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真实反映了先人寻找药物和与疾病做斗争的艰险历程。每一味中药的发现，都给他们与病魔的抗争中增添了一件强有力的武器；每一味中药都伴随着美丽的神话和感人的故事。它们或者能极大延长生命造就一个个不老神话；或者能使伤口避免感染，加快愈合继而躲过性命之忧；或者起死回生，把垂危患者从鬼门关拉回来，如此总总。文字的出现，使得这些灵丹妙药的神奇功效得以记录并广为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中药被发现，智慧的先人极大发挥了他们的大创造力，根据药物的特性，总结出了完善的中药药性理论，使得单独的中药“活”了起来，每味中药都成了多面手，他们或相须或相使，从而极大提高了中药防病治病的能力。中药发展的历程从来都是开放的，每一个时期都会吸收当时最先进的成果，从而使中药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7.1认识中药[1]7.1.1尝试中积累的用药经验相传，炎帝神农氏为找寻治病解毒的良药几乎嚼尝过所有植物，“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也真实而朴素地反映了原始的用药经验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生活中对天然植物的尝试。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只能依靠采食植物和渔猎维持生活，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偶然因吃了某些“食物”而使原有的腹痛、便秘等病痛得到缓解，或因误食有害的“食物”以致产生呕吐、腹泻甚至中毒等反应，或为解除某种痛苦而尝试各种植物或其他天然产物，在此过程中逐渐认识并积累了某些天然植物的功效。在文字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这些生活经验的流传，只能靠口耳相授。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文字出现了，这些生活中的经验便得以记录下来。这些经验积累在汉字的创造中也有体现，如出现在数千年前钟鼎文中的“药”字，繁体字为“藥”，古音为入声字，从艸（草）乐（樂）音。《说文解字》解释，“樂”为五声八音总名，“艸”为治病之艸（草药）总名，“藥”即“乐字上需加草”，可以理解为，人生病的时候自然不快乐，只有吃“草”（草药）后才能再次快乐起来，这也体现了草药的功能。
先秦时期虽未出现过本草学的专著，但在一些古籍中已出现了对某些药物及其功能的文字记载。西周至春秋时代的《诗经》中就记载了苍耳、车前草、桑、合欢、益母草、艾、芍药、栝楼、枸杞等100多种植物名称；成书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山海经》中，载有动物、植物和矿物药120余种，并明确提出了它们的功用；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涉及药物247种，对药物的炮制、制剂、配伍、禁忌等亦有记述。中药的来源以植物药居多，所以古籍中有关药物专著的书名常以“本草”表示中草药，如《神农本草经》《唐本草》《本草纲目》等。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药并不称作中药，正如“中医”之名是相对“西医”而来一样，随着西方药学在我国的传播，“本草”逐渐改称为“中药”。现在对中药的定义是，中药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所以可以理解为，不论是产于中国，还是产于外国，只要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应用，均可称为中药。故“保留中药，废除中医”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中医、中药是千百年来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需要我们以与时俱进的思想去继承和发扬。
7.1.2中药和西药的差异与统一
正如中医和西医理论上存在差异一样，中药和西药也一样有差异。提起中药和西药的区别，很多人的理解就是“中药治本，西药治标”，即如果引起疾病的因素是“本”，疾病所表现的临床症状为“标”，那么中药是针对疾病的病因进行治疗的，西药是针对疾病所表现的临床症状进行治疗的。其实，上述这种想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药也有治标的，西药也有治本的。也许大家对2003年的“非典”（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事件、2009年的H1N1禽流感事件还记忆犹新，中药对改善H1N1禽流感临床症状和预防禽流感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西药达菲同样得到了公众的认可。达菲是一种流行性感冒（流感）治疗用药，可以减少并发症（主要是气管与支气管炎、肺炎、咽炎等）的发生和抗生素的使用，是目前治疗流感最常用的药物之一。继“非典”与H1N1禽流感之后，2013年2月以来，上海、安徽、江苏等地先后发生H7N9禽流感病例，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2013年第1版）》中，达菲再度入选。尽管还没有达菲治疗H7N9人类患者的相关数据，但实验室测试已表明它们对H7N9病毒有效。西药达菲对引起禽流感的病因“H7N9病毒”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在这方面，达菲是“治本”的。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它们在治疗疾病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分析，简单用“中药治本，西药治标”来概括中药与西药的差异是不科学的。
那么中药和西药的差异到底有哪些呢？首先，只有在中医药理论体系指导下，遵循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而使用的药物才是中药。中药若离开中医药学理论而应用，则不再称为中药。而西药是在西医药理论体系指导下应用的药物。其次，中药的基本作用就是以中药的偏性纠正阴阳气血的偏盛或偏衰，每味药物根据四气、五味、升降沉浮、性味归经的不同，具有不同的治疗作用，也就是中药的药性理论。中药的药性也是与西药的最大区别。另外，中药多由植物、动物和一些矿物经过炮制和其他工艺加工而形成。西药主要是化学合成或从自然界生物中提取分离得到的产物。从理论上讲，西药与中药都是由具有药理活性的化合物分子（药效物质）组成并能作用于人体从而产生生物效应。但中药和西药有效成分的个数即药效物质群的个数不一样。单一的中药是一个物质群，含有很多化学成分，可以作用于多靶点，发挥不同的药理活性。中药还讲究配伍，每一个药方里面含有更多的化学成分，不同的化学成分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靶点发挥药理活性。西药则由单一的或有限的几个化合物单体组成，主要作用于体内特异的靶点，一般来说具有相当高的选择性和专一性，即被人体吸收后在特定的系统、组织甚至器官中有相当高的含量分布，并作用于这一部位而发挥治疗作用。但也不能绝对地说中药成分多、西药成分少，中药里也有成分比较单一的药，例如，砒霜的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砷（As2O3）。
那么中药和西药是否有可统一的地方呢？如同中医和西医的学术思想是统一的一样，中药和西药的学术思想也是统一的。那就是，治疗对象和治疗目的的统一。中药和西药治疗的对象都是人类本身，都是用于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就像中医和西医在癌症治疗这个个体化平台站到了一起一样，中药在癌症的治疗特别是辅助治疗上显示了独特的优势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可以相信，中药和西药的确各有所长，但又可以互补，一定能共同来维系人类的健康。
7.2中药发展史上的巨星[1]7.2.1中药第一书——《神农本草经》远古时期人类以采食野生瓜果、生吃捕猎的肉食动物等为生，难免被腥臊和有毒之物所伤，重者甚至中毒死亡。传说炎帝神农氏为寻找治病解毒的良药，使百姓益寿延年，他跋山涉水，亲自尝遍所有的植物，以便了解各种植物的寒、热、温、凉和有毒无毒，故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之说。神农在尝百草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具有攻毒祛病、养生保健作用的药物，从此百姓就有药可医、不在为疾病困扰了。而炎帝神农氏终因误尝断肠草而死，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说明了药物知识来源于生活实践，这一实践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积累的药物知识越来越丰富，并不断得到后人的验证，并逐步以书籍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就是《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中草药学经典之作，该书系统总结了我国秦汉以前的药学知识和用药经验，为中药学和方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今仍是研究中药和方剂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神农本草经》的作者及成书时代尚无法确定，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的秦汉时期，也有学者认为该书为东汉末年（约200年）的作品；该书也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笔，而是众多医药学家总结、搜集、整理当时的药物学经验集体创作而成。因为“本草”是药用植物的代名词，所以这部书也以“本草经”命名；又因汉代托古之风盛行，人们尊古薄今，为了提高该书的地位，借用神农遍尝百草发现药物这一妇孺皆知的传说，将“神农”冠于书名之首，定名为《神农本草经》，如同《黄帝内经》冠以“黄帝”一样，都是出于托名古代圣贤的意图。该书中记载药物365种，根据药物的性能和使用目的，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无毒，大多属于滋补强壮之品，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可以久服。中品120种，无毒或有毒，其中有的能补虚扶弱，如百合、当归、龙眼、鹿茸等；有的能祛邪抗病，如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下品125种，有毒者多，能祛邪破积，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不可久服。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书中对一些药物毒性的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错误，如木通，文中认为其为无毒之品，而近年报道其可引起肾毒性。但书中很多对药物功能主治的记载一直沿用到今天，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如水银治疥疮、麻黄平喘、常山治疟、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瘤等。其中，水银治皮肤疾病的记载要比阿拉伯和印度早500~800年。该书创立“四气”“五味”的药性理论和上、中、下三品的分类方法。在方剂学方面，指出药可单用亦可组方配用，创立了药物之间“七情合和”理论和组方配伍的“君臣佐使”原则，总结了丸、散、汤、酒、膏等基本剂型，对用药剂量、时间等都有具体规定。遗憾的是，随着朝代的更替，原书已经遗失，现行版本为后世医药学家从历代本草书中收集编撰而成。
7.2.2最早的药典——《新修本草》
唐代全盛时期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而繁荣的时代。医药也属于文化的一种，当然也不例外。当时被医家奉为用药指南的《本草经集注》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随着医生临证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外医药交流的进展和许多新药和外来药的增加，重新编写一部新的本草书，对药物学的书籍进行一定的补充，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非常必要的。于是，显庆二年（657年）苏敬提议修订新本草，唐政权组织了长孙无忌、许孝崇等20余人与苏敬一起集体编修新本草。同时，唐政府下令征集全中国各地所产的药物及其实物图谱，在修订的过程中，他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为过去的医药经典所局限，于659年完成《新修本草》的编撰工作。
《新修本草》将药物按照“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有名未用”进行分类，共记载药物844种，比《本草经集注》增加114种。所增加的药物中，有一部分外来药物，如安息香、龙脑香、胡椒等。本书在学术上广泛采纳群众的意见，对药物的功用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多方的考订，书中有图、有文，图文对照，便于学者学习，对我国药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是唐代政府规定的学医者必读之书。该书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713年日本就有此书的传抄本。日本《律令蜒喜式》记载：“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这也说明本书对日本医药事业的影响。
《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它比世界上有名的欧洲《纽伦堡药典》要早800余年。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从正式颁布之后就作为临床用药的法律和学术依据，流传了400余年，代表了中古时期中国中医药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孙思邈是唐代的医药学家，世人尊称为“药王”。他自幼聪明过人，通晓诸子百家，博涉经史学术，精通道教典籍，西魏大将独孤信称赞他为“圣童”。孙思邈是个百岁老人，但他幼年时却体弱多病，为给他治病，家人花尽了所有的家产，十八岁那年他立志学医，二十岁便开始为相邻治病，并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他一生致力于药物研究，走遍大山明川，边采集药物，边行医，是继张仲景之后中国第一个全面系统研究中医药的先驱者。
孙思邈是我国医德思想的创始人，他认为医生应以解除病人痛苦为唯一职责，其它则“无欲无求”，对病人应一视同仁。他身体力行，对待病人不管贫富老幼、怨亲善友，都一视同仁，无论风雨寒暑，饥渴疲劳，只要有人求助于她，他就赶往救助，深得群众的崇敬。周宣帝时曾征召他为国子博士，唐太宗也想授他爵位，唐高宗曾想拜他为谏议大夫，但孙思邈没有答应，他一生淡泊名利，一心致力于医学。被西方称之为“医学论之父”，是与希波克拉底齐名的世界医德名人之一，是中国古代当之无愧的著名科学家和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