎何急”的指责意味。奏书呈上去之后，朱元璋很快知道执笔者是解缙，但他并未龙颜震怒，以他的个性和为人，实在有点令人不解。也许是朱元璋真的念解缙有才而又年少吧！朱元璋将自己的不快压在心底，不过他最终还是找了一个借口，将这位“惹是生非”、无所顾忌的青年才子打发回家。当时朝中有规矩，皇帝近臣的父亲都得觐见皇上。解缙的父亲解开来朝后，朱元璋对他说：“大器晚成，若带你儿子回去，让他增进学业，十牛之后再来朝，正好重用。”这段话可谓意味深长，它确乎能表达朱元璋对解缙的复杂心态：既惜其才又忌其直。
于是，在皇帝朱元璋授意下，解才子回家读书去了。
不分对象地冒进、灰溜溜被劝退，这些都不能不说都是才气所累。如果解缙就此踏踏实实地待在家里，弄情于诗词歌赋，说不定中国历史上又多了一位成绩斐然的大文学家。以为文之才偏要就为官之道，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