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武则天以酷吏制旧臣，其中冤假错案何止千万，武则天早巳了然于心，但根基未稳的非常时期，她便听之任之；一旦天下进入正常运行轨道，君臣和睦、上下一心的局面当是武氏时代、武氏王朝能够昌盛、延续的重要条件，这一点她也是知道的，因此，假装从前受到蒙蔽的武则天抛出“掩耳盗铃”伎俩，借此案祭出“仁慈君主”手段，对来俊臣把持的监狱系统进行审查。
武则天首先在宫中召见来俊臣，问狄仁杰所称“谋反罪”是否是酷刑逼供得来的，遭到来氏断然否认，认为他们都处之甚安，朝衣朝冠都披褂在身，根本没有用刑。
武则天此举是“打招呼”，是告诉来俊臣不可过分行事，我已知道监狱中的残酷行径，以前只是不明言而已；现在若再如此，我还是要管的。随后，武则天又派使者通事舍人周琳到狱中巡视，虽然来俊臣的淫威使周琳在狱中望而却步，但狄仁杰等臣还是被去掉囚衣，披上朝服，等待检视。
虽然周琳之行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但它散发出来的政治信息使两方面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狄仁杰等人知道武则天已动恻隐之心，知道女皇帝已对监狱刑讯逼供产生了怀疑，就更加起劲四处活动，寻求更多的同情与支持；来俊臣之流则是慌了手脚，看出武则天的不满。于是也加紧活动，恫吓朝臣，极力掩盖真相。
武则天既然已有变通监狱中大臣命运的想法，就需要一个朝臣的奏章和谈话作为引子，让话从他们口中说出，自己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以便不给群臣完全改变从前的决定、朝三暮四、出尔反尔的口实，这于皇帝尊严是非常有害的；而且对于突然之间改变朝臣生死命运，也必须给他们恩重如山的感觉，否则反而生怨，起不到效果。
正好这时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奴隶的上书给了武则天以契机。这个姓乐的小孩采取“以毒攻毒”的策略，以告密来反告密，因为只有告密者才能得到武则天亲自的接见。小孩在武则天接见时放胆畅言，指出了来俊臣制造的惨无人道的冤案遍地，武则天于是决定亲自讯问狄仁杰，于是此案得以真相大白。
后来的故事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出：武则天以圣明的样子决定，从宽处理七大臣，武则天在朝座之上，堂而皇之地对群臣说：“古人云以杀止杀，我今以恩止杀，就群公乞（任）知古等，赐以再生，各授以官，伫申来效。”于是，此案得以戏剧性结局，七大臣居然全部保全了性命。
其实，事情的结局看似戏剧性，也有其必然性。因为武则天登基之初宝座不稳，她以极端的小心眼儿的面目出现，容不得臣下一丁点的差失不说，还故意放纵酷吏构陷打击大臣，这些人都成了她不共戴天的仇敌。但时过境迁，打击不是目的，小心眼儿只是一个表象，她既已牢牢掌握了局面，这时更需要的是安定，需要有能人给她办事效力。这时自然需要撕下让人忌恨的“小心眼儿”的伪装，换上则天大帝宽宏为怀，明察秋毫的面具。周兴、来俊臣之流看不清这一点，被铲除是必然的，狄仁杰和那个小奴隶能看清这一点，既保住了性命又避免了进一步的打击。
小心眼儿不一定是小人，但小心眼儿的害处却绝不亚于小人。领导者能够看清小心眼儿者的真面目，才不至于在大事上栽在他的手里。
11.小处设防可避免大处遭殃
日常生活中偏偏有很多这样的领导者：自己不计较的事情也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不会计较。正因为心里不设防，让自己在关系个人前途的大事上遭了殃。尤其是当这些你不以为然的小事正是别人比较在乎的事情，这时候你率性而为，不知道给人面子，常比一些大事更能把人得罪透彻。
刘备与关羽、张飞等人肝胆相照，与诸葛亮鱼水相得，同曹操比较的确可称忠厚，但这样一个人也会计较一些心里搁不下的小事。当年攻取四川时，刘备曾与刘璋在清县会见，刘璋部下从事张裕在座。张裕脸上多须，刘备拿他开玩笑：“我从前在老家涿县，那地方姓毛的人特别多，县城东西南北都是毛姓人家，”县令说：“诸毛怎么都绕涿（借指‘啄’，即嘴）而居呢？”张裕不让人，马上回敬说：“从前有人作上党郡潍县县长，迁为涿县县令，调动之际回了一趟家。正好这时有人给他写信，封面不知道如何题署好，如果题‘潞长’，就漏了‘涿令’，题‘涿令’，就漏了‘潞长’，最后只好署‘潞涿君’”。借“潞”为“露”之谐音，讽刺刘备脸光露嘴无须。刘备很不高兴。
后来张裕归刘备。他对天文、占卜皆通，曾劝刘备不要取汉中，说取汉中于军不利。刘备不听，出兵攻取汉中，证明张裕预言不准。张裕又私下向人泄露“天机”，说魏文帝黄初元年刘备将得益州，九年后将失去益州。刘备不忘当年受辱，借机要杀张裕。诸葛亮问张裕犯了什么罪，刘备说：“芳兰当门而生，不得不锄去。”这个说法，其实并不高明。论借口编造术实不如张裕，可是刘备是主子，权力大，最终占了上风，可见一个人不能恃才胡闹，尤其是对领导开玩笑也要加小心，因为不知哪时他就要变脸，你就得不偿失了。
从前某显宦，公余之暇，喜欢下棋，自负是国手，某甲在他门下做一名清客，有一天与该显宦对弈，一出手便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该显宦知是劲敌，比赛到后来，竟逼得该显宦心神失常，汗水涔涔而下，某甲见对方焦急的神情，格外高兴，故意留一个破绽，给该显宦发现了，立即进攻，满以为可以转败为胜，谁知某甲突然使出杀手锏，一子落盘，很得意地说道，你还想不死么？该显宦遭此打击，心中不大高兴，立起身来就走。据说该显宦向来着意于修养，胸襟比普通人宽大，但也受不了这种刺激，因此对于某甲，始终介意，不能忘怀。而某甲呢，还是莫名其妙，他始终不懂得为什么该显宦不再与他下棋。该显宦本可以使某甲富且贵，为了这一点不快，老是不肯提拔某甲，某甲只好郁郁不得志，以食客终其身。也许他要自认命薄，谁知是忽略了对方的自尊心，抑制不住自己的好胜心，小过失铸成了终身的大错。
据历史记载，隋炀帝很有文采，但他最忌讳别人的文采比自己强。有些臣子因为犯忌，惨遭杀害：有一次，隋炀帝写了一首《燕歌行》诗，命令“文士皆和”，也就是仿照他诗的题材（或体裁）和一首。多数文人皆较明智，不敢逞能，抱着应付态度，惟独著作郎王胄却不知趣，不肯居炀帝之下。后来，随炀帝便借故将王胄杀害，并念着王胄的“庭草无人随意绿”的诗句，问王胄曰：“复能作此语耶？”意思是，你还能作出这样的诗句来吗？
还有个叫薜道衡的大夫，因显露诗才，触犯了炀帝的忌讳，炀帝也借故将薜缚杀了，同样念着他的诗句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中国人酷爱面子，视权威为珍宝，有“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的说法。而在一个单位里，领导者由于特殊的身份，很在乎下属对自己的态度，往往以此作为考验下属对自己尊重不尊重、会不会来事的一个重要“指标”。
从历史上看，因为不识时务、不看领导的脸色行事而触了霉头的人并不在少数，也有一些忠心耿耿的人因冲撞了领导而备受冷落。现实中一些人有意无意地给领导丢面子、损害领导的权威，常常刺伤领导的自尊心，因而经常遭到受冷落的报复。
即使很英明、宽容、随和的领导也很希望下属维护他的面子和权威，而对刺激他的人感到不顺眼。唐太宗李世民是以善于纳谏著称的贤君，但也常常对魏征当面指责他的过错感到生气。一次，唐太宗宴请群臣时酒后吐真言，对长孙无忌说：“魏征以前在李建成手下共事，尽心尽力，当时确实可恶。我不计前嫌地提拔任用他，直到今日，可以说无愧于古人。但是，魏征每次劝谏我，当不赞成我的意见时，我说话他就默然不应。他这样做未免太没礼貌了吧？”长孙无忌劝道：“臣子认为事不可行，才进行劝谏；如果不赞成而附和，恐怕给陛下造成其事可行的印象。”太宗不以为然地说：“他可以当时随声附和一下，然后再找机会陈说劝谏，这样做，君臣双方不就都有面子了吗？”唐太宗的这番话流露出他对尊严、面子和虚荣的关注，反映了领导的共同心理。
大智若愚是明人，锋芒外露惹祸根。领导面前莫逞能，因为没有几个领导喜欢自己的属下超过他，哪怕是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