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夫差问伯嚭何地可以广筑宫室，寻欢作乐。伯嚭投主所好，建议夫差重建姑苏台，聚集歌童舞女，以尽人间之欢。夫差欣然采纳，越国文种听说此事，立刻通过伯嚭进献良木给夫差，表面上是表示忠诚，实质上是想让吴国因修宫室而内耗民力。果然，夫差得到良木后，大兴土木，弄得吴国劳民伤财，民怨四起。文种又向勾践献计，将西施、郑旦两位美女通过伯嚭进献吴王，使他荒于国事。伯嚭当然乐于做双方的好人，以图中饱私囊。而吴王夫差也从此沉迷酒色，荒淫无度。
不久，越国谷物歉收，文种又建议勾践向吴王借粮，一来济国内之急，二来抽空吴国的储粮。勾践便派文种用重金贿赂伯嚭，伯嚭就同文种一起拜见吴王夫差。文种保证借粮后第二年丰收之时及时奉还。夫差不顾子胥的阻拦，答应借粮。第二年，越国谷粮丰收，却用文种的计谋，选择了精粟，蒸熟了还给吴王。夫差见其谷种粗大，还以为越国真守信义，下令将粟种分发给国民种植，结果当然是颗粒无收。次年吴国大闹饥荒，夫差还以为是水土不同的缘故。
伯嚭作为吴国的大贪官，害怕的并不是吴王夫差，而是忠贞廉洁的老臣伍子胥。历来的贪官似乎都不怕君王。因为君王高高在上，本就少有能体恤下情和辨察臣下之贤否的。对于他们，贪官自有一整套阿谀迎合、欺瞒哄骗之术与之周旋。
贪官的最可怕对头只有一种，那就是刚正不阿的贞臣。这类官吏人数虽不多，却代表着广大的民意，而且软硬不吃、进贿无门，实在令贪官望而生畏。
在伯嚭的心中，伍子胥是一座必须爬过去的山——他完全笼罩在这座高山的阴影下。他是伍子胥举荐的，他的身世与伍子胥相似，他出身于楚国一个贵族家庭，后因家难逃仕于吴。
伍子胥与伯嚭虽无私交，但是因为遭遇相似，同病相怜，就将他举荐给吴王阖闾。吴王阖庐高兴地接见了这位满怀深仇大恨的青年。在盛大的宫宴上，吴王若有所思地询问伯嚭：“寡人之国僻远，东滨于海侧。闻说你父亲遭费无忌谗害，被楚相暴怒攻杀。而今你不以吾国僻远，投奔来此，将有什么可以教导寡人的呢？”伯嚭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我不过是楚之一介亡虏。先人无罪，横被暴诛。听说大王您收留了穷厄亡命的伍子胥，所以不远千里，归命大王。大王您有什么需要我效力的，万死不辞！”吴王听罢颇为伤叹。
当时陪宴在场的吴大夫被离，却对伯嚭很不放心，轻声询问伍子胥说：“您以为伯嚭可以信任吗？”伍子胥坦然以答：“我与伯嚭有相同的怨仇。您没听过《河上歌》所唱的‘同病相怜，同忧相救’么？就好比惊飞的鸟儿，追逐着聚集到一块，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胡马望北风而立，越燕向南日而熙，谁能不爱其所近，而不悲其所思呢？”被离则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提醒子胥道：“您只见其表，不见其内。我看伯嚭为人，鹰视虎步，本性贪佞，专功而擅杀。如果重用他，恐怕您日后定会受到牵累。”伍子胥不以为然。最后在伍子胥的大力举荐下，阖闾收留了伯嚭，任伯嚭为大夫，让他与伍子胥一起图谋国事。
而此时的伍子胥却没有料到被离的话会在日后应验。正是眼前这位穷途末路的伯嚭，时过30年后，真就贪赃擅权，像费无忌谗害他父亲一样，将苦苦撑持吴国大局的他，残害致死。
当然，此刻的伯嚭，实在还没有在吴国站稳脚跟，也谈不到怀有多大的贪欲。他亡命异国，家仇未报。心中翻腾着的，还只是如何仰仗吴国之力，出师伐楚，以一雪父死、族灭之辱。所以对伍子胥不仅恭敬相从，而且同舟共济、出谋划策，朝夕为训练吴师尽力，配合的倒也十分默契。他也为报复楚国出了力，但是，占据舞台中心、汇聚所有灯光的只有伍子胥，他只能是站在角落里的小配角。伍子胥不懂：同病不一定相怜，同样可能相憎。
在“吴越之争”的许多重要关头，伍子胥一再与伯嚭争议于吴王廷上，成了伯嚭贪赂卖国的极大障碍。伯嚭自从在越王求和中收受重赂，一次次欺蒙吴王，帮助勾践度过厄难。由于始终未被发现此中隐秘，胆子便越来越大，贪赃询私的丑事也越干越多。其贪名远播之处，甚至连孔子弟子子贡，也对他作出了如下评断：“（吴）太宰伯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
伯嚭的贪名到了如此沸扬的地步，他自己不免感到紧张起来。倘若伍子胥从中探出蛛丝马迹，发现他暗通敌国的勾当，告之于吴王，他就罪不容诛了。现在需要抓住机会，来个恶人先告状，尽早除去伍子胥，他伯嚭才能高枕无忧。
这机会也真被伯嚭等到了。
夫差自从胜越之后，以为从此可无后顾之忧，便一心想到中原去和齐晋一比高下。公元前485年，吴派大夫徐承率水师从海上攻齐，不能得利。次年夫差受鲁国鼓动，发“九郡之兵”，与鲁军联合，大举攻齐。伍子胥规劝道：“越王勾践不忘吴仇，正轻其征赋、养其甲兵，时时寻找着可乘之机卷土重来。此人不死，必为吴国祸害，现在吴国有越国，正如一个人有心腹疾病一样，而齐国的威胁，却只是疥癣微疾而已；如果大王不先对付越国，而去打齐国的主意，不是错误吗？”吴王没有听从，仍进攻齐国，在艾陵（今山东省淄博市西南）大败齐军，杀死齐军主帅国书，并慑服邹、鲁两国国君而回国。这样，吴王越来越不相信伍子胥的谋划了。
又过了4年，吴王又要向北攻打齐国。伍子胥说：“不行。齐国与吴国，习俗不同，言语不通，即使我们得到齐国的土地也不能与齐人相处，得到齐国的百姓也不能役使。而吴国与越国接壤，道路相连，习俗同一致，言语相通。我们得到越国的土地就能够与越人相处，得到越国的百姓能够役使。越国对于我国是如此。吴国与越国势不两立，越国对于吴国如同心腹之疾，虽然没有发作，但它造成的伤害深重而且处于体内。而齐国对于吴国只是癣疥之疾，不愁治不好，况且也没什么妨害。如今舍弃越国而去讨伐齐国，这就像是担心虎患却去猎杀野猪一样，虽然打胜，但也不能除去后患。”太宰嚭说：“不能听信伍子胥的话。君王您的命令之所以在中原行不通，是因为齐、晋两国的原因。君主如果进攻齐国并战胜它，然后移兵直压晋国边境，晋国一定会俯首听命。这是君王一举而收服两个国家啊！这样，君王的命令一定会在中原各国得到推行。”夫差认为太宰嚭说得对，不听从伍子胥的话，而采用了伯嚭的计谋。
待夫差在艾陵（今山东莱芜县东北）大破齐师，打了胜仗回都后，伯嚭又乘机在吴王面前说子胥的坏话。一位苦苦撑持吴国社稷的栋梁之臣，就这样被真正“通敌”的伯嚭惨害而死。从此以后，伯嚭似乎可以放手干那贪赃误国的勾当，而不用害怕被揭露了。但他又哪能懂得，当一个国家的忠贞之臣被谗害殆尽之日，其实也就是它在风雨飘摇中即将败亡之时。这即使对于贪官，也决非是什么幸事。
吴王杀了伍子胥后，就进攻齐国。齐国姓鲍的大臣杀死他们的国君悼公而立阳生，吴王想要讨伐齐国的叛乱分子，没有取得胜利就离开了。以后两年，吴王召集鲁国和卫国的国君在橐皋（今安徽省巢县西北拓皋镇）相会。为进一步称霸，吴王又发兵在邗（今江苏扬州附近）筑城，并开凿河道，使长江、淮水连结起来，辟出一条通向齐鲁的水道，准备与中原之国会盟。公元前482年，夫差与晋、鲁等国会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在会上，吴与晋争作霸主，晋由于国内内乱未止，不敢与吴力争，吴夺得霸主地位。
然而，吴王夫差为参加黄池之会，称霸天下，竟率精锐而出，使太子和老弱留守，越王勾践见机不可失，乃率大军袭击吴国。勾践亲自督阵，范蠡、泄庸两翼呼啸而至，势如风雨。吴军老弱，根本没有战斗力，而越国是多年练就的精兵，弓弩剑戟，十分劲利，又积数年之耻，人人奋勇，以致大败吴师，杀死吴太子。此时吴王夫差正在黄池与诸侯争论，连日不休，忽然有使者来报：“越兵入吴，杀太子，焚姑苏台，吴军危急。”夫差大惊，伯嚭拔剑，砍杀使者，夫差惊问为何，伯嚭强作镇定，答道：“不知虚实，留下使者泄漏风声，于争霸不便。”夫差心惊胆战，记挂都城，却又不敢泄漏半丝惧色。等会盟结束，夫差立即班师回国相救。途中告急报告不断，吴军将士记念家人安危，心胆俱碎，加上远行疲惫，全无斗志，与越军交战，一触即溃。夫差忧急交加，喝斥伯嚭道：“你保证越王不会反叛，故听从你的建议放还越王，如今之事，你必须给我去向越王请成和议。否则，杀子胥的剑当用来杀你。”
伯嚭强忍恐慌，硬着头皮来到越王军前求和，礼数全同以前越王臣服之时。勾践见当时还未到完全灭掉吴国的时机，又考虑到吴国业已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便许成和议。
这可以说是“吴越之争”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强梁一时的吴王，当年曾得意洋洋地让勾践献上“重宝”以谈和；而今，他却反而要送去“厚币”向勾践求和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当然都得归功于太辛伯嚭，倘不是由于他的贪贿、纵敌和谗贤，又安能有此局面出现？
此后的历史进程，节奏就快得多了。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再次率师伐吴。夫差见越国再次大兵压境，更加恐惧。此时伯嚭托称有病不出，夫差便另派使者作罪臣状去见越王，乞求和议。勾践心中不忍，准备答应和议，范蠡立刻反对道：“大王隐忍二十年，为什么就要功成时又要放弃呢？”于是越王勾践拒绝了吴使的求和，令越兵加紧攻城，不久就破城而入。夫差困于阳山，越王勾践准备将夫差贬到甬东（越东都，甬江东也），“予百家居之”，夫差自叹：“孤老矣，不能事君王。吾悔不用伍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于是自刎而死。 越王勾践迫使夫差自杀后，进入姑苏城，上据吴王旧宫，百官称贺，伯嚭也在朝列中，自以为以前曾于勾践有周全照顾之功，因此面有得色，向勾践拜贺。勾践却下令诛杀伯嚭，罪名是“不忠于其君，而外受重赂，与己比周（与越国勾结）也”。
纵观吴国由强盛转向荏弱亏虚、衰败破落的过程，伯嚭在其中充当了一个极端丑恶的角色。伯嚭一人当然不能有那样大的力量，造成堂堂强吴的一朝覆亡。因为他能够发挥作用，不仅依赖于外敌，也利用了吴王夫差的骄狂和轻信。然而仔细推究起来，这一幕吴亡悲剧，毕竟是被“宝器”、“美女”所打倒的伯嚭所导演的。
伯嚭最后并没能逃脱应有的惩罚，能够惩治他的，竟然不是吴王夫差，而是敌国之勾践。由伯嚭推及历史上其他摄取高位的奸臣，由吴国推及到历史上其他惨遭亡国之祸的国家和朝代，千载而下，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沉重而深刻的。而一度挣扎在亡国边缘的越王勾践却“卧薪尝胆”，终于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励精图治中东山再起，一举灭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