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日后来被称之为“5·28公告”。一纸公告能取消黑市吗？“文革”十年，那狠的手段也没能打掉小商小贩。“5·28公告”并不严谨，如第一条，不就是个身份证吗？这不是难事。
此时在深圳，新股供应迟迟，持股者死攥着手中股票不肯放手，证券公司有价无市，股价如何不乘风而上？黑市如何不火红灿烂？
其实官员明白这个道理：股价暴涨的原因是长期积累的股票供需失衡，限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增加股票供应不是一拍脑袋第二天就能成的，只好头痛医头了。结果呢，股票继续见风涨。当年风头正健的《中华工商时报》惊呼《警惕黑市交易死灰复燃》，文章说：
自从深圳市政府（1990年）5月28日颁布《加强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非法交易》的通告后，股票黑市曾一度沉寂。由于近期股票供需严重失衡，股价小步快跑，证券机构有行无市，小股民通过正常渠道很难买到股票，所以其中一些人只好通过私下交易购买黑市股票。深圳的黑市交易手段十分隐蔽：买卖双方一不带股票，二不在（营业所）门口谈，而是引到其他地方商谈。
据了解，黑市价一般高于挂牌价20%~38%。如8月1日深圳国投证券深金田挂牌价每股112.52元，黑市价每股139元；深发展挂牌价每股28.94元，黑市价每股37.5元；深原野挂牌价每股70.71元，黑市价每股88元。
据着便装的工商执勤人员了解，私下交易的手法是：第二手与第一手互立字据，第二手以1000元作抵押取得第一手的身份证，第二手转给第三手时，第二手与第三手也互立字据，此后第一手将1000元还给第二手，第三手付给第一手1000元作抵押取得其身份证，以此类推。通过黑市取得股票者如想过户，则需打通有关关节。后果是全国身份证漫天飞，内幕交易盛行。
黑市产生了不少纠纷案，给一些持股者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影响股市的正常运行，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迫切需要强化股市监督管理，杜绝这类现象发生。
深圳干部奉命入市抛股
“中央要出手了。”市场的传闻多是有根据的。1990年先有《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说股票市场使机关人去楼空，后有7月3日国家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联合调查。
这份《调查报告》先肯定了深圳股份制的成就，接着指出问题：
股票价格上涨过猛，股票价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据调查统计，到今年（1990年）4月，深圳发展银行股票价格为每股176.78元，比接近于实际价值的发行价格上涨784%；4月拆股后，6月末又上涨到每股24.85元，比4月时的发行价格上涨598%。截至6月底，其他几种股票的上涨情况是：（深）金田股票每股83元，比发行价格上涨730%；（深）万科股票每股7.13元，比发行价格上涨613%；（深）安达股票每股8.76元，比发行价格上涨776%；（深）原野股票每股53.21元，比发行价格上涨432%。
非法的场外交易活动猖獗。据调查，在炒卖股票高潮的6月份，每天约有
2000多人站在证券公司门前围观或私下交易，出现许多欺骗性的股票交易，有的将已挂失股票在黑市上卖出，有的涂改股票面值后在黑市上出售，有的在场外散布虚假消息和各种谣言，造成股市混乱。
场内股票成交量增长过猛。据统计，今年场内股票成交量分别是：1月份495.01万元，2月份919.58万元，3月份2187.31万元，4月份2581.36万元，5月份11472.91万元。5月份的成交量比1月份增加23倍多。
另外，股票热也波及企业经理、政府机关干部和海外华侨等各方面人士。特别是深圳市党政机关干部持有一定数额的股票，有的通过亲友进行炒卖活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
看这《调查报告》，股价不按物价局（局里应该设个股价科）的指示兀自乱涨，不妥。但奇怪的是，场外黑市容易让人民群众吃亏，但场内交易增长不是好事吗？政府收钱不是多了吗？
据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老总漆云生回忆，虽然北京注意到深圳的情况，但最后也没有一锤砸盘的动作，只是提醒要加强管理。北京一直是温和的，但深圳不能不积极。
1990年5月28日，深圳出台了涨跌停板10%的规定。
股市接着涨。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大家认为股票的短缺将会更加严重。
6月18日，深圳再出台涨跌停板5%的规定。
股价还在观望。
6月26日，涨停板又压至1%，跌停板还是5%。
要跌可以，涨就没多大追求了。
6月27日，深圳又规定卖股者需缴纳6‰的印花税，年终分红派息，股民所得超过银行一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这股市玩不得了。11月20日，深圳党政干部响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抛股。这与三年前正相反。
开始买家还抗争了一阵，你卖我买，水来土屯，但很快就软了。12月8日起深市抹泪掉头向下，不玩了，自此开始9个月的长跌。
深圳市市委书记李灏后来说：“我在市委常委会上讲，我们搞证券市场，不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坚守这条，大家把股票都交出来吧，后来市里发了通知要求处级干部不能买股票，当时有干部压了一个多月不签字，我就劝他，外面有很多议论了，我们自己得失是次要的，关键要保住证券市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这被关了。”
这当口，对股市的态度，中央高层确实在观望。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有过一次“飞机谈话”，刘鸿儒回忆说：
1990年11月，深圳和珠海举行10周年庆典，之后我们同机回北京。江泽民提了许多问题，问股票市场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说现在95%都是散户的钱，是老百姓掏钱买股票，这并没有影响所有制，因为60%的股份仍属国家和集体单位。他还问我，股价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这么高？我说，这与市场供求有关，主要是5只股票量太小，购买股票的钱过多。他又问干部、党员买股票怎么办，该怎么监管和规范。临下飞机时我说，无论如何，股票市场的试点还是应该继续试下去，请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不会随便去搞私有制，我们会有办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江泽民同志最后表示，可以把上海、深圳这两个试验点保留下来，但是暂不扩大，谨慎进行，摸索经验。
可以看出，高层最担心的是意识形态，是所有制。
1991年4月22日零交易
9个月中，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只剩35亿元，一片恐慌。
什么叫恐慌？青面獠牙是一种抵死的惊吓，不算恐慌。半夜，一个头从你的窗外伸上来，这是一个圆滚滚的头，白煞煞的，晃悠悠的，上面无眼无眉无鼻无嘴，让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一眨眼它会变成什么？你肯定不会想象它变成美女……于是你恐慌了。
1991年4月22日，深市恐慌了，这一天5只股票无一成交，零成交！
为什么零成交？因为绝望。1991年5月14日，江青也绝望了，保外就医期间在北京的住所，自杀身亡。
深交所两位副总王健和禹国刚日夜焦虑，商议救市。但王健自己先被抢救了一把。7月10日，深交所开会救市，王健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抢救20天后缓了回来，自此渐渐淡离股市。
在会上，禹国刚认为，用行政手段救市并不符合市场原则。但是，深圳股市这个婴儿当时只有10个月大，没有很强的免疫力，必须用一剂特效药，救活股市比什么都重要。
禹国刚这话是诚恳的。但10个月是婴儿，10年也不是成人，百年也需要精心呵护。禹国刚一言流于今，给无数使用行政特效药的来者以借口。
借口不要紧，只要主义真。8月19日、21日、23日和25日，深圳市连开了4次救市会议。9月2日，深圳第5次救市会议。烟雾浓烈，气氛沉闷。这是要大家作贡献的时候。市长郑良玉说：“李灏同志让我跟大家说几句，我们机构应当入市。大家不要短视，要有长远的眼光。希望我们深圳也能出几个李嘉诚这样的企业家。”
作贡献、做好人好事是一回事，但也可能把好事做砸了。深发展副董事长谢强就有想法：回购自己的股票犯不犯法？如果不犯法，深发展能买多少？
禹国刚答道：“目前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国内法规还没有规定，不能算犯法，但香港的法规是禁止的，不过到1991年4月香港也有了改变，公司在必要时有权回购自己发行股票的10%。”
1991年9月7日起，深圳市政府筹集资金两亿元，开始绝密救市。射人先射马，打股先打深发展。9月7日深发展被托到13.85元。9月9日周一再开市，深发展停在13.7元。挂入5000股，吃进；再挂，再吃；只要有人带头抛，便有追随者；当日股价回升到13.9元。9月10日，深发展又回落到13.7元。9月11日，深发展以13.85元跳高开市。9月12日爬上14.5元，并从此到9月29日一直坐在高高的土坡上。
深发展这是怎么了？经过国庆节几天的观察，股民们终于相信，有高人在托市。买进，买进！到10月上旬，深圳股市全面冲出谷底。禹国刚说，两亿元救市资金还没用完呢。不知这一个多亿以后是解套赚了钱还是沉淀下去了，也没见个公告。
据说，1991年10月3日深圳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从国外回到深圳，问：“老禹，大势稳得住吗？”禹国刚说：“只要你们市领导别讲什么话，可以稳得住。”
其实，不管是甩资金悄悄救市，还是请能说话的人出来说话，都是影响股市的行政手段。如果张市长心眼儿小点，问，凭什么功劳都让你揽了去？就像当年日本投降谁起了关键作用，是苏联红军在东北击溃关东军，还是美军扔原子弹——禹国刚怎么回答？
这里有个问题，问了几个人也说不清：救市就救市吧，为什么要绝密？稍稍放出点风声，甚至来篇社论，《人民日报》请不动，《深圳特区报》也行，只要大家明白了政府的意向，怎么会不给政府捧场呢？股市里有一句话大家都认同的：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
如果这事儿放在今天，甭说政府救市这等天大的事儿，就是上市公司的一颦一笑、券商的小打小闹、政府官员的隐隐约约，股民都会议论纷纷，会把事情猜得天花乱坠，会把趋势分析得有鼻子有眼——总之，尽管股市发展了，尽管机构摆迷魂阵的技巧提高了，但股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绝不会让政府悄悄地自己就把市救了，把功劳都自己抢了去。
禹国刚说，当时市值达三四十个亿，而他向市政府要的钱只有两亿，如果风声走漏了，怕是市也扶不起来，钱也打进去没了影，怎么向领导交代？
但这个说法还是说服力不强。当然，在股市以后发展的10年中，说服力不强的事还多着呢，许多事至今仍是欲说还休。
1992年5月，沪市大盘飙升至1429.01点的最高点，但随后却是罕见暴跌，至9月已经跌至600点附近，随后反弹至700点附近。
政府终于坐不住了。1992年9月27日，新华社发表《关于股市的通信》，对当时的股市进行了详尽分析，指出在股市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总结经验，稳步前进，使股票市场能更健康地发展。
显然，上层想稳定市场，然而，在文章发表后的一个半月内，股市竟展开新一轮的暴跌，从700点附近一路跌至386.85点。
股市到底听谁的？初期，如要打压股市，使用政治或行政手段或许还有效果。但要抬升股市，就得有技巧了，就得有“阴谋”了。也许从1990年夏算起，中国股市就开始了政府与市场掰手腕的游戏，政府开始显现庄家爷的风采。
【人物】中顾委委员周建南好口碑
正在深市瘫软的时候，1990年12月7日北京派员来了。此人叫周建南。周建南时任中顾委委员，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主要生产农业机械）部长。
周建南的到访被格外看重，几乎认为周建南救了当时岌岌可危的深市。何以如此高看一眼？也许是因为江泽民也曾在第一机械工业部任职，周建南是领导。显然，对深市的复兴，周建南起了积极作用。
周建南于1995年逝世，他有个儿子叫周小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