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莪一下怔住了，只是觉得这人很面熟，但一时却又想不起。他到底是谁呢？是以前的同学，还是自己教过的学生？他绞尽脑汁就是想不起，只得老老实实地回答：“脸熟，不过想不起来。”
谁知年轻人却哈哈大笑起来，一把抱住了他，兴奋地大叫：“大哥，我是二弟呀！”原来这人竟是士芹！
“二弟！你怎么会在这？”杨士莪被弟弟兴奋的笑声感染，也被自己的健忘逗乐了。从1947年离开南京到北京上大学后，杨士莪只是在1949年暑假间回过南京一次，见过士芹、士萱两个弟弟，后来就再没有与家人见过面。工作后，杨士莪因不断地换工作单位，且又在军事院校，与家里的通信本就不多，与两个弟弟更没有写过信。他只知道士芹弟弟也参军当兵去了，其他情况则一无所知，不知道弟弟这些年都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他做梦也想不到，弟弟会穿着军装出现哈军工首任院长陈赓的铜像在哈军工，兄弟俩能在哈军工的校园里见面、相聚，他既感到意外，又开心至极！
原来，杨士芹当兵后，因为出生于天津，就改名为杨津，这次是被部队调到哈军工来学习的。此后，杨士芹在哈军工学习了两年，后被分配到教研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被调到北京，后来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相聚是短暂的，兄弟见面没过多久，作为年轻的骨干教师，杨士莪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变动。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海军还非常年轻，需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得更加强大，国家提出了研究水声科学的计划，这是一门重要的、新兴的国防学科，对海防建设至关重要。但这时中国的水声领域还是一片空白，成立之初的水声设备专业更是一无所有（无人、无物、无教材）。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元帅亲自给中央打报告，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示后开始筹建水声专业，从教学、科研、生产三个方面设一个摊子。没有人才怎么办？经过周恩来总理批准，从重点高等院校抽调了100名优秀毕业生和即将毕业的在校大学生，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及相关院校，参加水声学科的研究，通过实践边干边学，这被称为“拔青苗”，这些“青苗”后来也都成为我国水声科研队伍的重要骨干。同时，水声学科被列入1956年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国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首先派一部分科研人员到苏联去学习，学成回来建立我国自己的水声学，当时决定从海军、科学院、机械工业部、造船局分别抽调一个人去苏联。最后，定下来的名单是：中国科学院的裘莘芳、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张宝昌、造船局的丁东。海军当时因为没有合适人选，后来让哈军工出一人，杨士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了水声科学领域。
1956年秋天，哈军工海军工程系的政委找到正在该系担任海道测量课教学任务的杨士莪，要求他在继续担任本课程教学外，努力学好俄语，准备改行研究水声专业。当时，苏联是世界上水声学专业开展较早、技术较为先进的国家之一。
于是，学好俄语去苏联进修就成为杨士莪的当务之急。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改行以后，不仅要在新的专业领域一点一滴地学起，还要克服专业语言的障碍以及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异国生活方式。杨士莪从1950年离开清华校园，经过几次改行学习，至此，才算稳定下来，确定了日后无怨无悔为之奋斗终生的水声学专业，并与之结下一世情缘。
1956年，是杨士莪学术上新的起点，也是他生活上一个全新的起点。这一年，他和女友谢爱梅结婚，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谢爱梅比杨士莪小三岁，1934年出生，父亲谢振文是杨廷宝在基泰建筑事务所的第一个学徒，谢振文后来离开基泰建筑事务所，在上海自己当起了营造商。1947年，杨士莪去上海参加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时，经杨廷宝介绍住在谢家，认识了还是中学生的谢爱梅。杨士莪考上清华大学后，两人一直有通信往来。在杨士莪的影响下，谢爱梅也选择了物理作为自己以后的专业方向。1954年秋，谢爱梅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读书。
1956年，两人喜结连理，谢爱梅办了休学手续，因为杨士莪很快去了苏联进修，于是她一个人回到南京成贤小筑，不久生下了大儿子杨本贤。
谢爱梅在南京时，发生了一个小故事。杨廷宝一生最大的爱好是画画，他的水彩画画得非常出色，作为设计师，他还有很多的设计稿，但他随画随丢，从来没有好好地整理过。陈法青是学画的，知道丈夫作品的价值，所以每次都把画收集起来，裱好，归类，最后再精心收藏，她还请铁匠铺的师傅特地打了两只大铁皮箱子，把画藏在箱子里。七七事变爆发后，她想方设法，把两只大铁皮箱子随身带到南阳，存放于乡下。此后，由于战争频仍，一家人颠沛流离，进马山，到重庆，迁南京，画一直放在南阳乡下的老屋内。看到谢爱梅在家闲得无聊，想到处转转，陈法青就让她到老家南阳去玩一趟，借机把杨廷宝早年的两箱子画从老家南阳带到南京。等到谢爱梅带着两个重重的大箱子回到南京时，却发现画带错了，她带回的并不是杨廷宝的画作，而是杨廷宝的弟弟杨廷宾的画！1959年秋，陈法青只好一个人再千里迢迢地回南阳取画。后来，这些画被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整理为《杨廷宝水彩画选》出版。
1957年夏天，杨士莪被抽调到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去学习俄语。几个月后，他与裘莘芳、张宝昌、丁东一道登上了驶往莫斯科的列车。杨士莪由物理学和海道测量转而学习水声，用杨士莪自己的话“我是半道上插队的”。这次插队、改行，成为他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从学生到物理教员，又转教海道测量，再到去苏联进修水声，杨士莪的职业角色在一次又一次的国家需要和组织安排中转换。
同一年的春天，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担任讲师的周光召，也被国家遴选派往莫斯科郊区的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任中级研究员。
1957年10月，杨士莪走进水声专业开展较早、技术较先进的苏联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水声专业进修学习。所谓进修，就是按照访问者国家所需要的专业和意愿，以及苏联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课题安排，完成相关进修课程。
在苏联，杨士莪就像干海绵被投入了水中，以全部精力吸纳着水声学科这一领域的先进技术、知识与信息。这次学习不仅使他学到了国外的先进技术，了解了世界上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使他开阔了眼界，具备了独立从事高科技研究的能力。
在两年的进修中，杨士莪认为自己还有一大收获：学习方法的转变。他说：
“过去我学某项知识，要去图书馆找一本关于这项知识最完整、最全面的书，完完全全地把它‘啃’下来。而现在，我是先找一本讲得比较精练的书，了解知识框架，然后自己研究着往里面添东西。”这可能也正是科学家与年轻学子学习观念的不同之处。
同时，在莫斯科的进修也重新燃起了杨士莪的报国之梦。杨士莪发现苏联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共有四个实验室，其中两个是允许中国学生进去的，另外两个实验室，对他以及中国学生永远是紧紧关闭的，是保密的。那里是什么？他感到非常好奇，一直找机会想要打探一下。后来他才知道，那里面研究的项目是任何国家都要保密的军事科学里“最要命的东西”——舰船水下噪声研究工程。研究的是潜艇水下噪声，属于国防科技方面的最高机密。
因为见不到实际的东西，杨士莪希望通过一些文字来找到答案，他到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却失望地发现：这一领域的学术论文非常少，偶尔能在一些国际会议的论文交流目录中出现，但即使出现，也仅是写一个题目，没有具体的文章内容。虽然题目中能看到些蛛丝马迹，但对于他这样才入门不久的研究者，还无法探寻其中的奥秘和精髓。此时，杨士莪意识到：凡是涉及国防的，不管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多好，都相互保密。任何国家在这方面的技术都只能靠自己摸索、自己提高！这无疑对杨士莪是一种震撼，他越发感到自己肩上使命的分量。
他暗暗地下定决心：我们要干，自己干！自己干出点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