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库涅斯多夫会战为例，腓特烈大帝的第一次进攻就占领了俄军的左翼阵地，并缴获了七十门火炮，但在这一天的战斗结束时又都失去了，因此第一次进攻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就从账本中勾销了。如果他把会战的后一部分进攻推迟到第二天进行，那么即便是失利了，也不会把第一次战斗所取得的胜利从账本中勾销。
如果在战斗还没有结束之前，就能预料到战斗的不利情况，并且设法扭转战局，这样就可以把不利的结果从我们的账本上一笔勾销，甚至能够成为更大胜利的基础。意思也就是，如果人们认真考察一下战斗的战术过程，就会很容易发现，在结束战斗以前，各部分的战斗结果都只是暂时的，在总的结果中有被抵消掉的可能，甚至还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假如我方军队被击溃得越多，同时也意味着敌人消耗的兵力越多，因此敌人的危急时刻肯定也越严重，而我方在生力军方面的优势也就越大。如果这时总的结果突然变得对我方有利，战场和战利品都被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回，那么敌人以前在夺取战场和战利品时所消耗的所有力量都转化为我们的纯利，相反我们以前的失败倒成为走向更大胜利的阶梯。于是，敌人在短暂胜利时觉得值得为之做出牺牲的辉煌战绩就被一笔勾销，余下的只有对牺牲了的兵力的懊丧心情了。胜利的魅力和失败的灾难在战场上就是这样变化无常。
总之，如果我方占有绝对优势，完全可以以更大的胜利来击溃敌人，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在战斗（假如它真的很重要的话）还没有结束之前就扭转战局，千万不要等着发动第二次战斗。
1760年，劳东将军在利格尼茨进行决战时，道恩元帅曾有援助他的想法。可是当劳东失败的时候，道恩虽然有充足的兵力，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援助。
这就告诉我们，在会战以前进行艰苦的前卫战，其实是一种下策，如果不是不得以而为之，就应该尽量避免。
此外，我们还得研究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一次战斗结束了就等于完结了一件事情，那么进行一次新的战斗时就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必然是以其他情况为依据。可是，这一结论与我们必须考虑的一种精神力量，即复仇心是相互抵触的。从最高统帅，到地位最低的鼓手都具有这种感情，所以，复仇心最能激起军队的斗志。当然，在这里必须记住一个前提，即被击溃的不是整个军队，而只是其中不太大的一部分。要不然复仇心肯定会由于整个军队都灰心丧气而淡化了。
由此看来，为了补救损失，尤其是在其他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展开第二次战斗时，就会很自然地利用到上述精神力量。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第二次战斗肯定是进攻，这是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许多非主要的战斗中，这种利用复仇心的例子是很多的。但是，规模较大的会战通常不是取决于复仇心，而是由许多其他原因决定的。
在蒙米赖，令人尊敬的布吕歇尔，当他的两个军被击溃以后的第三天，于1814年2月14日再次率领第三个军奔赴了同一个战场，这完全是复仇心驱使他这样做的，假如他知道与他相遇的可能是拿破仑本人，那他肯定不敢去复仇；但他当时以为遇到的是马尔蒙，结果他那种高尚的复仇心带来了悲惨的结局，最终由于失算而遭到再一次失败。
几个负有相同作战任务的部队之间的距离，是由战斗的持续时间和决定胜负的时刻来决定的。这种配置如果是为了进行同一个战斗，那就属于战术部署。但是，有一种情况必须指出，那就是当它们的距离很近，无法进行两个独立的战斗，即在战略上它们所占的空间被看作是一个据点的时候，这种配置才被看作是战术部署。可是，在战争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即便是负有相同作战任务的部队之间，也必须保持相当的距离，虽然它们的主要意图是进行同一个战斗，它们也可能会分别进行战斗。所以，这种配置就被看作是战略部署。
属于这类战略部署的有：军队被分成几个部分或者被分成几个纵队进行行军；派出一些前卫和侧方部队，或者确定支援一个以上战略点的预备军；把分散宿营的军队集中等等。人们可以发现，这类战略部署是经常出现的，如果说它们在战略上被看作是辅币，那么主力会战，以及具有相同性质的会战则被看作是金币和银币。
战斗是否需要经过双方同意
“不经双方同意，就不会发生战斗”，搏斗就是以这一点作为思想基础的。许多历史作家，就是依据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高见，然而却得出了许多模糊和错误的观念。
这些作家在论述中总要重复这样一种观点：一个统帅向另外一个统帅挑战，可被挑战者却未应战。
我们认为，战斗源于搏斗，但是与搏斗有很大的区别。战斗基础的构成包括双方对斗争的欲望，也就是说双方都同意战斗；以及产生战斗的目的。这些目的始终从属于更大的整体，相应地，如果把整个战争看作是一场斗争，那么其政治目的和条件也从属于更大的整体。所以，想要战胜对方的这一目的本身也是处于从属地位的，说得更明白些，这种目的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而只能被看作是更高的意志赖以生存的神经。
“白费工夫地向敌人挑战”这一说法，在古代民族中，哪怕是在常备军出现的初期，都还是存在一些意义的。古代各民族进行的战斗，是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战场上进行的，所有部署都以此为依据，因此军队的部署和编组是当时全部军事艺术的表现，即表现在战斗队形的好坏上。
那时，军队一般都驻扎在营寨里，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去侵犯营寨驻扎地的，当在敌人离开营寨来到开阔地方以后，会战才可能进行。
假如有人说，汉尼拔向非比阿斯挑战是白费，这对非比阿斯而言，无非表明这一会战不属于他的计划之内，而并非证明汉尼拔在物质或者精神方面占有什么优势；但是对汉尼拔而言，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至少汉尼拔是真心希望进行会战的。
常备军刚出现时进行的大战斗和会战的情形，同古代战争极为相似。即一支庞大的军队要想进行战斗就必须编成战斗队形，然后指挥它进行战斗。这样的军队往往是一个庞大的、笨拙的整体，只有在平原上才能作战，一旦遇到复杂或隐蔽的地形，以及山地时，就无法展开进攻和防御。因此，防御者就会很容易地找到一种避免交战的手段。这样的情况虽然已不多见，但却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中出现过。等到七年战争时期，才开始在复杂的地形上进攻，并且逐渐朝这个方向发展。到了现代，就那些想利用地形作战的人而言，虽然地形可以使他的力量增强，但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影响战争的进程了。
近三十年中，地形根本就无法再束缚战争的发展了，那些想真正通过战斗决定胜负的人，肯定能够想方设法地找到敌人并展开进攻。要不然，只能说明他不想进行战斗。所以，这种向敌人挑战而敌人不接受挑战的说法，在今天只能说明他认为战斗的时机对他不利。也就是说，这种说法无非是他的一种托辞，只是想借此隐瞒事情的真相罢了。
不过，哪怕是在今天，防御者虽然已经无法拒绝战斗了，但是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战斗，那就是放弃阵地继而放弃防守阵地的任务。这样，对进攻者来说只是取得了一半的胜利，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暂时占了上风。
所以，现在向敌人挑战而敌人没有应战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它只能用来证明进攻者想掩饰自己停滞不前的状态。如果防御者没有退却，那就说明他并没有拒绝会战，只要他还没有受到攻击，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他是在以另一方式挑战，事实也确实如此。
现在，只要是想或者可以逃避战斗的人，他肯定不会选择被迫进行战斗。当然对进攻者而言，他也不希望轻而易举地从敌人的逃避中获得利益，而总是希望获得一次真正的胜利。所以，他就会想方设法去寻找和利用极其少见的，但又是可行的手段，逼迫对方应战。
逼迫对方应战的最主要的手段有两种，第一种是包围，也就是使敌人无路可退，而宁愿选择接受战斗；第二种是奇袭，不过，这种手段在现在运输很方便的时代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现代的军队灵活性和机动性很大，哪怕在敌人眼前他也敢于退却，除非地形极其不利，才会对退却造成很大的困难与危险。
内雷斯海姆会战就是这样的例子。1796年8月11日，卡尔大公在劳埃阿布山对莫罗发起了这次会战，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容易退却。不过，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位著名统帅和著作家当时为什么要采用这一行动。
在罗斯巴赫会战中，假如联军的统帅的确不想进攻腓特烈大帝的话，那么这次会战就只能另当别论了。
而在索尔会战中，腓特烈大帝承认，他接受会战是因为他觉得在敌人面前退却非常危险；另外，腓特烈大帝同时告诉我们他之所以接受这次会战的其他理由。
总而言之，除了真正的夜袭以外，奇袭并不多见。就是选择包围战术逼迫敌人应战，也只能是对单独的军队，比方说马克森会战中对芬克军就是这样。
主力会战--决定主力会战胜负的时刻
什么叫主力会战？它是指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显然，它不是那种为了一个次要目的而进行的次要的斗争，也不是那种一察觉目的不容易达到就想放弃的纯属尝试性的活动，而是为了获得一次真正的胜利而进行的倾注全力的斗争。
就一次主力会战而言，次要目的与主要目的也可能混杂在一起。由于主力会战产生的情况不同，也肯定各具特色，因为一次主力会战往往是同更大的整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充其量只是整体的一部分。战争的实质是斗争，而主力会战恰恰又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主力会战必须永远被看作是战争的真正重心。总而言之，主力会战最明显的特点在于，相对其他战斗而言，它的独立性最大。
这一点直接影响主力会战怎样决定胜负，以及主力会战的胜利的效果；同时还决定着理论应该对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的主力会战以怎样的评价。
所以，我们选择主力会战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并且在谈到与此相关的特殊目的以前，要对它先进行一般的研究，因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力会战，不是一些特殊目的就能改变得了的。
正因为主力会战具有较大的独立性，所以它的胜负肯定取决于它本身，换言之，只要有一线胜利的希望，就必须在主力会战中倾尽全力争取胜利，除非双方兵力相差悬殊，否则绝不能因为个别原因而放弃主力会战。
那么，怎样才能正确地判断决定胜负的时刻呢？
按照现代军事艺术的一般规律，军队某种特殊的编组和队形，是军队发挥勇敢精神和争取胜利的主要条件，那么，一旦这种队形被破坏就意味着到了胜负已定的时刻。如果一翼被击溃，就意味着还在战斗中的其他队伍的命运也已经被决定了。要是在以前，防御的实质在于军队同地面障碍以及地形紧密结合，军队和阵地仿佛融为一体，那么，占领这一阵地的主要地点的时刻就是决定胜负的时刻。所以人们常说：主要阵地丢失了，整个阵地也等于丢失了，会战也就无法继续。在这种时候，被击败的一方就如同断了弦的乐器一样，再也不能弹奏美妙的音乐了。
是前一种几何学原理也好，是后一种地理学原理也罢，有一点肯定是相同的，那就是使作战军队像结晶体那样，不可能用到最后一个人为止。这两种原理现在已经几乎失去作用，至少不可能起主导作用了。虽然现代的军队在进入战斗时也讲究一定的队形，但队形已起不了决定性作用了；尽管现代战争中的复杂地形还起着一定的抵抗作用，但不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了。
在本章第二节中，我们曾对现代会战的特点展开了概括的论述。根据这一论述，战斗队形只是一种便于使用军队的方式，而会战过程就是一方消耗另一方兵力的过程，谁先耗尽对方的兵力就说明谁获胜了。
所以，与其他任何战斗相比，谁会在主力会战中放弃战斗，取决于双方所剩余的预备军的兵力情况，因为只有这种预备军的全部精神力量还保留着，而那些被战火燃烧殆尽的部队，其精神力量已所剩无几了，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之前已经说过，地区的丧失也可以作为衡量精神力量受损的尺度，所以也被列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不过它常常被当作是损失的标志，而不被看作是损失本身。由此可见，双方统帅最关心的问题是尚未投入战斗的预备军的人数。
会战的发展趋势开始时可能不明显，但往往是早已确定了的。有时在会战的部署中这种趋势往往就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假如一个统帅看不到这种趋势，而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进行了会战，这就意味着他是缺乏这种认识能力的。假如这种趋势在会战的部署中和会战开始时还没有被确定，但在会战过程中均势肯定会逐渐地发生变化，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种变化最初可能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就越来越明显。在会战过程中均势的变化，并非像那些不了解战斗的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变化无常的。
尽管可能在某段较长时间内均势不会受到破坏，或者一方失利后均势还能恢复，结果反而使对方失利，但是毫无疑问，在很多时候，在退却以前战败的统帅早就觉察到了这种变化。假如有人说，个别情况出其不意地对会战的整个进程产生了根本的影响，那么，这绝大多数是战败者有意掩饰自己在会战中的失利的一种托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