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医药在治疗方面也是根据“四塔”之盛衰，选用4个成方并配伍其他药物以整调患者体内“四塔”之间的平衡，从而达到治病目的。傣医药还根据当地气候特点，将一年分为冷、热、雨三季，选用不同的方药治疗不同季节的疾病。傣医药治疗疾病，除采用内服、外用、内外合治3种治法外，还有一些独特的治疗方法，如睡药、敷药、蒸药、熏药、研磨药、刺药等。其中“睡药”指按配方将所需药物（多用鲜品）切碎，加水煎煮或炒或蒸（视病情而定），取出药渣拌入酒或炒热之酒糟，拌匀平摊于木板上，上铺席芭（亦可用布单）。患者趁热睡于药床上，上盖被子，使药物熏蒸身体以达治疗目的。此法多用于风湿麻木、肢体疼痛各症。“敷药”是按配方取所需药物鲜品，切碎捣烂，视病情分别加入酒、芝麻油或淘米水等拌和均匀，用芭蕉叶包好，置于火中烧热，趁热包敷于患处，以不烫伤皮肤为度。此法主要用于骨折、跌打扭伤、风湿麻木疼痛、头痛、腰腿疼痛等症。“蒸药”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配好方的药物切碎装入容器内，置于甑内蒸一定时间，取药物蒸馏液内服（芳香类药物多用此法）；另一种是将药物直接放入甑内蒸制一定时间，取出加酒趁热外敷患部。此法多用于腹痛、肢体麻木疼痛等各种病症。“熏药”系按所需配方取药物切碎（多用鲜品），置于锅内（或金属大盆内）加水煎煮，患者坐于锅（或盆）之上方，借药物蒸气熏蒸肌体以达治疗目的。这种方法主要用于因体内风、水失调而致肌肉或关节风湿疼痛、肢体麻木、产后虚弱、不思饮食等症。“研磨药”指在碗内盛适量冷开水或米汤（可根据不同疾病而定），按配方将各种药物蘸水或米汤在小磨石上研磨成合剂药汁于碗内，内服或外擦。一般贵重药品及紧缺药物多用此法，主要治疗因风失调引起之疾病、妇科疾病和一些危重病，亦用于药物及食物中毒。“刺药”是将配好方的药物切碎，干燥，共研为末，拌入鹅油内浸泡备用。用时医者用洁净之铜针（状如直杆梅花针）浅刺患部皮肤，再涂以配好之药油。亦用于体内风、水失调而致的风湿麻木、关节疼痛等症。这些都体现了傣医药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独立的医疗体系。
6少数民族医药科普通鉴·中医乾坤傣医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为本民族的繁衍昌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在1983年将傣医药列为四大民族医药，并拨出专款，开展了傣医药的抢救、发掘、继承工作，成立了相应的医疗和科研机构，如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傣医药人才；翻译出版了《傣药志》1~4集，以及《嘎牙山哈雅》《中国傣医药彩色图谱》《傣医药基础理论》《中华本草·傣药卷》等20多部傣医药书籍，为临床、科研、教学提供了重要资料；理论方面，结合老傣医临床实践经验，经过查阅文献，系统整理完善了傣医“四塔五蕴”“风病论”“十大传统疗法”等理论，形成完整的傣医药理论体系；另外还从收集的7000多个传统经方中，筛选出了应用历史悠久、疗效确切、毒副作用低、药源丰富的处方研制成院内制剂。我们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傣医药这份宝贵财富将会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6.5千年苗医，万年苗药
苗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和与疾病、伤害做斗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宝贵的医药经验，是我国传统医药宝库中的一部分。苗医药的起源很早，苗族民间有“千年苗医，万年苗药”的说法，由于没有文字和史实的记载，苗医药的起源也难于考证。我们只能在其他历史文献和传说歌谣中猜测苗医药的起源。传说苗医药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著名苗医大师龙玉六，在生前根据对小时师父画像的回忆，复制了一张“喔登嘎像”，其画像是一个古老时代的女人，皮肤有毛，上身裸露，下穿树叶，垂乳，赤脚，手持医具。他用汉话解释为“母药王像”。关于苗医的记载很早就有，西汉刘向在《说菀》中所说的“古之为医者曰苗父”中的“为医者”是指以行医为主要职业的人；“苗父”则是指苗族中有较高医药学术水平的苗族老人。而苗药的起源早于苗医，故有“千年苗医，万年苗药”的说法。苗医药学作为一种传统医学被人们认识和引起重视还是近代的事。清代“改土归流”以后，苗医药学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因而在理论上或医疗技术上都有新的起色。例如，《苗族简史》记：“十九世纪末，松桃厅地甲司苗族医生龙老二，能为孕妇剖腹取胎，经治疗一个月，孕妇就恢复了健康。”雷公山苗族医生治疗蛇伤可谓能手，并能在短期内治愈能致人死的疔、痈、疽和毒疮。苗医认为人体患病跟不良的自然环境、气候有很密切的关系，认为日、月、寒、暑、风、霜、雨、露、雾都可酿制成各种毒气侵犯人体而致病；另外，饮食不调、意外伤害、劳累过度、房事不节、情志所伤、先天禀赋异常等也是导致各种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对疾病的命名，苗医具有朴素、生动的形象思维特点，他们根据疾病外观征象，多以动植物形象、声音、金属色泽等来取类比象命名，一般来说，苗医根据各种疾病的某些共同属性而将疾病进行归类，分为经、证、翻、龟、小儿胎病、新生儿抽病、丹毒、疔、癀、花、疮等类。
在诊断上，苗医是通过望、听、嗅、问、摸、弹等方法搜集疾病表现的各种症状和体征，结合天时地域及其他条件进行综合分析，辨清冷、热二病，分别所属病证，为治疗原则和具体治法提供重要依据。而这其中与汉医区别最大的是摸诊和弹诊。苗医摸诊主要指摸脉及患者体表的有关部位；苗医将脉象称为“大脉”，以喻脉搏跳动像马奔跑一样有节律，脉象有病脉、喜脉、寿脉之分，脉位有头部脉、寸口脉、腕部、五指、内外踝、内外膝眼下、足背、左乳下共16处，这与汉医有很大差别。摸诊中还有对患者有关部位的触摸，以了解局部的温度、痛觉，以及色块的形状、大小、软硬、波动感等判断疾病。以摸前额对5岁以下小儿疾病诊断的功夫尤精，部位是由两眉中点起至前发际连线，分上、中、下三部，医生以示指、中指、无名指指腹分别摸患儿的上、中、下三部，三部皆灼手者为热病，可伴有鼻塞、气粗、咳嗽、发热等；三部发凉者为冷病，可伴有发冷、呕吐、腹泻等；上、中两部灼手者为受惊骇所致；下部灼手甚于上、中二部者，多为饮食积滞。而弹诊是医者用五指提弹患者腋前、肩背、脊旁、肘窝、腘窝等处大筋或皮肤，若紧束不知疼痛，或随着提弹有色块隆起，或提弹处皮肤迅速出现乌黑色瘀点或瘀斑，并伴有剧烈头痛或胸腹痛、面苍唇白、指尖逆冷，恶心欲呕或吐泻等，多为“翻”病。
苗医用药配方有两个法则。首先，用药配单而不配双，就是只用1、3、5、7、9、11等药物种数为单数的一组药配制药方，而不用2、4、6、8等药物种数为双数的配方。不少老苗医都认为“配单”比“配双”疗效好。另外，苗医用药讲究领头药、铺底药和监护药的配伍组合，与中药组方讲究君、臣、佐、使配伍原则类似。
随着国家对民族医药发展的支持，苗医药的研究、开发、应用有了很大进展。
6.6土家医药
由于土家族仅有语言而无文字，自然也就没有土家族文字记载的医药知识古籍。从汉字记载的土家族史籍中发现，明清年间的地方志中零星记载了民间医药内容，但经千百年“口口相授”和“代代丰富”的创作过程，以口碑文献的特殊形式传承下来。通过对“口碑文献”和民间医药抄本的搜集整理，发现这些源于民间的医药和乡土疗法，经历代药匠（土家族对医生的称呼）在实践中探索和经验总结，成为了形式特殊、民族气息浓厚的土家医药。汉医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与应用，文献记载始见于1391年（明洪武年间），西方医学在20世纪20年代才传入土家族地区。在汉医和西医未传入土家族地区以前，只有土家族民族医药为土家人民预防和治疗疾病。
从土家医药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可分为秦汉时期及五代以来两个阶段。在秦汉前后的漫长岁月中，土家族先民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尝草识药，治验疾病，经历了本能经验积累、初期医疗活动及巫医影响的过程；五代以来，由于外来民族迁徙定居于土家族地区，土家族民间医疗活动较为活跃。五代时期到“改土归流”前几百年间，基本还是实践知识的积累阶段，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医药体系。清雍正年间对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后，土家族中的有识之士，在前人识药治病、实践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和实践的反复验证，使土家医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土家医认为人体主要由三元（上元、中元、下元）、十窍（双眼、双耳、鼻孔、口、肛门、尿孔、汗孔）、肢节（肢体、骨头、榫）、筋脉、气血精组成。土家医对疾病的致病原因有较为系统的认识，将其分为三大类：瘟气类包括风、寒、湿、火4种，伤疾类包括劳伤、伤食、伤神等，毒类包括草毒、气毒、血毒等18种。在此基础上，土家医形成了看、问、听、脉、摸5种诊断方法，其中脉诊很具特色，有骨脉、命脉、虎脉等20余种。
土家医的临床治疗方法较多，千百年来流散民间，是医匠成名或传家之秘诀。土家医疗法一般分为两大类，即药物治法和非药物治法；有七法八则，七种治法是汗、泻、赶、止、补、温、清，八种治则是寒则热之、热则寒之、亏则补之、实则泻之、阻则通之、肿则消之、惊则镇之、湿则祛之。外治法有拔罐、麝针、火功、扑灰碗、放痧、鸡胸、发泡、佩带、蛋滚、提风等特色治法。
土家族聚集地武陵山区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适宜植物生长，这里有土家常用民族药500多种，如水黄连、江边一碗水、头顶一颗珠等。
喜用鲜药、善用药引、讲究配伍是土家医生用药最大的特点，这对其他民族医药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土家医药在承古纳新这条道路上，一定会越走越好。
传统医药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而且也是提高民族自尊心、继承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很重视民族医药的发展，2006年，藏医药被列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蒙医药、瑶族医药、侗医药、回族医药、苗医药、畬族医药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民族医药进入大众视角，民族医药必将迎来灿烂辉煌的明天。
高原的藏医药，草原的蒙医药，神秘而充满异域风情的维吾尔医药，带有远古土著气息的傣医药……民族医药中包含了各个少数民族的地域特色、环境特点、风俗习惯及人们的智慧。经过千百年来的传承，各民族的中医药体系中留给后人的不只是治病救人的医术药方，还有民族的历史，各民族人民遭受疾病之苦、应对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以繁衍生息的生存繁衍史，这是民族医药最为可贵之处。当下，我们努力保护与传承民族医药，将其列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事实上，这是远远不够的。在保护与传承的同时，我们应该同发展中医药一样去发展它，将现代的科学技术和医疗手段与其相融合，使民族医药更加的科学化、系统化，以便其得到更好的保留与更广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