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林则徐(名人传记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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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地方大员(2)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以前,葡萄牙商人垄断了鸦片贸易。但是后来由于受到英国的排挤而渐渐失去了垄断地位。鸦片的贸易基本上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控制,产销结合,大发横财。东印度公司将目光锁定在了中国,发现这是一片潜力巨大的市场。英国商人把澳门作为仓储集聚地,这个选择也是有原因的。最初是葡萄牙人看中了这个地方,在此设立许多公共设施,甚至建造堡垒、筑码头、设商馆、派官员等。

道光元年,两广总督阮元捉拿了澳门鸦片的囤户叶恒树,随后就开始严厉禁止在澳门设立鸦片仓,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英商们又把仓库设于船上,这些船经常停留在福建的南澳、铜山、厦门与台湾等附近海域。这些船行驶很快,而且都有自己的武装。他们也会打点中国官方的巡船,官商勾结,事后大家一块儿分赃。

起初中国将鸦片视为药材进口,鸦片买卖可以正大光明地进行,但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起,政府就开始严格禁止输入鸦片,从此鸦片的贸易就开始转入地下,英国商人为了销售,只好把价格压低,开放民营,允许“自由商人”贩卖鸦片。虽然政府明令禁止,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还是有不少人铤而走险去做鸦片买卖。东印度公司也不再直销,只站在策划和辅导的立场从旁协助,将销售完全交给了那些精明狡诈的鸦片商人,这样一来,进入中国的鸦片开始越来越多。东印度公司甚至在广州成立了分公司,仅仅是幕后操纵,规模也是越做越大。

随着鸦片的盛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鸦片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美国人也想来分一杯羹了。但是有英国人在那,他们只能卖一些品质低劣的土耳其烟土,销量当然不好,收益也没有预期的那么大。

在这些鸦片商人中,最著名的就是查顿和马蒂生。这两人都是十分精明厉害的人物,而且和东印度公司有很深的渊源。将印度的鸦片销到中国,查顿出了很大的力,而马蒂生则负责具体事宜,为打通各项关节而奔走。他结识了一位名叫郭士立的普鲁士传教士,这人最后成为了这些毒枭们的翻译者。他是一个中国通,对于中国官场的腐败了如指掌,他给了马蒂生信心,让他不顾中国政府的三申五令而不断地倾销鸦片。郭士立还用中文写了许多宣传单到处散发。查顿不久就注意到了台湾,心中衡量着开辟台湾市场的可能性。这些商人们对这个海岛十分感兴趣,希望能取得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令的约束。

沿海的鸦片走私日益猖狂,商人们的走私技巧层出不穷,无孔不入,他们还曾经争取让鸦片贸易合法化,虽然没有成功,但中国政府已经无力管理了。英国国库财源滚滚,虽然也有不少英国政治家反对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但是眼看着国家因此而富裕,也就保持沉默了。英国的鸦片商人走私猖獗,主要就是由于政府的保护与支持。

沅,他指出鸦片消耗了中国的大量白银,长此以往对国家来讲是个很大的损失。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也就是林则徐的好友黄爵滋上奏,提出严厉禁烟的请求,他“以死刑禁烟”的提议曾经让举国上下感到震惊。道光十九年(1839年),道光听从了黄爵滋的建议,颁布了私贩烟片和吸食烟片者皆以死论罪的法令。

那些正直爱国的官员为流失的银子和关税而痛心不已,而鸦片走私进口也同样让那些贪官污吏很不高兴,因为他们失去了捞油水的机会。所以后来朝中官员分成了两派:禁烟派和弛禁派。

由于中国对对外贸易的不重视,导致对外通商的制度很不完善,有些规定在现在看来甚至很荒谬,中国闭关自守所养成的闭塞和无知显露无遗。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抵达大沽口,在热河觐见乾隆,呈递了国书。中国政府热情地款待了他,但是军机大臣却总是回避和他商讨通商事宜。马戛尔尼最终一无所获地返回。

道光十四年(1834年),东印度公司宣告解散,粤督李鸿宾要求英商设立一个监督机关以代替东印度公司,人员的基本组成要有一位主务监督,其下设第二、第三副监。英方派来的主务监督就是耐佩尔勋爵。这位带有皇家血统的贵族,不仅负责管束英国商人,还要努力促进中英关系。英国外相巴麦斯顿希望两国能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下商讨问题,希望能直接和两广总督甚至中央级的官员交涉。

这位高傲的贵族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但没能完成任务,和中国官员闹得很僵,还最终染上疟疾,丢了性命。道光十六年,义律接替耐佩尔勋爵,成为了英国在华最高官吏。这时英国商人一致向政府反映,监督的权力太小,无法与中国政府开启真正的谈判,必须授予特权,并有自己的兵力做后盾。他们打算与中国政府交涉,开放通商口岸。

英国外相得知了商人们的要求后,交代义律,如果和平的手段不能取得通商的资格,那么采取非常手段也是可以的。他要求越过“公行”这个中间环节,和中国进行政府级的对等外交,公文的拟定也要采取平等的方式。这样的要求换来了中国官员的一顿侮辱,英方恼羞成怒,决心要诉诸武力。道光十七年(1837年),英国驻印度舰队司令佐曼特兰接到英国方面的命令,要他率领军舰来中国。佐曼特兰接令后立刻动身,一时间山雨欲来,而此时的中国的官吏们却还在醉生梦死之中。

有了军队做后盾,义律底气十足,开始对中国官员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当时英国人很轻视中国,他们很清楚清政府外强中干的状况,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大小官员,平民百姓,甚至是皇帝本人都是可以用钱买通的。义律叫人花钱买通了很多人,从海口商人一路送到朝中的达官显贵。林则徐将要面对的,是很强大的阻力,而这个不择手段的义律,就是林则徐禁烟时的主要对手。

两派对立

道光年间,中国鸦片盛行,上至王公子弟,下至贫民百姓,都有吸食鸦片的人,更有一些人为了购买鸦片而落得倾家荡产的地步。国人每年购买烟土的银子,几乎与国家的税收相当。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几乎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吸食鸦片,烟馆遍地都是。相传道光皇帝本人吸食鸦片,不过后来翻然悔悟,说道:“如果不禁绝鸦片,让其流行内地,不但亡家,实可亡国。”说罢就杖毙了进呈鸦片的太监。

江西人吴嵩梁在《洋烟行》的诗中描写道:

双枕对眠一灯紫,似生非生死非死。

瘦肩山耸鼻流水,见者皆呼鸦片鬼。

呼吸苟延日余几,呜呼生已无人理!

林则徐对鸦片深恶痛绝,一再指控这是“谋财害命”。一般百姓吸食鸦片后经常丑态百出,身体变坏,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军队当中也有人吸食鸦片,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不堪一击。鸦片除了让国民体质下降之外,还严重影响民生经济。中国的银矿有限,鸦片大量走私进口之后,中国便出现了银子危机,外商用黑色的烟土换取中国白花花的白银,有识之士纷纷对此表示担心。

银子减少还带来一个负面影响,那就是造成了铜钱的贬值。中国以银两为计算单位收取各项赋税,银子愈来愈少,一两银子就要折合更多的钱,而老百姓手中大多都是铜钱,这么一来就相当于赋税也涨了好几倍,最后引起物价上涨,人们的生活愈加艰难。而生活的艰难又引起社会的不稳定,逃税或者作奸犯科的事常有发生。于是整个清朝社会骚动迭起,乱象丛生。

道光十五年,黄爵滋呼吁彻底扫除烟穴,彻底取缔鸦片交易,严查趸船、快蟹、窑口。他还提出应该整顿军备,巩固国防。但是黄爵滋的号召仅仅得到了中层阶级的响应,高级官员则反应冷淡。

还有一些人,他们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弃国民健康于不顾,主张开禁,这就是弛禁派。弛禁派的观点是由广东人何太青提出的,他向好友许乃济提出建议,开禁鸦片,并在中国引进种植,这样就可以防止白银外流了。

广东总督卢坤很赞成这个建议,立刻以试探性的口吻去问道光皇帝。道光一听之下有些动容,但是一想起自己曾三番两次地下令禁烟,朝令夕改的话实在有损颜面,一时之间无法作出抉择,只好保持沉默。善于察言观色的卢坤一见道光的反应就明白了八九分,立刻把消息告诉了许乃济,许乃济好比吃下一颗定心丸,就向道光上奏,指出禁烟政策的缺点,让那些贪官和奸商大发横财。奏章中指出,与其让百姓畏惧法律,不如让他们赚得利益。至于白银的问题,完全可以让外商以货易货,不用银两折算,就可以避免外流了。而且如果批准在中国种植鸦片,就不会出现洋人垄断鸦片贸易的局面,白银外流也自然就制止了。

卢坤调走后,邓廷桢接替他成为两广总督,他起初也是弛禁派的,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让鸦片贩子们欢欣鼓舞。

弛禁派的提议立刻引起了禁烟派的群起反击,其中以许球的奏章说得最为明白,他还提出了对付鸦片商人的具体办法,为后来林则徐对付英国鸦片商人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