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分析认为，10月将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是中国重大事件之一，而美国股市回升到“9·11”袭击事件之前的水平也是经济界重大事件之一，很多市场人士认为在APEC会议期间，管理层有望从美国的救市策略中得到启示。因此，APEC会议将是大盘反弹的最好契机。
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也认为：通过国有股减持所得到的资金不多，市场反应不好，国有股减持需要一种更理想的方式。10月13日，周小川在对外演讲时暗示，证监会并不赞成国有股如此减持。这与他6月13日对国有股减持积极的表态相异。
所有的信息似乎都预示着国有股减持将缓行。然而，10月18日，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在APEC会议中国筹委会秘书处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国有股减持的重要性，他认为，国有股减持10%，数量并不大，之所以现在有各种说法，可能是由于有些人对国有股减持的意义还不太了解，思维有些混乱，国有股减持政策没有修改的必要。
金立群此言一出，人民复大惶。在接下来的星期五和星期一两个交易日中，股市急剧大跌，瞬间便击穿了1600点直奔1500点。有人预测沪市将直奔1300点，风声鹤唳。据说，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的办公室和家里电话都被人公布在了网上。
10月22日，股市的神经要断了。下午3点，周小川去国务院开会，晚7点多回到证监会。晚9时，中央电视台告知，证监会宣布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于是，这项由5大部委联合调研，由财政部主持的国有股减持办法，只实行了三个月就被证监会独家宣布暂停了。
股民依然用脚投票。10月23日一开盘，股市发泄般地井喷，当日沪市涨幅达9.86%，深市更涨幅到顶天的10.00%。这是1996年有涨跌停板制度以来股市最大的一次涨幅。
2002年6月24日，国务院叫停国有股减持：除企业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
当日沪市上涨144.427点，深市上涨297.451点。
财政部和证监会发言人的解释中规中矩：国有股减持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但国有股减持是一项探索性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制定出系统性的、市场广泛接受的国有股减持的实施方案。同时，国家设立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通过国家财政拨款和海外上市时的上缴等形式目前已达到相当规模，近期社会保障资金基本平衡，每年需补充的现金量不大，没有必要通过国内证券市场减持套现来筹集资金。鉴于上述原因，国务院作出了停止通过国内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决定。停止通过国内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后，为了增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力，除继续采取国家财政增加拨款等方式外，有关部门将进一步研究，把部分国有股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部分划拨的国有股不在证券市场上减持套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在需要时，通过分红、向战略投资者协议转让等形式来充实社保资金。
然而，《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社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政府减持国有股的合法性：现在流通股股东在国家决定进行国有股减持之前购买股票的理性决策，是根据当时的制度背景作出的；但是国有股减持改革的出台改变了原来的决策环境，从而使投资者原来的决策变成了错误的决策，并因此蒙受损失。从这一意义上讲，作为国家的一项重大改革，国有股减持对流通股股东的私人财产权造成了侵害。因此，如果对国有股减持的合法性进行评价，那么问题的实质就是国家是否有权对私人财产权进行剥夺。
社论说，国有股是人民财产，要通过减持筹集的社保基金也是人民财产，人民虽然把财产的日常管理职权委托给了政府，但是遇到国有股减持这种重大的问题，需要拿到全国人大讨论。从法律层面上看，全国人大是在代表人民行使财产的处分权。无论最后表决的结果如何，全国人大审议或专门立法将从程序上保证国有股减持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从这个角度看，对国有股减持的思考不能仅仅纠缠于经济意义上的谁盈谁亏，除了实体上的公平，我们更应该强调法律程序的公平和透明度。
但也有人反对停止国有股减持。美国凯托研究所副主席詹姆斯·多恩批评中国政府宣布终止国有股减持，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现行的金融体制结构是与保护产权和自由资本市场原则相违背的。国有企业数量在上市公司中占绝对比重，同时国家持有上市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而这些股份是不可交易的，这意味着，投资者不可能是上市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保护产权的排他性是基础，这一点在中国已经大体具备，但更重要的是保护产权的可交易性，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需要的是政府更少的干预而不是更多，通过对产权交易实行限制来达到对股价的人为支持，是一个导致灾难的处方。
股民不想那么多，不想那么远，只要眼下就爽，哪怕是虚拟的。
2002年10月7日下午3时许，有人打开新浪网财经频道，大吃一惊：怎么股市提前一天开市了？再看沪市指数图形，已从1581点飙升到了1706点！在大家沉浸在国庆黄金周的醉意朦胧之际，不知不觉股市已经发生了惊天动地的转折，令人不敢置信！心存疑惑，四处打探，结果被告知：纯属虚拟。让人白白浪费了感情！
实际情况是，到2002年11月27日，沪市已跌破1340点，后来更跌破1300点大关。当然这不是国有股减持这一柄悬头之剑所致，因而叫停也解决不了根本。
1.7万亿元市值的纠错代价
对于国有股减持的这个结果，周小川是应该感到高兴还是感到悲哀？是周小川这个“堂吉诃德”战胜了财政部这个行政的“大风车”，还是周小川向股民、券商、上市公司这些市场的“大风车”投降？对于这样一个市场，该用行政力量去清淤，还是听凭市场折腾而净化？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有传媒称，1.7万亿元的市值损失使管理层醒悟。有专家称，暂停国有股减持就是救市。证监会自己很谦虚：这不是救市，是纠错。在官场上，敢纠自己和其他部门的错，也很了不起了。
实际上，证监会此时的处境，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多次出现：前进还是妥协？改革还是发展？长远还是眼前？198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正式公布闯物价关，一时市场大哗，几百盒火柴、上千块肥皂地往家搬。中央紧急叫停，蒸了回改革夹生饭。其后，随着各方面情况演变，物价问题几乎在不知不觉中解决了，当时眼瞧着高耸入云的冰山竟悄然融化了。
市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现在，救市不是个好词，但在证券市场的历史中，救市从未断过。1991年的深圳救市创了先例，并流传下来“婴儿说”——中国股市像个婴儿，不能下猛药；接下来，1994年8月三大救市政策催热股市；1996年12月《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砸市；1999年6月《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支持井喷——所有这些，都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有哪一项是纯粹的市场行为？
及至此次，如果说证监会叫停国有股减持是救市是纠错是行政行为，那么，财政部主导的国有股减持高位定价难道就不是行政行为？
这次不成功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依旧延续了为国企解困服务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了给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筹钱，决策层按照利益均沾的思想，按条块分配上市指标，捆绑上市。“那时连全国妇联也分到了上市指标，结果既滋生腐败，又降低效率。国企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民，上市公司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这皆源于指导思想的失误。”其后果是一方面造成了一股独大，企业经营机制换汤不换药；另一方面人为缩小了每一时点的股票供给，使股价高估，恶化了投资环境。于是短线成风，投机盛行，只有股市活跃了，国企才能发得出去股票，股市就变成了政策市加坐庄，监管部门对此也睁一眼闭一眼。在监管者眼中，资本市场的地位远不如为社保解困和国企脱困更重要，于是大家纷纷伸手到资本市场拿钱来解决眼前碰到的具体困难，都把股市作为提款机了。
在国有股减持暂停之后，李振宁曾和李青原进行过一次讨论，当时李青原任高盛（亚洲）国际顾问。他们认为这些年股市之所以搞不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资本市场，未来中国要想强大，一定要有发达的资本市场，一个发达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分量远远重于为国企解困这些一时的难题，因为它解决的是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问题。
这一共识后来成为“国九条”的基本思路：要真正使其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平台，以满足全球金融资源向中国汇聚的需要，满足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和新技术革命引发的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的需要，满足以社保基金、保险基金为代表的日益壮大的机构资金和各种社会资金分享中国经济进步成果的需要，满足建立完整、高效的市场经济体系的需要。
解决股市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尽快全流通。在周小川离开证监会之前，基本确定了股权分置改革的几项原则，即民主化、补偿性原则，把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结合起来，改变不合理的股权结构，而不是简单地卖国有股。
之后李青原回归证监会工作，她向新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极力举荐李振宁，并和波涛组成了股改三人组，拉开股权分置改革大幕。此是后话。
市场从来不赞赏理想主义
周小川在证监会主席任上干了近两年。业界人士评论，周小川的主要政绩是坚定地推进了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取向。期间，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严厉处罚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等。两年中，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取得进展，网上证券交易得到推动，创业板筹建完成技术准备，解决转配股流通进行中。
2001年是证监会历史上出台各类文件、法规、征求意见稿等最多的一年。周小川们以近乎理想主义的热情推动中国股市向国际规范接轨。
但是，现实中制约多多。山东一家摩托车公司挪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证监会派员到济南查账，竟得到答复：“我们是国有企业，只对地方政府负责。”结果连账本也没有看全。
2000年10月，受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香港创业板市场指引，国内准备设立创业板市场，但不为市场理解。一年后，这件周小川认为“很有戏”的事就偃旗息鼓了。
B股开放是周小川在证监会主席任期内做成的一件大事，B股在短暂爆发后一蹶不振，被市场人士指为“解放全世界，套牢全中国”；推行独立董事制度，试图用市场力量形成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制衡，但独董大多成了花瓶；力推新股发行核准制，但高市盈率的发行吓坏了包括监管者在内的公众，最后只好回到内部掌控的老路；试图在市场协商的基础上推出国有股减持试点，却在“国有资产不能流失”的铁律前碰壁，被迫会同财政部出台了强制性的减持办法，最终放弃。
理想主义没能得到市场追捧。周小川离职前，股市跌得惨呀。从2002年11月8日开始暴跌，惊天动地，上证综指从当日最高点1573点下跌到21日收盘时的1390点，短短10多天跌幅达10%以上，此后依旧阴跌。这个时候证监会首领走人，即使不是你的事，账也要算在你的头上。
算大账情况也不妙。2000年6月，周小川作为第四任证监会首领上任数月，市场市值5.4万亿元，而一年半之后，第五任班子履新之前，市值总额只有4万亿元，除去此间新股市值，总市值蒸发2.4万亿元，流通市值减少6000亿元。而周小川的三位前任就职时和离职时，股市都是上涨的。
作为一个学者型官员，周小川的超前思维和个人魅力征服了公众。但作为一个决策者，他的很多决策却受到了批评。市场或许不喜欢周小川，但不可否认，他的确改变了中国股市。
然而，在周小川离任前，这个理想主义者终于爆发了。2002年11月20日和21日，沪深股市连续大跌，其原因被证监会归咎于有人曲解了周小川之前在香港的讲话，并大肆做空。其实，这未必与周小川的讲话有关，许多人是在证监会辟谣后才知道周小川有这个讲话的。但这一次，一向忍辱负重、温文尔雅的证监会不干了，一定要追究造谣者的责任。结果，11月22日，《国际金融报》站出来顶雷了，发表声明道歉。证监会之所以发怒，据猜测与维护中共十六大行情有关。股市不仅是圈钱场所，还是面子工程。
54岁的周小川离开证监会后的新职务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高就，说明上层对他是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