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对参加某次叛乱的张邦直以违犯制度、擅自贩马的罪名而略加惩处。对与叛乱头目有书信交通的世侯张荣的孙子张宠，以及张柔的儿子张宠略等人也给予宽大处置，或者不加追究。这样，首先稳定了他们的情绪，使他们打消了猜疑不安之心。然后，召集文武官员，让他们分析叛乱的原因。在这次讨论会上，或许是忽必烈事先授意的吧，一位官员指出是由于诸侯手中的权力太重，一语破的。这一语也惊呆了当时与会的史天泽等人。现在考察起来，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是忽必烈所精心设计的一幕，目的就在于使握有重权的汉人世侯有所醒悟，尽早聪明地交出权力，免得遭到被杀戮的下场。谁又能否认这次所谓的讨论会不是一场更高明的“杯酒释兵权”的故技重演呢？尽管没有摆下美酒宴席，但却更富有浓浓的戏剧性。因而，当时心中不安却立即醒悟的史天泽首先表明了态度，他说：“掌军、管民的权力，不能够让一个家族中的人同时担任，请改正这样的做法，那么，请从我家开始吧。”史载，当时仅史氏一家就同时有17人交出了兵符，而其他像张弘范、董文炳等人都仿而效之，汉人世侯的兵权在无声无息中被削夺了。这就使忽必烈暂时松了一口气。
但这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此，维吾尔族出身的廉希宪进一步指出说：“国家从开创以来，凡所纳请的士人与开始任命的大臣，都让他们世代相传，到今天已有六十个年头了，这些世侯的子孙们把部下都当作奴仆，都邑中的官员们也都是他们的皂隶僮使，这是前代所不曾有的，应该加以改正，对官员应通过考核优劣而加以升降。”姚枢也同样向忽必烈上书讲了“罢世侯”的重要性。这些都正中忽必烈的下怀，因而被他采纳。接着在1264年十二月，忽必烈正式发布诏令撤销世侯制，规定各家世侯除一人担任官职外，其他子弟的官职都要例行解去。这项制度此后成为一循不改的定制，它对于“裂土分民”、擅自征敛并私自设置牢狱、为霸一地的世侯家族，从根本上削夺了他们的权力。这一措施甚为有效。接着大臣字子贞又奏言：“现在的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征收百姓钱财，百姓穷困却告状无门，应该实行迁升转任的方法来革除这一弊端。”于是，官员迁转法从此代替了蒙古的世袭官制。从这一点上讲，这一制度的确立，又使忽必烈沿着汉法道路前进了一大步。从此后，对官员的任命、迁转的权力基本上收归了中央。至元十四年，中书省官员向忽必烈奏上制定的《循行选法体例》，使官员的铨注、迁转、升降等更加有规可循，使得元朝封建官僚制度更加具体、系统。
罢世侯、立迁转，不仅解决了封建割据、叛乱的问题，也使得百姓从世侯的统治下变为国家的民户。据说，世侯们的权力被撤罢以后，老百姓有将曾经是自己的主人的世侯看作路人的现象，甚至于“追咎怒骂，如仇隹谁者”。这足以反映了百姓对罢世侯的欢迎，也说明了世侯的权力、威风顿时大减。
第三，实行军民分治，制定易将法。
这项制度本来也是为了改变世侯们的“兵民之权并于一门”的状况而设的。早在平定李！之后，忽必烈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尝试，他命令自己宠信的董文炳掌管益都的军队，让撒吉思管理民政，从而使军权、政权分离。在此基础上，1262年七月，忽必烈正式颁布军民分治的诏令，规定：“各路总管兼职万户的官员，只是治理民事，不能参预处理军政事务。其他的州县官兼职千户、百户的仍然如旧。”同年十二月，忽必烈再次颁布诏令强调：“各路的管理民众的官员治理民事，掌管军队的管理军队、负责作战事务，各有自己的职责范围，互相之间没有统摄关系。”进一步将军、民政权的分家推广到了州、县一级。这一制度，起到了防止地方上长官独擅权力的作用，更奥妙之处就在于能使军政长官互相牵制，从而受制于中央，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集权。
尽管如此，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忽必烈不仅取消了汉人世侯的封邑，削夺了他们的军权，还出台了“易将”法，建立了枢密院。易将法是为了防止将领长时间地专擅兵权会造成对抗中央的现象，而使军队归于中央指挥。这项制度，连马可？波罗都意识到了它的实质所在。他在自己的书中描写说：“大汗每两年命令军队换一次防，对于指挥军队的将领们也是如此。”显然，这种措施都是针对汉人的，而对蒙古将领，则没有这样的要求。
设立枢密院，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军权分散于各地的局面，使军队的调拨更具制度化。枢密院的建立，标志着忽必烈已完全把帝国的军权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为进一步加强军权，他派出皇太子真金出任枢密院使，枢密院其他的职务也都由他的贵胄亲信担任，将汉人完全摈弃于中央军事机关之外，从而使蒙古帝国的统治日趋严密。
第四，实施民族歧视、民族防范政策。
中国本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无论是哪一个封建朝代，都存在着民族歧视，但把民族歧视推向峰巅的却是大元帝国。这是因为大元帝国的统治主体蒙古族在汪洋大海般的华夏民族面前，感到自己的渺小，为了顽强地生存，也就不得不用民族保护这层铁幕将自己圈禁起来，而民族保护的另一面则是民族歧视、民族防范。
从民族统治的利益出发，忽必烈从不对汉人、南人轻易地相信，除非是死心踏地地为蒙古帝国充当马前卒的一些官员、将吏。因而，为了控制军队，忽必烈也是绞尽了脑汁。他的办法之一就是在统兵打仗时，主帅一般委任蒙古人担任，为了防止汉军、南军叛乱，他又煞费苦心地在各地设置万户府，选宿卫士来监视汉军、南军，始终把汉军、南军摆在“伪军”的位置。因而，在战场上，也就时常会出现汉军南军在前冲锋、蒙古军在后督战的场面。
为了进一步防范汉人、南人的起事，忽必烈时曾多次命令汉人、南人不准佩带弓箭，只有蒙古人才有这样的资格。对于民间的各种私造私藏军器的行为，都要严惩不贷。1262年，忽必烈便发布命令，严禁民间私藏军器。1263年，又再次强调，私造军器者处死，民间兵器不交官府的与私造军器者同罪。自然，绝不是让蒙古人交出军器，而只能是要汉人、南人无条件地交出所有武器，以防止他们的武装起义。
在民族压迫下，广大汉人、南人的政治权力实在少得可怜，“四等人”的分化政策就是有意识地把汉人、南人与蒙古人、色目人对立起来，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的确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起到一定的维护蒙古统治的作用，但最终却加速了元朝的崩溃，这种结果也许是忽必烈所不曾想到的。
忽必烈的政治举措有不少消极的方面，但是从巩固统治的领导智慧方面考量，他以亦软亦硬、一方面削弱与限制，一方面宽大与施与的策略稳定了局面，可以说深得中国传统领导智慧的精髓。
4.抓住典型做好方圆文章
一个人精力再充沛，要掌握好一个大局面也会挂一漏万。抓住典型大做文章无疑是一个领导者成事的捷径。
反面文章正面做的例子自古就有，即抓住转化典型，进行宣传工作，将社会流传的对当事人不利的传言再反回去。利用这一转化典型，现身说法进行社会教育。在这方面，雍正的一件事例可以说是深得此道的。
早在岳钟琪诈供张熙时，张熙就明确表示，他最崇敬的人是吕留良。此后张熙又拿出随身携带的吕留良的诗文，为岳钟琪讲解吕留良反清、反满的种种观点。而曾静对吕留良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认为吕留良才应当做皇帝。为此，曾静在他的著作《知新录》中写道：“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给的意思，方言为把）世路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至老奸巨滑，即谚所谓光棍也！”认为合格做皇帝的应是“春秋时孔子，战国时孟子，秦以后为程、朱，明末则为吕子也。”所谓的吕子，即吕留良。
这样一来，吕留良在不知不觉中，就被曾静送上了断头台！
吕留良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因此他教导汉人站稳立场，不能效忠于满清政权，同时他本人也以身作则，拒绝为满清朝廷服务。
吕留良的这种立场加上他做为理学家的名望，更使他名声远播，闻名遐迩。于是当时许多在野文人，即所谓的“穷乡晚进有志之士，风闻而兴起者甚众”。也正因为如此，曾静才对吕留良产生了非常仰慕的心情。
此外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也因继承了吕留良的思想，而非常敌视清政府，当大学士朱轼请他出山时，严鸿逵在日记中表示：“予意自定，当以死拒之耳。”意即我打定了主意，就算被杀头也不能为满清服务！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也秉承师训，拒不承认清政府，希望恢复汉人的统治。正因为如此，曾静的徒弟张熙与严鸿逵和沈在宽结为了好友。
案情基本摸清之后，对这些有反清言行的汉族士人，雍正再次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他一方面降旨辟其“邪说”，另一方面则实行了高压政策。
尽管种种政策没能让汉族知识阶层心服，但雍正并不为此着急。他已经对此拥有了自己的一套进行政治教育的方案，希望通过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方字模，达到对民众进行爱国家、爱政府、爱皇上的国民教育的实效。
雍正在曾静案发之初就表示，对曾的著作《知新录》不必隐讳，将来自有处置。整个案件基本调查清楚之后，雍正下令将论述这个案子的上谕与曾静的言行及口供弄成一个案件汇编，集成为一部《大义觉迷录》。加以刊刻，颁行全国，以使读书士人知道这件事的经过与详情。同时雍正还采取了强制措施，称假如读书士人不知此书，一经发现，就将该省学政、该州县学教官从重治罪———这就是说，读《大义觉迷录》一书是强制性的，作为中央文件，大家必须要读。
那么，雍正为什么要强制士人读这部书呢？因为在《大义觉迷录》中，不但有雍正本人的最高指标，同时还有曾静“弃暗投明”为雍正宣传的文字，如称雍正至仁至孝、受位于康熙，兼得传贤传子二意；又说雍正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粱，一心爱民。所以《大义觉迷录》一书，由曾静现身说法，体现了他由不明情、听信流言诬枉皇上，到真正体会到皇上恩德，提高认识，进而歌颂皇上的思想转变，成了替雍正作宣传的上好的宣传工具。
同时，雍正对曾静、张熙二人作了宽大处理，将其无罪释放，并称此二人是误信了奸佞之言。此外雍正还公开宣布，非但他不再追究他们的责任，“即朕之子孙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身躬而追究诛戮之”。
那么雍正为什么要放过曾、张二人呢？其一是因为岳钟琪为了诈取张熙口供，曾对其发过毒誓，保证不会加害张熙师徒。岳钟琪是雍正的肱股大臣，他的言行应与雍正视为一体，因此雍正不能让岳钟琪失信于人。其二是因为曾静投书后，才使雍正获知了谣言的肇事者原来是允手下的太监。这样看，曾静非但无过，反而有功了。其三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留他比杀他们用处更大，雍正可以拿他们来现身说法。即利用他们来宣扬雍正的仁德爱民，如命曾静到江南、江宁、苏州、浙江、杭州等地宣传《大义觉迷录》，进行广泛演讲，然后再将其押送原籍，安排到观风整俗使衙门里当差。又命张熙到陕西及其他地方做类似的演讲宣传，然后送回原籍，在家候旨，以便随传随到。
这样一来，曾、张二人就成了雍正御前的得力助手了，而他们所起的宣传作用，又是其他人所起不到的。由此看来，雍正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可谓是得到了上天所赐的宣传自己仁德的良机，用得其所，也就益处多多了。
抓“典型”的好处是让大家都能看到、听到、注意到，在“典型”身上施展的方圆技巧就能发挥更大的效力。
5.学做一个机智的高手
领导者的机智术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古往今来，有多少大胜者都是靠机智取胜，开拓了人生的成功之路。
乾隆多变，纪晓岚则以机智应对。乾隆乙酉年是乾隆帝登基30周年。时值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乾隆皇帝高兴万分。他想，古代有作为的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等，都举行过封禅大典，用以显示自己统治英明，天下太平，江山稳固，也因此为后人称颂，他乾隆皇帝也取得了这样的成就，而且统治的疆域远远大于秦皇汉武之时，为何不可以搞一次封禅大典呢？所以在这年初秋，率领文武大臣到泰山行封禅大典。
所谓封禅，是皇帝主持的最隆重的祀天大典。筑坛于泰山之顶以报天功，称为“封”，于泰山下小山除土以报地之功，称为“禅”。由于此礼极其神圣，各个朝代并不常举行。据说上古有72位君王曾封禅，秦以来也只有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少数几个君主举行过。不少君主也憧憬于封禅之功，但未能实现，毕竟不是任何一位帝王都有资格和能力封禅的，稍有天变、灾荒、边警，就可破坏必须具备的社会祥和、帝王圣明这一条件。
乾隆皇帝此次登山，是他生平九登泰山的第五次。乾隆皇帝天性喜欢游山玩水，他一生曾三上五台，六下江南。此次登山在名义上是封禅祭祀，实际上也是在山光水色中娱乐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