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军工的校园里，在世昌路和文庙街的交会处，一座半身铜像傲然挺立，威风凛凛，这是民族英雄邓世昌的雕像。望着邓世昌那坚毅的目光，不禁让人肃然起敬，在他那忧国忧民的目光里，一代代哈军工人以国家领海为自己事业的基点，把海洋事业当作自己精神世界的归宿。杨士莪也是其中的一个。
1959年10月，杨士莪结束了为期两年在苏联科学院水声研究所的进修学习，回到了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回国以后，他首先遇到的一件对他一生影响巨大的事是：中苏联合南海水声考察。1960年1月至4月，中苏两国在榆林海区进行了联合预备水声考察，中方负责人为汪德昭，苏方负责人为马捷波夫。年仅28岁的杨士莪出任考察队中方副队长。中国的水声研究该怎么干，在他心里还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这次以水声物理为主的考察，在我国历史上属首次，两艘船都由苏联提供，船上的设备也完全依赖苏联，设备的关键部位控制者也是苏联的科学家。中方不仅没有这方面的设备，也几乎没这方面的人才。参加考察的，近80名中方科技工作者都是从物理学或相关领域转行过来的，对于水声研究绝大多数还停留在概念上。1959年初，中国才开始水声工作的规划布局，中国的水声研究才刚刚迈出稚嫩的双腿！这次考察虽然名为中苏联合考察，实际上是我国水声学科的一次启蒙教学。
当时，发展国防水声学科，建立起中国的水下万里长城——反潜探测系统，对我国是极其重要和具有国防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
在此次考察中，只有担任中方队长的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副所长汪德昭先生之前接触过水声科学，做过相关实验。汪德昭出生于1905年，江苏省灌云县人，他的父亲汪寿序（号雁秋）曾任北洋政府农林部主事，他的长兄汪德耀是著名的生物细胞学家，曾担任厦门大学的教授、校长；他的三弟汪德熙是著名的核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德昭早年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郎之万实验室，与郎之万共同推导出大离子合成系数理论，并应用于低空大气层中，解决了国际上争论多年的问题。汪德昭在郎之万教授的介绍下，曾参加法国加大海军声呐的发射功率的研究工作，因此接触了水声技术，并做出过一定的成绩。汪德昭毕业后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1956年回国，次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室主任、科学院器材局局长。1958年初夏，汪德昭被派往苏联进行水声学考察，拟开展我国国防水声学研究。回国后，他主要致力于水声人才的培养，并在我国先后建立起南海、东海和北海三个水声科学研究站，并于1964年7月1日建立了以水声学为重点，包含声学各分支学科的综合性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对于促成此次考察，汪德昭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但是，由于在考察之前汪德昭的腿摔断了，上船时只能拄着拐杖，行走极其不便，所以担任副队长的杨士莪便成了实际的联络员，由他来统一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在与苏方接触交流过程中，杨士莪看到苏方科学家名为帮助中方，却带着十足的傲慢与不屑。
考察队按照事先与苏方共同商定的考察计划执行研究工作，各研究组每天认真填写“科学考察活动日志”，摘记每天执行的实验项目、内容、情况和参加人员等。通过日志的积累和统计，为这次考察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记录。
由于中苏关系破裂，1960年3月，参加考察的苏方科技人员按照其政府的要求毁约回国，并要把上万米的水声考察数据记录（电影胶片）带回苏联。汪德昭沉着冷静先想办法将资料加以复制，尔后把原片按协议交给了苏方。考察结束后，参与考察的青年科技人员花了半年时间，整理考察相关资料，编写成八本水声学的考察报告——这是我国第一批水声学研究报告。
南海，碧波万顷，起伏错落的珊瑚礁，丰富的海底资源，这是中国的领土！
现在却要由别的国家来帮助进行研究。海疆需要自己来守卫！杨士莪激动的心中增添了几分沉重。他期盼着我国自己的水声科研队伍尽快成长起来，渴望着将来由我们自己的考察船航行于中国海域。
中国的海洋，一定要由中国人自己来掌握！杨士莪暗暗下定了决心。
考察回来后，杨士莪提议：在军事工程学院创建水声专业！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学院很快创建了中国。
对于此举，杨士莪在回忆时曾激动地说：“国家派我们去苏联学习的时候，国内也在拉队伍。那时候找了个纺织厂，改造成水声厂，又抽调了一些年轻人成立了研究所，大学里也尝试着设立了水声设备专业。工厂、研究所，再加上学校的小班子，就组成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搞水声的队伍。”在国家水声工作规划布局的指引下，杨士莪和众多的“拔青苗”组织起来的年轻人一起，克服诸多困难，摸索前进。对于自己所做的贡献，他却非常谦虚：“其实就是照着书本学点，学着国外干点，一点一点积累。”
我国是沿海大国之一。大陆海岸线北起与朝鲜之间的鸭绿江口，南至与越南之间的北仑河口，全长18000多公里；同时，海况又比较特殊，无论是南海、黄海、东海还是渤海，沿岸水深一般不超过200米，大陆架一般宽达几十公里。根据我国海洋的实际情况，为了真正建立起反潜预警体系，国家于1958年提出了我国国防水声研究的指导思想应当是“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即先开展近海、浅海的水声特征的研究，尔后再研究远海、深海的水声特征。
水声学是研究水中声波的产生、传播、接收和计量等问题及其应用的一门学科。水中声波的速度依传播介质的性质和状态（如温度、盐度、压力）的不同而不同。人们可以通过设置在水下的声波传感器——被动式声呐探测到潜艇航行时发出的声音，并辨别其所在的方向和距离，也可以用声呐探测鱼群或其他水下发声物体。水声学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防有着重要的意义，属于军事机密，中国想要创办这样的专业不可能指望国外科学家的帮助，一切都要从零起步，自己摸索。
培养人才和开设课程，都需要有教材和讲义。留学经历让杨士莪深深地知道：自力更生，在高科技领域从来就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无可选择的必由之路。就在中国最艰难困苦的1959～1961年，他根据自己在苏联时的学习笔记，边学边教，边摸索边总结，一边教学，一边编讲义，在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啃着玉米面窝窝头，就着白水和咸菜，开始著书立说，编著出版了国际上最早集中论述水下噪声机理的专著《水下噪声学》，并且与同道合作编著了新中国最早的声学理论著作《声学原理》，这本书为我国现代化的声学和水声理论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此外，他还讲授和指导了《水声学》《水声传播原理》《统计传播》等教材与讲义的编写，为新中国的水声专业奠定了学科基础，培养了该专业的第一批专业骨干和年轻教师队伍。
根据水声学的特性，杨士莪将原来的水声设备专业扩展为包括水声物理、水声换能和水声设备三个方向的综合性水声工程专业，使其更符合国防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杨士莪对此曾说：“水声专业的国防特点决定了在引进国外技术时要受很多限制，面对着国际上对中国的信息封锁，很多时候只知道技术的名称，而不知道具体内容，于是就需要自己重新去做，从这个角度来说，基本上等同于原始创新，类似水声定位系统、测量技术等都是自己摸索的。”随着国家的规划部署，杨士莪及水声专业全体同志逐步开展了各项有关教学、科研工作，到1965年时专业已基本覆盖了水声学各主要领域，揭开了我国水声事业全面发展的序幕。
“开辟鸿蒙，功不可没！”我国水声界至今都奉杨士莪为“引路人”，他在这方面的建树与贡献，大家都有目共睹，服膺备至。
在杨士莪的领导参与下，军事工程学院的水声学稳步成长，科研教学队伍迅速扩大。军事工程学院的水声团队建立得比较早，也比较完整，涵盖了水声领域的各个方面，因此它在建立之初就有能力承担有一定规模的项目，而这些项目也促使团队更快成长。作为本专业学术带头人的杨士莪和团队其他同志一起，克服各种困难、战胜不同挫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奋斗中，通过长期磨炼，形成了一个坚韧顽强，团结协作的团体，这种优良的风气一直延续至今。杨士莪说：
“中国有句俗话：在战斗里成长，在实际锻炼中不断地凝固与提高。任何专业的成长都是这样的。”
科学家的头脑中总是有一个个的瑰丽之梦，他们又是在艰辛而执着的科研探索中才终于将梦想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