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第一种方式时，一般只需简单地举出事例就可以了，因为这里只需运用事例的某一方面。在这里，事例的历史真实性并不是最主要的，举一个虚构的例子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史例最大的优点是比较真实，它所说明的观点更接近实际生活。
选择第二种方式时，叙述事例要求比较详细，这里事件的正确性仍然是次要的，但同前一种方式一样，也要作必要的说明。
第三种方式，只要举出准确的事实就可以了。假如有人提出一个观点，认为筑垒阵地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抵挡敌人的进攻，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只要举出崩策耳维次阵地这一战例就足以证明这个观点了。
假如叙述某一历史事实是为了证明某种一般的真理，那么就一定要准确无误地阐述与这一论点相关的一切，一定要把史实确切而详尽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这一点做得越糟糕，说服力就越弱，就越需要更多的事实来补充说明。因为有理由让人们相信，某一事实的具体情况无法更好地表述时，可以引用一定数量的其他事实来补充说明。
假如想用经验证明在步兵后面配置骑兵比在侧翼配置骑兵更好，那么只举出几次在侧翼配置骑兵遭到的失败，以及在步兵后面配置骑兵获得的胜利是远不够的；假如想要证明，在不具备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管是在会战中还是在战区内，从战术战略上讲，分兵几路深入包围敌人都是十分危险的，如果只列举里沃利会战或者瓦格拉姆会战，或者只列举1796年奥军向意大利战区进攻，以及同年法军向德意志战区进攻是远不够的。为了说明这点，还必须将当时的具体情况一并叙述，这样更有利于对上述配置和进攻形式的不利加以证明。由此，就能够得出应将这些形式否定到哪种程度，这一点一定要明确，否则一概的否定无论怎样都是有损真理的。
前面我们讲过，当无法详细讲述一个事实时，可以用其他实例补充证明，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种经常被人利用的诡辩方法。有一些人不去弄清楚一个事实，而只满足于肤浅地举出三四个事例，造成一个似乎很有说服力的假象。要知道，对于那些反复出现的事情，即使举出一堆实例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别人也可以轻易地列举一堆相反的实例来反驳。倘若有人举出一堆多路进攻遭到惨败的战例，那么我们也可以举出一堆多路进攻获得胜利的战例。可见，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得不出任何结论。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滥用实例的现象是非常容易出现的。
假如不是全面详细地叙述一个事件，而只是简单地讲述一番，那么就好像从远方看某一个东西，各个部分都无法分辨清楚，从不同角度来看，其外部形状也都是相同的。事实上，这样的实例对对立的两方都可以加以证明。有些人认为道恩指挥的几场战役是深谋远虑、谨慎周到的成功范例，而有些人却认为这是优柔寡断、踌躇不前的失败范例。1797年，拿破仑跨越诺里施阿尔卑斯山，既可以看作是英勇果断的表现，也可以看作是草率鲁莽的行为；1812年，拿破仑在战略上的失败，既可以说是勇猛有余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欠缺勇猛的结果。这些不同意见的出现，其实不难理解，因为这些不同意见是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而产生的。但是这些对立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有些意见必然是错误的。
我们必须感谢杰出的弗基埃尔，他在回忆录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罕见的历史材料，而且他第一个运用这些材料使抽象的理论概念同实际生活产生了非常有益的联系，他所举的史实能够成为对其论点的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尽管这样，他很难在没有成见的现代读者面前达到他通常所追求的目标：用史实证明理论上的真理。所以，尽管他对历史事件叙述得较为详细，但这远远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他的这些结论，都是从事件的内在联系中产生的。
此外，史实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假如有些读者对某个历史事件并不十分了解，或者完全没有印象，那么就无法从中领会作者的真正意图。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盲目地赞叹，要么根本不服。
为了用史实证明自己的观点，将历史事件再现于读者面前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样一来作者就会被材料所约束，就像被时间与篇幅所限一样。但是我们认为，要想证明一个新的论点，或者阐明一种值得怀疑的观点，详尽地叙述一个事件比概括地提出十个事件更为有益。浅显地引用史实，其主要弊端并不是作者误以为这种方法能够证明某些论点，而是因为作者从未认真地了解过这些史实，他们不知道如此肤浅而轻率地对待史实，只会产生无数的错误观点和杜撰的理论。假如作者意识到，他提出的新的观点，不是用某一历史事件就能够证明的，而应该从事物的紧密联系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那么就不会再出现错误的观点和杜撰的理论了。
假如人们认识到上述困难，同时意识到上述要求的必要性，那么就会知道，大家熟知的和经过研究的最近的战例，永远都是最好的史实材料。
久远的年代由于条件不同，作战方法也不同，对我们而言那个年代的事件，其教育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比较薄弱。除此之外，战史也像其他历史事件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当初还十分清晰的细节也会逐渐湮没；它又像一幅图画，原来鲜艳的色彩和生动的形象逐渐消失，变得暗淡无色、模糊不清，最后只剩遗存的一些颜色和线条，而这些颜色和线条却因为年代久远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假如考察一下现代战争的情况，我们一定会发现，同现代战争很接近的，至少在武器方面很接近的，主要包括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来的那些战争。尽管从那时起，战争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然而那些战争与现代战争仍然很相似，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与近现代战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当时火器还不十分完善，骑兵仍然是主要兵种。年代越远，战史内容也就越贫乏，记载也不详细，其用处也就很小。关于古代时期各民族的历史，它的用处必然是最小、记载也是最不详细的。
当然，这些被记录下来的史实，并不是绝对不能利用的。它们只是不适用于在必须详细说明的场合，以及在说明促使作战方法改变的条件的场合。不论我们对某些战争了解得多么少，例如瑞士人反对奥地利人、勃艮第人和法国人的战争，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这些战斗中第一次表现出训练有素的步兵比最优秀的骑兵还要好。当我们大致地看一下雇佣兵时代，就可以了解到，作战计划是如何取决于所使用的工具的，因为在其他任何一个时代中，用于作战的军队都不带有工具的性质，都不会像那个时代一样脱离国家与人民的其他生活。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当汉尼拔在意大利还没有被打败的时候，罗马人就已经开始在西班牙和非洲进攻迦太基人了，这种引起人们注意的方法是一个非常能够使人吸取教训的考察对象，因为当时的国家和军队采用佣军作为间接抵抗的基础的情况，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但是事情越是涉及到某些细节，那么，这些细节就越不是一般情况，我们就决不能从历史中来寻找典型的史例和经验，因为我们无法对相关事件做出评价，也无法用它来证明如今已经彻底改变了的手段和情况。
各个时期的著作家都有喜欢引用史例的癖好，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我们不想说在这里面虚荣心和欺骗成分占多少分量，但是在此看不出任何帮助和说服别人的诚意与行为。所以，我们只能把喜欢引用史例看作是一块儿掩盖缺点和错误的遮羞布。
假如能像弗基埃尔那样，用史例教别人学习战争，那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功绩。不过，如果首先能想到，只有具有长期的作战经验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一定会明白，这是一项需要花费毕生精力才能实现的伟大事业。
假如有谁愿意从事这种事业，那么，希望他能像一个信教徒一样，为了这一虔诚的计划做好一切准备。但愿他不惜时间，不怕艰难困苦，不畏权势，克服自己的自卑心与虚荣心，就像法国法典上所讲的那样：讲真理、只讲真理、完全讲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