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定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后，秦始皇又规定了专用的器物。这些物品的形状、大小、名称，也同皇帝这个名号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早在春秋之时，儒家学派就认为君王所用的物品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氏人、利后嗣的重要凭据，绝对不能有丝毫的错乱。秦始皇虽然热衷于法家思想，但少时也学了《吕氏春秋》中的礼法制度，对制造森严的等级壁垒存在着不小的热情。按他的观点，如果平民用的器物都和他相同，与百姓根本分不出高低贵贱，怎可显示始皇帝的威仪，而天下人又怎会尊重他呢？于是，嬴政在规定自己专用的属物之上也不无霸气。
首先，他将“玉玺”规定为皇帝专用，玉玺也就是玉刻制的印章。在秦之前，平民百姓都可以以金玉为空，上面有龙虎兽钮，根本不存在着等级之分。而始皇嬴政规定玉单为皇帝所独有，臣民自此就不得以玉治印，也不得称之为玺了。
按照嬴政崇尚的水德之法则，他为自己准备了“乘舆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一块“传国玉玺”，这块玉玺稀世珍有，是始皇帝换得的一块蓝田美玉，并由李斯刻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世之宝。可惜的是这块玉玺至今仍下落不明，否则一定是无价之宝了。很显然，当时这样的无价之宝，平民百姓是根本无法得到的，更不用说拥有，这就说明嬴政是从根本上就规定了他与平民的天壤之别。在自己的大印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字样，完全是为表示他的皇权是上天授予的，是神授之物。既然是神授之物，就得有特别的专崇，由于“玺”字与“死”同音，嬴政干脆将名改为“宝”，并下令不准臣民的印章也称为“宝”。
除了宝印之外，嬴政对服饰、车马等的要求也与众不同。在春秋战国诸侯混战之时，由于礼法崩溃，周天子地位日渐低下，诸侯和卿大夫“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络玉缨象镰金鞍以相夸”。赢政攻灭六国之后，自然不容许这种混乱无序的现象再继续下去，于是他制定了严格的服饰制度以分尊卑，标识等级，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至高无上。
其实，嬴政自当上皇帝之后，所带的通天冠就与众不同。此冠高九寸，正竖，顶少斜，直下，以铁为卷梁，前有卷筒。这种冠及其他皇帝的服装，臣民们绝对不能穿，否则，等待的必是极刑无疑。另外，皇帝的一切服饰佩挂，臣民们也不得仿造，甚至是冠帽前所垂的流苏数都不能和皇帝的一样。
除了服饰不得与皇帝相同之外，臣民的住宅规模、门前狮子装饰物等等，一切家居用品，都不得与皇帝相同。否则也只有一个死。所以，正是从秦始皇开始，天子的一切吃、喝、器皿等制式都变成了法律，存在于国法之中，平常人稍有疏忽而仿之，都将被绳之以法。
在车马的配置上，嬴政追求的仍是超然于臣民之上。蠃政一生曾经五次巡游天下，他出游时，仅属车队伍就有八十一乘。其中皇帝坐的车由六匹马所驾，饰以美艳绝伦的金装饰，叫金银车。而皇帝的属车则都是皂盖朱里，车顶及其他部位全部绘上色泽艳丽的变形蒙龙凤、卷云纹，而车子的小部件则镶以按花金银为饰，豪华气派无人敢比。
从过去出土的秦始皇所用御铜车马来看，嬴政的车属可谓豪华之极，内部物品简直可以与一辆现在的名牌汽车相媲美。皇帝所用车辆不但要和常人不同，连驾车的马匹都有被修整得十分漂亮的马鬃。在外侧右骏马的头上，还有一种带璎珞的饰物，叫做左囊，它既能够为御官指示前进的方向，方便向左转弯，又可为始皇帝的车驾增添气势。嬴政把自己的一切都弄成最尊贵的等级，未必不是下臣们的安排，但要指出的是，他正是通过这种等级差别来显示君王之威仪，从而来维护国法所规定的种种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都得以有效实施，由此可以说，他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以身垂范。
可以说，从成为始皇帝的第一天起，始皇嬴政制定了自己的特定称谓，制定了尊君朝仪，严格了避讳制，废除谥法，规定了天子服饰、车马、器物等级。这一系列的举措其实就是政治作为，都在证明，秦始皇想达到一个天下人都“尊君”、“畏君”的目的，他要远远高居于众人之上；要间隔出他与千百万常人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来，给自己确立一个超人的地位。
不管怎么说，秦始皇的这一套在那个时代还是有效的，要不然，刘邦怎么会在打下天下之初就忙着建立朝仪，并发出“知皇帝之尊”的感慨呢！
刘邦在定陶称帝时，限于当时的条件，仪式搞得非常简单。他的那些文臣武将们，多数出身于布衣，对官场上的礼仪规矩，既不了解，也不习惯。大家多年在一起征战，互相都很熟悉，彼此之间随便惯了，没有形成高低贵贱的等级观念。因此，朝廷举行宴会时，群臣互相争功，喝醉了，狂呼乱叫，甚至拔剑击桩，全不把皇帝的威严当回事。刘邦对此非常焦虑。
这时，有个叫叔孙通的人，建议刘邦制定一套礼仪，即上朝的仪式。
刘邦听了很高兴，但对这心中无数，问：“这套礼仪该不会很难吧？”叔孙通回答：“古代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礼仪。这些礼仪都是根据需要制定出来的，又是为当时的人和事服务的。臣想往来古时各代礼仪之长，参照秦朝的制度，结合现在的实际，定出一套新的规章，由陛下审核。”刘邦点点头，叮咛他：“可以试一试，但不要搞得太繁杂了。简单一点，使大家好学习，好领会。”
叔孙通在鲁地仔细筛选了三十多个儒生。其中有两个人坚决不愿应聘，并骂他说：“你侍奉过的主子将近十个了。光知道靠拍马屁得到器重，按照古代的规矩，制利作乐，需要积德百年以后才可考虑。如今天下初定，战死的没有埋葬，受伤的尚未痊愈，你又想出这个风头，真是异想天开，亵渎圣明。我们不愿受你愚弄，去白费力气。”叔孙通反唇相讥：“不识时务的腐儒，因循守旧的老朽，没有你们的参与，事情照样办得成功。”
叔孙通组织三十个鲁儒，按尊君抑臣，上宽下严的精神，拟定了详尽的礼仪规则。又在京城外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周围用席严严实实地隔挡起来，中间用木棍和竹竿做成各种标记，作为排练场。他领着自己的门生和高祖皇帝派来的官员共百余人，吃住在里面，按规则紧张地操演了一个多月，各人基本熟悉了，再请高祖皇帝审阅。刘邦亲自实践了一番，高兴地说：“这我完全学得会！”随即传旨：所有文武大臣部去郊外跟叔孙通认真学习。历史上把这件事叫做“绵蕞习仪”。
由丞相萧何主持修葺的长乐宫竣工后，刘邦指示，于汉七年元旦在新落成的长乐宫举行首次朝贺大典。
这一天，东方刚刚泛白，礼官就让早早恭候在殿外的文武官员按职位高低排列成序。大殿上下，五色龙风旗迎风招展，钟鼓声起落有致。卫士执后，郎中执前，精神抖擞地站在台阶两侧。司仪发一声“趋”的命令，百官一律踏着整齐的碎步，小跑着进入大殿。列侯武将在西边，面朝东；丞相以下文官站在东边，面朝西，个个诚惶诚恐，双手垂立，恭候皇帝驾临。皇帝坐着辇车，在近侍的簇拥下，从寝宫里缓缓驶来，在龙床上面向南岿然而坐。司仪官指挥群臣依次恭恭敬敬地为皇帝祝寿。酒过九巡，司仪宣布：“酒宴到此结束！”群臣依序退出。整个仪式自始至终秩序井然。臣僚们目不敢乱视，头不敢仰观，甚至大气也不敢吭一声。几个大臣的动作稍微有点不够规范，立即就被负责监察的御史带出殿堂。所以，这一天没有发生一件犯规趋礼的事情。
刘邦的心情特别高兴，情不自禁地说道：“寡人今天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了！”
古代帝王对服饰、仪式的重视自有其深意，这种意义不仅仅在于如汉高祖所言“知道做皇帝的尊贵”，更在于在形式上人为地制造威严、威望，从而为其建立、使用威权铺路。
帝王们无所不用其极，在“制造”威仪、威严上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应该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它。时至今日，尽管古人的做法大多已不合时宜，甚至成为必须唾弃的糟粕，但不能否认的是，其中包含的某些领导艺术的元素还是值得我们思索的。
3.一味打压不是树威的最佳途径
威代表着严，代表着正，代表着权力，但是领导者切不可简单地将之理解为耍威风，更不能以一味打压、诛连九族的方式树威，弄不好，威是树起来了，领导的目标却越发难以达到。而且，威一旦过了头，会扼杀积极性和创造性，人为地诱发混乱的局面，实在是得不偿失。
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一个因施威太过而遭非议的典型。
朱元璋削弱中书省权力做法激怒了被架空的丞相胡惟庸，他为此勾结了御史大大陈宁、中丞涂节、功臣陆仲亨、费聚、李善长之弟李存义、曾为朱元璋亲信的毛骇之子毛镇等人，策划谋反。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就在胡惟庸紧锣密鼓地进行策划时，朱元璋却早已将矛头对准了他，准备将他一举除去。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使入明朝贡，中书省未及时向朱元璋报告，他以此为借口，开始调查中书省官及六部官，并将胡惟庸及六部堂官属全部提入大牢，严刑拷打。此时有一名叫涂节的御史中丞窥出朱元璋旨意，认识到胡惟庸必死无疑，便在狱中捏造事实，搞政治投机，落井下石地揭发了胡惟庸的谋反。一石激起千层浪，胡惟庸的谋反，使朱元璋大感震惊。
抓住胡惟庸谋反案，借题发挥，朱元璋对淮西勋臣及其子弟展开了大规模的诛杀。他捕风捉影，不断扩大胡惟庸的罪状，处死胡惟庸时所宣布的罪名还只是“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明比逞于郡邪，贻害国政，谋危社稷”；到洪武十九年，已升级为私通日本，成了卖国的大汉奸；到了洪武二十一年，又升级为勾结蒙古。胡惟庸已处死，但他的罪名罗织得越大，他的所谓同谋当然也就越多，先后被胡惟庸案牵连的那些心怀怨望、骄横跋扈的淮西勋贵也越来越多。到了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的罪名发展到了极致，被指为与李善长串通谋反。而李善长的被杀，则将这场政治屠杀推向了高潮。
李善长自投奔朱元璋，便一直是他的左膀右臂。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他为韩国公，并赐以铁券，可免二死，子免一死。然而李善长心胸狭隘，排除异己，污陷大臣，引起了朱元璋不满。洪武四年，朱元璋趁他患病，勒令他致仕，作为抚慰赐给临濠地若干顷，置守冢户一百五十家，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土二十五家。然而李善长居功自傲，骄矜不改，朱元璋为此非常恼他，曾下令削禄一千八百石。洪武十三年时，就有人告发说李善长串通胡惟庸，朱元璋未曾追究。至洪武十八年，又有人告发李存义父子，朱元璋免其死。可李善长对此并未感激，朱元璋从此开始怀恨于他。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的私亲丁斌受胡惟庸案牵连被谲，李善长出面说情，朱元璋一怒之下，严拷丁斌，丁斌就供出了李存义。当李存义又招供受胡惟庸之托劝李善长谋反时，李善长说：“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朱元璋于是定李善长“知情不举，首鼠两端，大逆不道”罪，借口将有星变，需杀大臣应劫，将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亲族七十余人押上了刑场。
连李善长都被杀了，其他将臣岂能幸免，胡惟庸一案前后延续十余年，受牵连被诛者达三万多人。其中公、侯二十二人。被杀者包括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韩国公李善长、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俱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靖宁侯叶异、申公侯邓愈之子、临江侯陈镐（陈德之子）、大将毛骤（毛骐之子）、李伯异、丁玉、宋慎（宋濂之孙）。另有宣德侯金朝兴、宁济侯顾时、靖海侯吴祯、永城俱薛显、巩昌侯郭兴、六安侯王志、南安侯俞通源、汝南侯梅思祖、永嘉侯朱亮祖、淮安侯华云龙，在案发前已死，至此也被迫坐为胡党，革除原位。顾时之子顾敬、朱亮祖之子朱县、华云龙之子华中也被处死。光是被杀者已达三万，被贬谪者更是无数，一案牵连如此之广，可谓史中空前，却非绝后，在其后蓝玉一案，牵连也十分广泛。
胡惟庸案后，只有为数不多的旧将仍在边防要地担任军职，尤以蓝玉为最惹眼。皇太子朱标已于四月间病死，朱元璋立来标之朱允？为皇太孙。然而此时朱允？年纪幼小，蓝玉并未把他看在眼里。为了制止蓝玉的嚣张气焰，朱元璋对他奏请的事多不照准，这使蓝玉开始感到不安。洪武二十五年八月，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品被胡惟庸席牵连，被判处死，蓝玉因此开始疑神疑鬼起来，说：“前日靖宁侯为事，必是诏内有我的名字，我这几时见上均好生疑忌，我奏几件事，都不从，只怕早晚也容我不过，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场。”他暗中联络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舶炉侯朱寿、东荣伯何荣（何真之子）及自己的老部下，密谋策划，定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外出巡视时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