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所述，可以看到，君臣相得是要默契、不疑，但宰辅们对君主与王朝的贡献也是重要因素。萧何本人并没有身随刘邦参与攻城略地的楚汉大战，而是以丞相留守后方根据地，为前方输送士卒粮饷。在刘邦率兵进攻关中的岁月，他“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当刘邦挥兵出关、乘胜东进时，萧何又留守关中。他身居关中，心系天下，为治理好关中，辅佐刘邦创建帝业，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他一边侍奉太子，修治临时国都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建宗庙、社稷；一边制定法令规章，安抚百姓，发展生产，使满目疮痍的关中很快成为了富庶兴旺之地，源源不断地为刘邦输送去充足的兵士和粮草。刘邦对后方的萧何也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对他的意见特别尊重。后方的诸军国大事，甚至一些法令的制定和颁布，刘邦也都放手让萧何“便宜行事”，或“先斩后奏”，事后并都予以认可肯定。这样，君臣二人，一位坐镇前线，指挥将帅攻城略地，一位身居后方，足食足兵，不断为前线补充给养。虽君臣分居二地，但两地一心，配合默契。对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如公元前205年的彭城之战中，刘邦前后死伤二十多万人，“睢水为之不流”，项羽将刘邦重重围了三层，最后刘邦只与数十骑兵逃出重围，困守荥阳。在此紧急关头，萧何又紧急动员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补充军力，使汉军军威再振。刘邦这次与后来的几次几乎全军覆没，全赖萧何在关中后方的大力支援，使刘邦重新振作起来。实际上，萧何在关中的所作所为，牵动着刘邦定立天下的全局。
所以，刘邦在给群臣论功行赏时，将萧何排第一。关内侯鄂君也公正地进言：“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
萧何不仅对刘邦始终忠心无二，同心同德，赢得了刘邦的信任和尊宠，而且直到惠帝时，萧何对君王的忠诚一如既往，君主对萧何也同样倚重。萧何临终前，惠帝还就继任丞相的人选征求他的意见，而萧何仍从整个汉皇朝的利益出发，临死前再三嘱咐把丞相位传给曾与他有过节的曹参。结果“萧规曹随”，使西汉国力日益强盛。
萧何是中国历史上作为宰辅的典范，他的成功首先就在于“忠心”二字，有了忠心，让上司认识到这样忠心，他才可以放手发挥才干，才可以成就一番功业。
5.撑得起局面才能让上司的信任长久不衰
乱久思治，上司的思治之心愈切，下属治乱扶危的才干就愈受倚重。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方能得到上司毫无保留的支持，从而施展自己整顿时局的抱负。
从错综复杂、险恶多端的宫廷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唐玄宗很清楚地认识到，治理天下尤其是治理目前一团乱麻的天下，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姚崇是个在官场上拾阶而上的人物，他在政治领域、军事系统、经济部门都曾供过职，丰富的阅历使他熟谙国情民风，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锻炼了超人的胆识和能力。他最大的特点是“尚通”，能在纷繁多变的政治斗争中随机应变，挽救时局。他的文章写得好，在文才济济的群臣中出类拔萃。所以，拜姚崇为相，是玄宗的英明抉择。
开元元年（713年）十月，唐玄宗带领官员们到渭川（今陕西临潼东北新丰镇）打猎，顺便想召回正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回京任相。宰相张说本来与姚崇不和，听说消息，便让殿中监姜皎对玄宗说：“陛下早就准备任命河东道总管，但是却没有合适的人选。现在我可推荐一人，不知陛下怎么奖赏我？”玄宗问他此人是谁，他答说：“姚崇文武全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明皇一听便明白这是张说的意思，并未搭理，反而更坚定了他任姚崇为相的决心。
姚崇被人领到玄宗跟前时，玄宗正兴致勃勃地在渭水边上打猎。君臣阔别多时，相聚自是欢喜，玄宗问姚崇可会打猎，姚崇说：“我从小失去父亲，住在广成泽（今河南临汝西）边的一个小乡村，每天以郊游猎射为乐，到了三十多岁，还只知呼鹰逐兔，直到碰到张憬藏，才接受他的建议用心攻读。别看我如今岁数大了，但还能骑马，射箭。”玄宗听说，很高兴，便和姚崇纵马齐驱，挽弓射猎，尽兴而归。
就在这一天，玄宗郑重宣布：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但是姚崇却并不拜谢。玄宗当时好生纳闷，但又不好问什么。到了晚上，在烛光通明的临时营帐，姚崇当着其他宰相的面，跪拜在玄宗座下，他说：“白天陛下任我做宰相，我没有拜谢，是因为有话要说，我想建议十件大事，如果陛下不能实行这十件事，那我就不敢接受任命。”玄宗让他说说看，于是姚崇便奏陈了历史上著名的“十事要说”，其基本内容是：
（一）实行仁政；（二）几十年不求边功；（三）不许宦官干预政事；（四）杜绝非正式的入仕途径；（五）确立法纲纪网；（六）严禁贿赂风气；（七）停止建造寺观宫殿；（八）要以礼法对待大臣；（九）允许直言谏诤；（十）限制后妃、外戚干政。
对于这十件事，唐玄宗一一痛快答应，他深深地认识到，他让姚崇任相是找对了人。这十件大事他以前也曾考虑过，但他毕竟还年轻，才干和经验远远不如姚崇，不如姚崇想得那么具体、全面、系统。姚崇的“十事要说”是针对武则天晚年以来存在的严重弊政而进行的改革：第一件大事，针对酷吏横行；第二件针对贪求边功；第三件针对宦官干政；第四件针对任人惟亲、冗官众多；第五件针对徇私枉法；第六件针对滥收杂税，贿赂公行；第七件针对大建佛寺和奢侈浪费；第八件针对奸臣弄权；第九件针对饰非拒谏；第十件针对后妃、外戚专权。他的十条建议是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一整套施政纲领。姚崇作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为玄宗的政治目标描绘了一幅蓝图。紧接着，这位具有实干精神的杰出政治家又帮助玄宗逐步落实施行这一套纲领，开始了拨乱反正、振兴唐朝的宏伟事业。可以说，没有“十事要说”，就没有“开元之治”。
玄宗对姚崇十分信任，放手使用。但善于快刀斩乱麻的姚崇起初对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还是抱有难以言喻的畏惧心理，在办事时有点瞻前顾后，缩手缩脚，曾在官员升迁问题上多次征询玄宗的意见。有一次，他又前去请示，玄宗却仰视殿顶，充耳不闻。姚崇无奈，只好忐忑不安地告退。侍立一旁的高力士满腹狐疑，便问玄宗原由。得到的回答是：“我委托姚崇处理庶政，大事理当共议，小事岂有必要一一相烦。”经高力士中转解释，姚崇才明白了玄宗的良苦用心，从此大刀阔斧，当断即断，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开元二年（714年）正月，薛王李隆业的舅父王仙童，倚仗权势，骄横不法，“侵暴百姓”，被御史弹劾。薛王马上到他兄长玄宗那里求情，玄宗也念舅甥之情，便下令重新审查，示意要宽免。姚崇等人知道后，立即上奏玄宗：“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并不冤枉他，不能赦免。”姚崇坚持原则，绝不妥协，玄宗只好同意依法惩办。“由是贵戚束手”。这正是按姚崇“十事要说”中的第五条办事。
同年五月，因为饥荒，玄宗下令罢免员外、会试、检校等冗官，而且规定，今后这三种官除非有战功都由他亲自任命，吏部和兵部均不准委任。在此之前，申王李成义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私自奏请玄宗，把他府中的阎楚硅由录事（从九品）破格提拔为参军（正七品上）。这种私自请托而任官的做法，实际上是中宗时卖官鬻爵、“斜封官”的故伎重演。姚崇得知此事，非常生气，立即奏明玄宗：“臣窃认为量材授官，一定要经过有关部门，如果因为亲故便施以官爵，以示恩惠，那么以前的故事又要重演，纲纪又要大乱。”他据理力争，终于使玄宗收回敕命。从此，私自请托的歪风为之一扫，他的第四条建议也得到了落实。
在姚崇辅政期间，他大力整顿吏治，做到任人惟贤，量材授职，严格铨选制度，罢免以前的“斜封官”，大批冗官纷纷卷起了铺盖卷，从中央朝廷到地方，政府机器高效率地运转起来；在他的身体力行下，言路广开，朝廷中充满着开明风气。
姚崇帮助玄宗刷新了政治，也获得了一个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礼遇。每当入宫议事，玄宗总是起立相迎，离开时送到殿门。在群臣羡慕的目光中，他享受了旷古少有的荣耀，而此时的玄宗也沉浸在如鱼得水般的欢乐中。
唐玄宗即位初期，虽然经济从唐初开始一直发展，但由于处于社会高层统治者的一连串政变导致了社会不稳，所以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定好大政纲领。
一个政治家不管有多大的才能，都要通过撑起危局才能体现出来。对于姚崇来说，他的“十事要说”是对唐朝建立以来各种弊病的总结，也是对当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潜在危机的汇总。他所提出的都是唐玄宗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赢得信任、获得重用也就是必然的了。
6.甘做和巧做配角达到与领导者相得益彰的境界领导者必须牢记一点，在上级面前自己永远是个配角。但是当好配角也并不是件简单易行的事，要努力与上级成为一对配合默契的知音，必须具有甘做铺路石的心胸。南北朝时北魏大臣元澄就是一位善与君主巧演双簧的配角高手。
北魏孝文帝自小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执政后，他希望通过改革来达到振兴国家的目的，但面对满朝守旧文武，知音难觅。
元澄任徐州刺史后，政绩卓越，声望日高，入京朝见时，孝文帝在皇信堂召见了他。孝文帝问元澄：“昔时郑国的子产铸刑书，而晋国的叔向颇有非议。这二人都是贤士，究竟谁对谁错？”元澄答道：“郑国弱小，受到强大邻国的威胁，民心的背向，不借助刑罚就无法控制，所以铸刑书以显示威严。虽然背离古制，却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因此就顺时济世而言，子产是对的。叔向对此的讽刺非议，表示他不忘古制，可以与他论道，却不能与他讨论权变之术。”孝文帝说：“你是想当咱们魏国的子产喽。”元澄说：“子产顺应时代潮流，名垂青史。臣目光短浅，庸碌无能，怎敢与子产相提并论。如今陛下以四海为家，广宣道德教化以安抚天下，但长江以南尚被敌国占据，天下还未统一，乱世之民，易被威势慑服，难用礼制治理。臣认为，子产的方法还是应暂时采用，统一天下之后，再从根本上用道德礼乐教化百姓。”孝文帝当时正在考虑改革，对元澄的回答深为赞许，笑着说：“非任城王不识变化发展的大体。朕正要改革国家体制，当与你共创这万世的功业。”
既然孝文帝已觅得元澄这个变革知音，便决心重用他来助自己变革一臂之力。元澄很快被任为中书令，后改授尚书令，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孝文帝的“变革”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迁都。当时北魏的首都还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它地处边陲，本来就不是水土丰饶之地，作为都城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物质供应显得更加紧张，又没有方便的水陆交通，从外地运粮很困难。所以，都城人民的生活还不及别的地方富裕、舒适。此外，北边草原上的柔然族日益强大，大有南徙趋势，是边境最大的威胁。然而，对于孝文帝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南方中原大地上发达的经济和高度的文明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再说，如果能迁都洛阳，也多少能改变一下他们“胡虏”的形象，而向中原正统逐渐靠近。迁都同时还是他改革成功的基础和必要前提，所以孝文帝必须慎重而周全地策划迁都大事。然而，他所面临的阻力是巨大的。考虑再三，孝文帝决定以南伐为名，实现迁都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