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
——《史记·周本纪》
尧、舜、禹三代治水,唯独禹留名青史,只因禹治水的方法是疏,而不是堵。人人皆知人言可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之言不设防,那么会比防民之言要来得更可怕,不妨之谣言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也是所谓的人言可畏。但是设防要有个度,如何把握这个度,确实是一个困扰历代君王的问题,如果把握不当势必会带来大害。
如果过度堵民的嘴不让其说话来限制言论,就好比一味地堵塞河川来治水,那么水势必定会猛涨,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水患势必要比堵之前更恐怖,更凶猛。
西周社会奴隶制仍然十分盛行。奴隶被主人驱使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生产,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西周的土地基本制度是“井田制”。就是将大块的田地分割成九块,排成“井”字形,周围八块田地分由八家耕种,收获物归各家所有,为私田;中央一块田地则由大家合耕,收获归国家所有,为公田。井田制下受田的人,平时向授予者交纳贡赋,战时有服兵役的义务。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每一位生活在土地上的贵族和庶民取得贡赋,有权向接收土地者收回土地。西周行使取得贡赋权的方法有二种,其一,庶民助耕公田;其二,诸侯采邑主朝觐贡献。所以,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诗句流传于世。这种土地制度,被后世的许多思想家如孟子等人誉为最理想的耕作方式。由于农业劳动者从牛马不如的奴隶转变为小私有经济的农奴,生产力提高了。西周时期,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成王、康王以后,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一方面是社会形势的变化,导致奴隶主贵族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贵族利益集团呈现新的格局。如在昭王、穆王时期,有一部分原来地位较高的贵族,由于醉心于掠夺战争,不注意经营农业生产,结果家道逐渐衰落。相反,一部分地位较低或者后起的新贵族,他们千方百计招徕流散的奴隶和贫苦的自耕农,设法扩大耕地,经济势力逐渐增强,成为暴发户。贵族集团内部之部出现了新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压迫,广大奴隶过着无衣无食、饥寒交迫的生活,而残暴的酷刑、人殉、人祭等更使他们朝不保夕,一部分聚集在山林湖泽之中,结成小的团伙,反对周王朝的统治。
夷王卒,其子厉王姬胡继位。厉王姬胡是周朝的第十代国王,当政时国力已出现衰象。这时候,外族入侵、诸侯作乱、贡赋减少,王朝的国库空虚。
原来臣属于周的噩国,其国在今南阳东北一带,看到周的势力衰弱,就乘机叛周并企图侵占周的疆土。于是噩侯联络南淮夷和东夷部落,出兵进攻周的东部疆域和南部国土,声势浩大,气势凶猛,一直打到东都成周(今洛阳市东白马寺一带)附近,严重影响着京畿的安危。
周厉王为了保卫京都和周的社稷,从宗周调来了西六师的部队,又从北部调来殷八师的大军,从西、北两个方向向河洛地区聚集,企图形成夹击之势,一举歼灭噩国的军队。厉王依靠贵族大臣的亲兵来抵御噩国的进攻,周将禹率大臣武公的私家兵车百乘,厮御两百人,徒兵千人参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周厉王终于击败了噩侯,保卫了成周的安全。
周厉王攻噩之战之后,居住在今安徽北部淮河流域的淮夷,又发兵向周进攻。周厉王命虢仲率兵反击,未能取胜。淮夷气势更为嚣张,又一次发动更加凶猛的进攻,一路浩浩荡荡,深入到周的中心地带,打到伊水、洛河之间,并掠杀无辜平民,抢夺财物。厉王亲临成周指挥反击战,所率的周兵自洛水上游连续发动多次反攻,使淮夷无法招架,只得败退,纷纷逃窜。周军乘胜追击,最后彻底击败了淮夷。由于周厉王攻噩及平定淮夷的胜利,大振军威,周的军力有所增强,西周王朝国威也有所振作。
即便如此,厉王没有把平定诸侯之乱的决心和智慧用在处理内政上。从这点看,厉王和前代的夏桀商纣一样,即位初期都能有所作为,振兴国威,但接连的成功后,他们都渐渐自满奢侈,初期取得的成就和战绩也随之不复存在。
厉王对待诸侯大夫非常残酷苛刻,他认为父亲对他们过于宽厚,转而以严酷的手段来加强对臣下的打击。不久,他就借故烹杀了齐哀公。
周厉王又走上桀、纣的路子,越发奢侈荒淫,使周王室的财政很快出现了危机。为了维持过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决定增加赋税。要该收的税都收了,怎样再立名目设立新税?这是困扰他的一个问题。这时,手下一个叫荣夷公的大臣给厉王出了一个点子,让他对一些重要物产征收“专利税”。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他们采药、砍柴,捕鱼虾、射鸟兽,都必须纳税;甚至喝水、走路也得缴纳钱物。这个办法,遭到老百姓的强烈反对,就连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吏也觉得很不妥当。很多大臣也纷纷向厉王进忠言。其中有个叫芮良夫的大夫劝告厉王不要实行“专利”。他说:“专利,会触犯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很伤人心的做法。”可是厉王根本听不进去,他一味宠信荣夷公,让他来免责实行“专利”。
沉重的赋税,已使平民的生活痛苦不堪,厉王的“专利”政策,又使平民更加忍无可忍。于是,街谈巷议,抨击朝政;痛哭詈骂,直指时弊。
面对民怨沸腾的局面,厉王实行了更为恐怖的言论控制,防民之口。他派了一个佞臣卫巫于监视百姓,将许多不满“专利”的平民捕来杀死。后来连不少没有发过怨言的平民也被杀死。亲友熟人在路上遇到了都不敢互相招呼,只能看上一眼,使都城变得死气沉沉。这就是典故“道路以目”的来历。
大夫芮良夫规劝厉王说:“王室恐怕要衰微了!那个荣公只知道独占财利,却不懂财利是从各种事物中产生出来的,是天地自然拥有的,谁想独占它就会触怒很多人,荣公用财利来引诱您,君王您难道能长久吗?”厉王不听劝谏,还是任用荣公做了卿士,掌管国事。
厉王还自以为能止谤,压迫更甚于以前。他得意洋洋地对大臣们说:“你们看,现在再也没有人反对‘专利’,再也没有人咒骂了吧。”召公是个有头脑、有见解的政治家,曾经屡屡进谏厉王。现在见到厉王如此倒行逆施,执迷不悟,他便又一次劝说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把水堵住,一旦决堤,伤害的人更多。堵住百姓的嘴巴,不让人民说话,其后果和堵住大水是一样的。治理洪水的方法就是要疏通水道,让它能够自由的奔涌;治理民众的方法,也是应该广开言路,让百姓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而不要堵在心里。天子掌管朝政,要让上至公卿、列士、近臣、亲戚,下至百工、庶人、以至奴隶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君王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才能避免或者少出差错。所以,百姓心中有想法,就会通过嘴巴说出来,如果硬要堵住百姓的嘴巴,后果将不堪设想。”厉王听了,不但不予以采纳,还一意孤行地说:“我是堂堂天子,那些无知的愚民只能遵从我的命令,怎么能让他们随便议论!”仍然一意孤行,实行暴政。
有压迫就有反抗,周厉王的这些政策,进一步激化了业已尖锐的社会矛盾,国人忍无可忍,于是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
公元前841年的一天,都城四郊的“国人”自发地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从四面八方扑向王宫,向厉王讨要说法。听到由远而近的呼喊声,厉王赶忙下令调兵遣将。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平民,平民就是兵,兵就是平民。现在平民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厉王这才知道大祸临头,匆忙带着宫眷逃出都城,沿着渭水河岸,日夜不停地逃到彘(今山西霍州市),筑室居住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