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不仅仅是利空出尽是利好，反过来利好出尽也是利空。比如银行降息对股市是绝对的利好吧，1996年5月1日、8月23日和1997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三次降息。在降息之前，市场主力早已悄悄潜入，股价步步抬升，而越接近降息日，进入的人越来越多，主力就开始撤出，及至降息日当天，利好出来了，股价反而跌落，玩了回胜利大逃亡。
B股开放是周小川在证监会主席任期内做成的一件大事，B股在短暂爆发后一蹶不振，被指为“解放全世界，套牢全中国”；推行独立董事制度，但独董大多成了花瓶；力推新股发行核准制，但高市盈率的发行吓坏了包括监管者在内的公众，只好回到内部掌控的老路；试图在市场协商的基础上推出国有股减持试点，却在“国有资产不能流失”的铁律前碰壁。理想主义永远不被市场追捧。
高西庆频频招架：我们不能一蹴而就，不能一下子把国有企业通通放到市场上，为了达到资源合理配置，不管它到底会怎么样。我以前工作的老厂，将近6000人，这些年来只靠了一个100多人的家属易拉罐工厂的产品过活，6000多人中还有2800多各离退休职工。问问所有的老企业，这么多人怎么处理？让国家拿钱去给他们增加收入？你了解中国的税收有多么困难吗？
【第二十三回】·利好出尽是利空胜利大逃亡
《人民日报》再发声恢复性上升
降息只对广大股民保密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打了股民一巴掌，证监会官员胡噜胡噜，这些都是股市反弹的外因。最重要的是，百姓谁甘心被套牢被割肉呢？人心同此，何愁股市不涨？
1997年1月16日，四川长虹开始往上拱，接着深发展也掉头向上。有领头羊在前面拽着，大盘也跟着转暖。到3月12日，沪市一马当先抢先补上1996年12月《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砸下的缺口，接着深市也收复失地。自此大家你追我赶步步跟进，牛气又一次充满股市——这时候大家一定又猜到了：领导该着急了。
从1997年4月上旬开始，管理层又开始吹冷风。国务院证券委发布《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股市不理；证监会公布1997年度40亿元可转换债券发行规模，股市还是不理；证监会通知开始正式受理各地剩余的32家历史遗留企业的上市申请，股市仍然不理。
不仅是不理，还要对着干。利空出尽是利好，慢一步后悔一辈子。1997年5月1日证监会公布50亿元新增股额度，开市后股价不跌反涨。5月12日是印花税从3‰提高到5‰的第一个交易日，当天120只股票封在涨停板上，沪市大盘指数创下
1500.39点纪录，深市摸到6012.22点新高。
实际上，不仅仅是利空出尽是利好，反过来利好出尽也是利空。比如银行降息对股市是绝对的利好吧，1996年5月1日、8月23日和1997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三次降息。在降息之前，市场主力早已悄悄潜入，股价步步抬升，而越接近降息日，知道的人越来越多，进入的人越来越多，主力就开始撤出，及至降息日当天，利好出来了，股价反而跌落，玩了回胜利大逃亡。当然，降息的消息是严格保密的，但结果只是对广大股民保密。
再比如，要大炒一道“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两三年前就浮想联翩，憋足了劲，但当香港真的回来了，股市反而矜持着冷淡着。《瞭望》是新华社主办的新闻周刊，“七一”香港回归前发表文章说股市应“稳中有涨”，这应代表了高层的愿望了吧，但股市依然不理睬，懒懒地瞧着。
还是回到火热的1997年5月。股民们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他们的语言创造力是无穷的，他们高喊：“下定牛心，不怕跌停，排除抛盘，去争取利润。”
但胳膊什么时候拧得过大腿？1997年5月16日是个阴冷的日子。一开盘沪市就跳低108点，深市跳低460点，两地股市有近200家股票以跌停开盘。
管理层更不留情。当天下午一开盘，当东大阿派等4只股票跃跃逆市而动时，马上就被交易所挥刀斩于马下。自此，深沪股市被雨淋得患了感冒，发了烧，又转为慢性肺炎，一病就是两年。
说起来，管理层当然期望着股市能健康成长，就像特约评论员说的那样，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可刚给股市点宽松的信息，这家伙就迎风疯长，只好重新揽进怀中严加管束。
此前的1995年10月，中国高层第一次提到“泡沫经济”这个词，将其列入需要防范的黑名单。江泽民总书记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论述到：“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要防止产生泡沫经济。”或许这是1997年5月管理层下狠手的根据。
也许这是巧合，1997年5月，中国挤了一下股市泡沫，当年7月2日，泰国就发生了金融危机，并引发长达两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据说，1997年5月深沪股市扭头下跌之后，到了7月，管理层就认为股价已经回落到合理的价位，可以稳步发展了。但这个计划只是在领导的头脑里，最市场化的股市并不遵从计划，不理睬领导的期望，依然懒懒的。
“5·19”网络股井喷
1999年5月19日之后连续32天的井喷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高层早就期待这场井喷但就是不来，不经意间却“呼”的就自下而上喷了出来，而领导正大力赞扬鼓励这个人民群众自发的炒股热情时，股市又悄然软了下去。
谁主沉浮？
过了多年，人们回忆道：当时，国家安全部派员来上海调研，然后被《上海证券报》以内参形式发布，题为《部分股民严重不满股市低迷情绪日趋激动》。1999年5月4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这份内参上作了批示。之后，朱镕基又就股市发展提出8点意见，包括要求基金入市，允许国有企业申购新股，降低印花税，允许商业银行为证券公司融资等。此前，4月13日朱镕基在纽约纳斯达克访问，为当天股市开盘，在贵宾留言簿上留言：“科技与金融的纽带，运气与成功的摇篮。”
但美国人不给朱镕基面子。5月7日，周末，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5月10日，周一，沪深股市跳空而下，“导弹缺口”炸在每个股民心中。全国多个城市发生了反美抗议。
新伤尚在流血，便已酝酿起身，生活总要继续，一个激动人心的由头是全国人民都期望的。
5月18日晚，《上海证券报》众编辑议论什么样的题材能激活股市。有人提出国有股，而记者李威提出网络股。此前数月，她一直在推网络股。第二天，5月19日《上海证券报》刊登李威所写的《网络股能否成为领头羊——关于中国上市公司进军网络产业的思考（上）》。20日和21日又分别刊登中篇和下篇。
李威文称：种种迹象表明，与网络产业相关的优质资源正在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上市公司中来，证券市场的开发向网络产业倾斜。一份对“网络概念股”的抽样调查发现，22家公司投入网络产业的资金总额已超过15亿元，其投向大致分为网络设备、网络建设和网络商业应用等三个领域。从网络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看，网络给企业带来的商机恰恰就在这三个领域。电子商务是网络真正产生效益的应用领域，也是被国外投资者都看好最有机会产生丰厚利润的领域，但我国目前处于网络发展初期，具有上网意识的企业微乎其微，个人用户仅210万，且均在以拨号方式上网的前提下，昂贵的费用无法支撑电子商务并形成规模的少之又少……
显然，李威对网络股的赢利前景信心十足，广大股民似乎也认同这一点。前一天大家还悲悲切切，商量着割肉出逃。谁想5月19日一开盘，呼啦啦大家没商量脚跟脚地往前直跑，领头的是东方明珠、广电股份、深桑达、中信国安等，它们都有一个响亮的头衔：网络股！
就好比，说车就是奔驰，说笔就是派克，说酒就是人头马，说狗就是藏獒。
5月19日当天沪市收于1109点，上涨50点，放出单日445亿元的成交天量，市场上95%以上股票的涨幅超过了50%。深市收于2662点，上涨129点。第二天股市继续上涨，第三天还在拉阳线，第四天仍然股市大盘一片红。连续3天，市场量能梯次推进，从75亿元到102亿元，再到145亿元。东方明珠从5月19日的16.35元涨到6月9日的39.80元。中信国安5月19日是13.70元，到7月2日涨到34元。
这时候，大家一定又猜到了，管理层又该吹冷风了。但这回错了，管理层来了一连串的利好火上浇油了。
6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第7次降息。6月14日，证监会官员发表讲话指出股市上升是恢复性的。6月1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重复股市是恢复性上涨，要求各方面要坚定信心，发展股市，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
此《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完全不同于两年前“不托市”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两篇文章的论点不同，前者拼命地说市场是多么有风险，后者努力地辩护说市场是多么有上升潜力，并创新了一个名词“正常的恢复性上升”，但两者的思维结构和叙述模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事后有评论说，我们至今没搞懂，1996年和1999年中国股市市盈率都跌到48倍左右，只不过一个出现在深圳另一个出现在上海，但为什么1996年的股市是“过度投机”，而1999年的股市是“恢复性上涨”？在1996年的文章中，投资者踊跃开户是股民跟风盲目入市，而在1999年的文章中，新增开户人数成了推动市场动力的证据。1996年12月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的日均成交额达200亿元以上，是“过度投机明显”的罪证，但从1999年5月19日之后日均成交量也达到了255亿元，怎么又变成是正常了的呢？
公众不作这些和赚钱无关的比较，他们只管眼前，说：“前一个评论员能让股市来3个跌停，后一个评论员也应让股市来3个涨停！”6月25日，两市成交量竟达830亿元，创历史纪录。
之前有一个细节值得回味。1999年6月14日，三大证券报头版头条新闻是《西南财经大学举办中国证券市场研讨会》，文称：会上许多学者认为，近期股市上升是恢复性的，股市上涨来之不易，保持平稳发展意义重大，在目前储蓄实际回报率仅2.25%的情况下，股市30%~40%的回报率是不存在泡沫的。刘诗白、萧灼基、曹凤歧等经济学家以及证券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也参加了由四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这次会议，西南财经大学为会议提供了十多篇论文。
在此会议之前，市场已发生“5·19”行情，股价已经大涨，说明大多数券商早已知道消息。因为一个会议从准备到召开至少要半个月，也就是说消息是以合法的途径透露的，券商们参加这次会议，事先已心中有数。会议结束后，6月14日立即见报还可算是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开。但在6月1日到6月14日这段时间里，沪市已经从
1200点上升到1400点，大家也感到在这段时间内好像有一股力量托着股市，就是不调整，原来是庄家在进货。等到消息公布时，股民面对的已是1400点。这种用研讨会的形式统一券商思想进而继续托市的做法，也算一个发明。
然而，天蓝蓝的风顺顺的，领导锣鼓敲得响响的，大家跑得好好的，眼瞧着直奔沪市2000点杀去，谁想到齐刷刷地大家一个跟头翻倒在地。7月1日沪市狂泻128点，深市砸掉298点，许多股民将“5·19”的胜利果实一日丢尽，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只落得享受了过程消耗了感情。
这个经过策划的行情，不同层次的人得到消息是有先后的，在1059点与在1400点得到消息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消息的人虽然可能在1059~1200点买了股票，但可能会在1300~1400点之间就卖掉，仅作了一波“反弹”，甚至可能在1400点又追进，直到1700点还在捂股，在7月1日大跌后没有利用反弹出货到年底又被套住了。
十五大把股市当成好孩子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表面上看是1999年7月1日《证券法》开始实施，早先的违规资金必须撤出。实际上，该撤的资金早也就撤了，《证券法》不是真正的理由。其实，大家早就憋着想撤了，提心吊胆着左右张望着，生怕别人先跑了甩下自己。就是想跑，就是没有《证券法》，画个《证券法》也得跑。
虽然民众心里还是虚的，但高层对股市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5·19”行情的动力来自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