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与阳夏侯陈感情甚笃，恰巧刘邦任命陈以代相国的职务监领代、赵两地兵权。陈赴任前，到韩信处辞行。韩信把左右的人都支开，拉着陈的手走到了庭院中，仰天长叹道：“能与将军说说心里话吗？”陈恭敬地说，惟将军之命是从。韩信遂与他密谋说：“将军要赴任的地方是天下的军事战略要地，而将军却不是陛下所亲信的近臣。如果初次有人告你谋反，陛下不一定会怀疑，如果再有人告你造反，陛下就会有所怀疑，等到第三次有人告你，陛下就会坚信不疑，必将亲自带兵来讨伐你。届时，我在京师起兵与你里应外合，天下即可属于你我二人。”
陈对韩信的这种谋略深信不疑，于是俩人就这样定下了相机起兵，推翻刘邦汉室的阴谋。
本着这一思想，陈到任以后，果然开始蓄养大批宾客勇士，为叛乱做暗中准备。有一次，陈假满归镇时，路过邯郸，随行车队竟有千乘，偌大的邯郸官舍都容纳不下，由此暴露了叛乱形迹。按照礼仪，这是一种僭越。因此赵相周昌上书对陈提出弹劾，刘邦下令调查，惊恐不安的陈由此也加速了谋反的步伐。
公元前197年（汉高祖十年）九月，陈终于在代地公开举起了叛旗，自立为代王，蔑视朝廷。刘邦亦如韩信所料，亲自率军征讨。临行时，刘邦已怀疑韩信与陈有勾结，就故意要求韩信随军赴前线效力。韩信认为这正是他在京城举行谋叛的良机，因而称病不从。但是，韩信的这些伎俩哪里逃得过刘邦的法眼，在他的默许下，韩信最终被吕后诛杀。
在刘邦重用、削弱、诛杀韩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两方面的结论：一是手下的“干将”如果功劳过大、能力超强则难免产生非分之想，二是如果作为领导者不能以“圆”的方式满足他的欲望，那就要及时地出手制服他。
3.时刻握紧手中的指挥棒
一个乐队的指挥如果把指挥棒交给他人，节奏就会被打乱，合奏就会演砸，因为指挥棒是乐手们关注的焦点，是指挥家引导音乐走向的关键。如果我们把领导者也看作这样一个“乐队指挥”，那么职责所赋予他的权力便是一根指挥棒。指挥棒拿不稳，或被手下人侵夺，他就不能稳定地操纵局面。
领导者在稳守权力的问题上没有商量的余地，比如清朝的康熙皇帝就深知这一点，他施展领导才华的第一招就是把权臣手中过大的权力收归己有。
康熙八岁登基。随着年幼的康熙逐渐长大，要求皇帝亲政的呼声愈来愈高。康熙以“辅政臣屡行陈奏”为由，经皇太后同意，于康熙六年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宣示天下开始亲理政事。
鳌拜本想借索尼去世之机，越过遏必隆、苏克萨哈，攫取启奏权和批理奏疏之权，成为真正的宰相，不料想皇帝准备亲理政务，使他的希望破灭了。但他又不愿归政，拉苏克萨哈和他一起干预朝政，试图以太祖太宗所行事例来压制康熙帝。而苏克萨哈一向鄙视鳌拜所行，非常愿意归政于帝，故断然拒绝了鳌拜的要求，鳌拜便转而陷害苏克萨哈。
康熙尽管已明示天下开始亲理政务，但辅政领导内三院及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体制并未立即改变，辅臣朝班位次仍在亲王之上，并继续掌握批理章疏大权。而且鳌拜的党羽已经形成，势力强大。
甚至敬谨亲王兰布、安郡王岳乐、镇国公哈尔萨等人也先后依附于鳌拜。特别是在上三旗中，鳌拜已占绝对优势，镶黄旗全部控制，正黄旗随声附和，正白旗遭受了严重打击和削弱，而宫廷宿卫则完全由上三旗负责，康熙仍处境困难。
正白旗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不甘心与鳌拜同流合污，但又无法与之抗争，便产生隐退念头，遂于康熙亲政后的第六天，以身患重疾为由上疏要求“往守先皇帝陵寝”，并含蓄地提到自己迫不得已的处境。此举自然也有迫使鳌拜、遏必隆辞职交权的意图，因而更引起鳌拜的不满。他矫旨指责苏克萨哈此举，并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此事，然后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颠倒黑白，给苏克萨哈编造了“不欲归政”等二十四款，拟将苏克萨哈及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磔死，其余子孙无论年龄皆斩决籍没，族人前夕统领白尔赫图等亦斩决。康熙“坚执不允所请”，而鳌拜强奏累日，最后仅将苏克萨哈改为绞刑，其他仍按原议执行。这使康熙又一次受到震动。
而鳌拜除掉苏克萨哈后更加肆无忌惮，不仅朝班自动列于遏必隆之前，而且将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甚至在康熙面前也敢呵斥部院大臣，拦截章奏。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宜理布等因不肯在议事处附和鳌拜即被逐出会议，而鳌拜的亲信即便是王府长史一类的小官，也可以参与议政。更有甚者，鳌拜可以公然抗旨，拒不执行。如其亲信马迩赛死后，康熙明令不准赐谥，鳌拜竟不执行，仍予谥号。在此情况下，康熙决计除去鳌拜，只是鳌拜势力强大，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以计擒之。
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内秘书院侍读熊赐履上疏建议革除朝政积弊，并把矛头指向鳌拜。此疏深为康熙赞同，但康熙以为时机尚未成熟，不能打草惊蛇，便斥之“妄行冒奏，以沽虚名”，声称要予以处罚，借以麻痹鳌拜。而暗地里，康熙却在悄悄部署捉拿鳌拜的各项准备工作。鉴于鳌拜在侍卫中影响较大，原有侍卫不足依靠，他特地以演练“搏击之戏”为名，选择一些忠实可靠的侍卫及拜唐阿（执事人）年少有力者，另组一支更为亲信的卫队善扑营，并请在上三旗侍卫中很有威望的已故首席辅政大臣索尼次子、一等侍卫索额图为首领。当时索额图改任吏部侍郎不足一年，遂“自请解任，效力左右”。
为了保证捉拿鳌拜行动的顺利进行，在行动之前，康熙还不露声色地将鳌拜党羽以各种名义先后派出京城，以削弱其势力。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中旬，一切安排就绪。康熙于十六日亲自向善扑营做动员部署，并当众宣布鳌拜的罪过。随即以议事为名将鳌拜宣召进宫擒拿。当时鳌拜全然没有觉察到异常情况，一如往常那样傲气十足地进得宫来，甚至于看到两旁站立的善扑营人员时也没有产生怀疑，因为在他看来，年轻的康熙不会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因而将善扑营人员聚集宫中看作是康熙迷恋摔跤游戏的一种表现，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成为阶下囚。
康熙待拿下鳌拜等人后，亲自向议政诸王宣布了鳌拜的有关罪行：营私结党“以欺朕躬”；御前随意呵斥大臣，目无君上；打击科道官员，闭塞言路；公事私议，“弃毁国典”；排斥异己等。总之是“贪聚贿赂，奸党日甚，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残害生民，种种恶迹难以数举”，要求议政王大臣会议勘问。
以康亲王杰书为代表的议政诸王，原本就不满鳌拜的专横跋扈，现在见皇上已擒拿鳌拜并令其勘问议罪，所以很快就列出鳌拜欺君擅权、结党乱政等三十款大罪，议将其革职立斩，其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革退，各鞭一百后披甲当差。
处理意见上报康熙后，康熙又亲自鞫问鳌拜等人，并于五月二十五日历数其“结党专权，紊乱朝政”等罪行后，宣布：鳌拜从宽免死，仍行圈禁；遏必隆免重罪，削去一应爵位；畏鳌拜权势或希图幸进而依附鳌拜的满汉文武大臣均免察处，并于六月七日降谕申明：“此等嘱托行贿者尚多……俱从宽免”，从而有效地防止了株连，稳定了人心。凡受鳌拜迫害致死、革职、降职者均平反昭雪，已故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等人的世职爵位予以世袭。因而此案的处理颇得人心。
议处鳌拜、废除辅政大臣体制后，重要的批红大权收归皇帝之手，康熙从此便坚持自己批阅奏折，“断不假手于人”，即使年老之后也是如此，从而防止了大臣擅权。康熙还从鳌拜事件中吸取教训，严禁怀挟私仇相互陷害。
康熙智除鳌拜，一方面除去了自己亲政的最大障碍，同时对其他权臣起了震慑作用。整个事件的处理非常周密、完满、妥贴，充分显示了青年康熙在政治上的成熟。
现代领导学中十分强调合理授权，其实要点全在“合理”二字，因为在中国历史的各朝各代，不管朝廷管理机构如何变更，领导者的风格如何多样，没有一定的授权任何事都办不成，管理机构的运转便没有效率。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授权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对于必须由自己掌握的核心权力是一丝一毫不能放松的，这是个有方无圆的原则问题。
4.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坚守底线
什么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涉及方向和立场，牵一而动百的根本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哪怕一点点的妥协，都可能给带来无穷后患，甚至因此遭受灭顶之灾。这时领导者惟一应该做的，是坚定立场不退缩，维护立场不手软。
从康熙处理沙俄入侵黑龙江事件中，可以看出康熙对待所有国内外矛盾冲突的态度。这位充满事业心、积极进取的封建帝王，从不愿意用战争解决问题，而是尽可能通过谈判等和平手段来平息争端。只是在非战不可的情况下，他又决不屈服和畏缩，毅然迎战，不论出现多少困难和挫折，都勇往直前，不达目的不罢休。他力排众议，坚持永戍黑龙江并最终击败沙俄侵略军就是突出表现。更可贵的是，他能清醒地认识对内对外工作在整治国家中的不同地位，把全部身心倾注在经营自己的国家上，对外国的领土、财物毫无占有的欲望。无论是在抗俄军事过程中，还是在他以胜利者的身份同沙皇交涉的和平谈判中，无不体现着这一原则。
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底，俄国使团先遣信使到达北京呈递沙皇给康熙的信，表示接受清廷建议举行边界问题谈判；要求清廷停止攻打雅克萨，待戈洛文使团到达后即开始谈判。康熙答应其请求，下令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当年冬，萨布索接到撤围命令，立即执行。但束手待毙的俄军在获悉清廷已停战撤军后，却存侥幸心理，开始增兵雅克萨。
康熙预见到即将开始的谈判，仍将是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必须克服日益滋长的麻痹轻敌思想，因而在二十六年十月再次降谕强调积贮粮食永戍黑龙江的重大意义，特别告诫有关人员，严防俄国人卷土重来，“务期为久远充裕至计”。
事情的发展不幸为康熙所猜中。戈洛文使团及两千名军队，原为达到清军迅速撤围的目的，因而出发时行进迅速，而当次年春获知清军主动停战撤退后，就不再急于去北京谈判。八月到达贝加尔湖东岸的乌的柏兴后即停留下来，全力镇压蒙古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而不再与清廷联系和谈事宜。在清廷一再督促下，戈洛文派科罗文到北京安排谈判事宜，但为显示武力以加强在谈判中的地位，建议谈判地点选在争楞额地方。康熙表示同意，并很快组成了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佟国纲为代表的谈判使团，随行人员有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等，并率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同往。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使团出发前，康熙还特别召见索额图等人，郑重申明清廷的严正立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的所有河溪，皆为我领土，不可少弃于俄罗斯；根特木儿等逃人全部索回；俄方逃人及被俘人员亦予归还，划定疆界，通使贸易；否则即回，不与其议和。但使团行至喀尔喀蒙古地区时，适值噶尔丹进攻喀尔喀土谢图汗，路途受阻，奏报康熙后返回，另与俄使商定谈判地点。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索额图与俄国信使洛吉诺夫在北京商定，新的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清廷立即组成新的谈判使团，除原有人员索额图、佟国纲等人外，增添了熟知东北边界情况的重要将领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等人。康熙根据噶尔丹攻占喀尔喀的新形势，预见到与噶尔丹的战争在所难免，为避免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决定对俄国作出重大让步，以争取早日达成协议。因此他向使团宣布了新的谈判原则：可以额尔古纳河为界。
俄国沙皇最初定的谈判条件很高，最高要求是占领整个黑龙江北岸，最低要求是以雅克萨为界，牛满江和精奇里江为两国共同的渔猎场。后因在1687年的俄土战争中遭受重大挫折，不得不降低要求：可以放弃雅克萨，以换取对尼布楚及周围广大地区的占领。这样一来，中俄双方谈判条件基本接近。但俄使戈洛文为争取对自己更有利的结局，一再设置障碍，拖延谈判。由于中国使团据理力争，加之尼布楚附近喀尔喀人起义反对俄国人的占领，俄使担心最后失去获得尼布楚及其附近权益的机会，不敢再继续拖延，终于在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达成协议，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内容包括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越界人员的处理、中俄贸易等内容。其中明确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分界线；俄军撤出雅克萨及其他在中国境内的军事据点；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地区等待以后议定。由于该条约使沙俄取得了尼布楚及其以西原属中国的领土，巩固了它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并打开了与中国通商的门户，获得对华贸易的优先权，所以感到很满意；清廷在领土方面作了很大让步，但收复了雅克萨等长期被沙俄霸占的领土，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中俄东部边界，使战争结束，东北连续得以安定，从而可以集中力量抗击噶尔丹的侵扰，进一步实现国家的统一，故也对谈判成功“深为快慰”。也正因为如此，两国边界得以出现较为长期的和平稳定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