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八年（1669年）四月中旬，即处置鳌拜前月余，康熙便采纳汉官建议，举行隆重的太学祀孔活动。他以极为虔诚的心情，在宫中致斋数日后，在诸王大臣陪同下亲往太学祭奠孔子牌位，行三跪六叩大礼，并至彝伦堂听满汉祭酒司业等讲《易经》和《忆经》等精义。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还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进一步抬高孔子、孟子的地位和作用，将道统和治统完全统一起来，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历代圣贤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表明自己以儒家学说治理国家的决心。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他第一次南巡归途经过山东曲阜，特地到孔庙祭奠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御书“万世师表”额悬挂大成殿中，决定重修孔庙树立孔子庙碑，并亲自撰写碑文“以昭景行尊奉至意”。这些崇孔活动及康熙从中表现出的至诚态度，无疑使汉族士大夫倍觉亲切，甚至颇为感动。
不仅是搞尊孔活动，康熙还采取了一系列尊崇儒学的实际举措。
康熙亲政以后，仪制员外郎王士祯等人再次请求恢复八股取士旧制，康熙便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为号召，满足汉族士大夫的要求：“此后照元年以前定例，仍用八股文章考试。”这些举措，对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清朝野史大观》甚至有“自是以后，汉族始安，帝业始固”之说。
与此同时，康熙还恢复了中断已久的经筵日讲活动。首次经筵日讲在瀛台举行，由国史院学士熊赐履主讲。
日讲活动始于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由翰林院满汉学士充任，同年八月起又让日讲官兼起居注。由于日讲起居注官员与皇帝接触最多，因而很受信任，升迁也快。根据有人统计，从康熙十年四月到二十三年九月康熙第一次南巡前，共有42位汉人担任此职，其中江南（今安徽、江苏两地）人最多，有18位之多。如果按广义上的江南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和湖广（湖南、湖北）等地，即有32人之多，占总数的75％以上。说明康熙在南巡前已对江南士大夫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也为日后江南地区士人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贵的是，康熙学习非常认真。每天上朝听政之前，五更天即起床诵读，傍晚处理政事完毕后又继续讲论琢磨，以致劳累过度，痰中带血，仍不愿停止。每逢外出巡视或到南苑游猎，也从不辍学，必令讲官随从，以便随时讲论。他在听讲过程中有疑必问，尤为询问熊赐履为多。
更可贵的是，康熙学习儒家学说特别注重实际，反对溢美之辞和那种照本宣科、于经史精义不加研究印证的传统进讲方式，主张“讲学必互相阐发，方能融会义理，有裨身心”。
由此看来，管人不是简单地命令人、改变人，而应是顺应民心，调动人气。
6.把能人变成亲信是十分高明的管人手段
亲信的好处是忠诚，能够无条件地支持你。能做大事的管人者善于把能人培植成亲信，让他以其才能忠诚地为自己效命。
平定刘武周、窦建德和王世充后，唐初统一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秦王李世民于武德四年（621年）七月甲子，一路上“至长安，世民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眅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真可谓春风得意，威武十分。李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三公上。冬，十月，以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属。”
据史载，天策府的属官计有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军咨祭酒二人，典签四人，主簿二人，隶事二人，记室参军事二人，功、仓、兵、骑、铠、士六曹参军各二人，参军事六人。天策府实际上是李世民军事上的顾问决策机构。
随着机构的确立和地位的攀升，李世民的政治野心也随之增长。就在平王世充时，李世民和秦王府记室房玄龄“微服”拜访一位名叫王远知的道士。王远知说：“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李世民据实相告，道士又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借也。”李世民把这话一直记在心里，“眷言风范，无忘寤寐”。
由此可以看出，李世民当“天子”的念头原本已经有了，而李建成因“立嫡以长”的惯例成为太子，当他看到、听到、察觉到李世民的政治野心时，不能不“颇相猜忌”。
于是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公开，李世民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名正言顺，向长兄挑战的意味日渐明显。
对于李世民来说，欲为“天子”的思想一旦形成，接下来该做的事便是开始修路了。
李世民深知，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势力。关于这方面，其实早在晋阳起兵前，李世民便有所留心，在晋阳“密招豪友”，通过“推财养客”的手段，培植、结交了一些地方势力，这些人对李世民“莫不愿效死力”。
如果说此时的李世民是为起兵反隋而网罗人才的话，似乎是无可挑剔的，而在李唐政权建立、其兄李建成被立为太子之后，李世民借统一战争之机广泛搜罗人才很难说绝无政治目的了。这一时期在他所搜罗的人才中有一名叫杜如晦的人，此人在隋时已被人视为“当为栋梁之用”的人物，平定长安后，李世民将他引为秦王府兵参军，不久又被李渊调离秦府，任陕州总管府长史。当时秦王府记室房玄龄向李世民说：“府僚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之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
李世民闻听大惊，道：“尔不言，只失此人矣。”李世民遂奏留杜如晦为府属。可见，此时的李世民已有“经营四方”的大志，而不甘于“守藩端拱”了。由于李世民对杜如晦、房玄龄等早期人才的搜罗，此风已开，一干才俊便逐渐开始形成了以秦王李世民为核心的政治集团。
在统一战争中，李世民又乘机罗致了大批将才，使自己的手下有颇多名将。如在破刘武周时招抚的著名将领尉迟敬德，此人不但在洛阳之战中救李世民于单雄信槊下，而且在后来的玄武门之变中也有上乘表现。又如屈突通，原为隋朝大将，其人性刚毅，好武略，善骑射，后兵败降唐，乃为秦王府行军元帅长史，并从平薛举，又讨王世充，功不可没。
这样的人才后来更多。再如刘师立，初为王世充将军，洛阳平定后，本当诛戮，但因秦王惜其才，特免其死，为左亲卫，成为手下的亲信。张公谨初为王世充治州长史，降唐后，因李世眅与尉迟敬德的推荐，被秦王引入幕府成为心腹。秦叔宝、程知节原从李密，后归王世充，但他们认为王世充“器度浅狭”，不是拨乱之主，非托身之所，故于两军阵前归唐，又如侯君集、李君羡、田留安、戴胄都成了李世民的心腹爱将。
作为一个有抱负、有远见的年轻军事家、政治家，李世民懂得，天下动荡不安之时，要靠军事实力削平全国各地割据之雄，而要征伐战斗，就必须依赖于善战的武将。这种方略是在战争时期所通用的。然而，战争毕竟是有阶级性的，战争的目的是获得政权，这个目的一经达到，方略就会变成另一种样子，旧的方略便不再适用于新的形势。这是因为，政权只能由马上得之而不可在马上治之，这时，就需要文才儒学之士了。
用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统一，李世民敏锐地感觉到文治之重于武功的好处。正是凭着这种延揽人才的思想，李世民引入并重用了儒生房玄龄和杜如晦。
房玄龄自幼聪敏，在隋时就已被“伯乐”视为“必成伟器”的、有“王佐之才”的人才。李渊起兵后，房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受到李世民重用，成为军中记室参军，他“每军书表奏，驻马之成，文约理赔，初无稿草”。可见其写作能力很强。房玄龄在秦王府十几年中拿典管记，对李世民忠心耿耿。每次战争之后，“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乃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为”。昔在秦末，刘邦率军攻入咸阳阿房宫，一些将军们纷纷掠珍玩、掳女人，惟萧何则直奔秦朝的籍簿和文册。房玄龄有轻物重人之德，真是比之汉朝萧何有过之而无不及。李世民身边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能人强将，与房玄龄的伯乐之德不无关系。
再如杜如晦，在李世民领导的统一战争中，他为李世民运筹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
此外，李世民用人不避亲，他所任用的自己的妻兄长孙无忌，从小就和自己是好朋友，随后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
能人能解决一般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不管领导者愿意不愿意，如果你想成事，就必得倚重他。但能人的通病是自视清高，领导者必须以十分真诚和高超的手段才能用之，才能逐渐使之成为亲信。一旦做到这一点，领导者就能纵横驰骋、无所畏惧了。
7.要给特殊的人以特殊的待遇
有才能的人往往自傲，表现之一是看不上小恩小惠。对于这样的人就必须舍得“花大钱”———重要的地位和优厚的物质待遇一起上。要求和基本的欲望满足了，他就会毫无后顾之忧地为你效力。
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思想家。他刚担任齐国宰相时，政治上没有一点成绩，齐桓公就询问原因。管仲回答说：“我地位虽高，但我依然贫穷。穷人无法指挥有钱人。”
桓公说：“给你可以迎娶三个妻子的家用吧！”
过了一段时间，国政还是没有治理好，齐桓公又向管仲询问原因。
管仲回答说：“我虽然有了钱，但我的身份却很卑微，使我无法管制高贵的人。”
齐桓公立即任命他为上卿，步入贵族的行列。其后，齐桓公又尊管仲为“仲父”。
从此，由于齐桓公满足了管仲的要求，给予管仲无比优厚的物质待遇和高贵的地位，使管仲有职有权，齐国政治很快上了正轨。后来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就是得力于管仲的辅佐。
要用人，就得解除人才的后顾之忧，主动替人才排忧解难，为人才创造一个舒心的工作环境。
读过《史记·孟尝君列传》的人，都熟悉“冯谖弹铗”的故事。冯谖是孟尝君门下的食客，他自负很有才能，感到孟尝君给他的待遇过低，便三次弹剑而歌，发泄忿懑与不平，并不断提出生活上的要求，第一次要鱼，第二次要车，第三次要人照料家中生活。这些要求被一一满足后，他为孟尝君的仕途荣辱尽心竭力，为其买来了“恩义”准备了“三窟”，使孟尝君任齐相几十年，没有遭受大的挫折。
在有些人看来，冯谖、管仲仗着自己有才能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闹名誉、闹地位、闹待遇，思想境界似乎不够高尚。但孟尝君、齐桓公却并不以为然。翻遍古籍，也未见政治家、思想家对他们要待遇有何微词，恰恰相反，他们都认为给予人才以丰厚的待遇是理所当然。综合他们的观点，主要理由有四：
其一，人才水平高，贡献大，生活待遇应与之相称，无可非议。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尚书》中就有“凡厥正人，既富方谷”的记载，可见早在周文王时期，官员的俸禄就很优厚。《管子·明法解》主张依官职高低定爵禄厚薄：“其所任官者大，则爵尊而禄厚，其所任官者小，则爵卑而禄薄。”在朝政清明用人路线正确的状况下，任高官者多属才能大的人，贡献也就大。所以“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乃合情合理。《韩非子·八奸》也认为理应如此：“贤才者，处厚禄，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赏。”宋代苏洵《嘉祜集·论衡》也主张，对于有才能的官员，理当“尊其爵，厚其禄。”《资治通鉴·周纪二》中有一段话实际上阐明了高待遇是对人才价值的承认和对所作贡献的回报：
“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是以君子丰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养一人而及万人者，养贤之道也。”
他们对国家有如此广泛而巨大的贡献，厚待他一个人，对社会千万人有益，这难道不是既合理又合算吗？
唐代大思想家韩愈在著名的《马说》一文中，不仅批评了不善识马，不会用马的人，而且为千里马“食之不能尽其材”而鸣不平：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千里马日行千里，本事大，消耗也大，吃得当然也多。不让它吃饱，却又想让它快跑，这样做既不可能，也不公平。以此来比喻人才的待遇真是既通俗又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