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速写这种方法大大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提高了自己的艺术修养，同时使他对尺寸比例变得敏感，以至于手可以像比例尺似的那么精确。
速写的方法也使他养成了对细节的特别关注，在考虑建筑问题时，往往会从细节入手，注重建筑的实用性。他的学生黄康宇在《恩师杨廷宝，我心中的一盏指路明灯》中回忆，教学中杨廷宝让学生思考的经常是最简单的小问题：
“人的最小空间是多少？人的活动空间至少要多少？”“吊灯离地面至少要多高？”“门把手和门锁装在什么高度才合适？一张八座位的餐桌至少需要多大空间？”“电灯开关怎样布置才好使用、灶台菜板和橱柜如何布置才最方便又省时省事？”“对外门户如何防止降水延入室内？在设计室内装饰和建筑门窗时，如何考虑日后的修理与清洁问题？”他认为一个建筑师给人类提供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应该是合理、合法、合用的。每当绘画作图时，他总会在大门的框下画上一个人，借以表现大门的比例和尺度。他对学生们说：“有两样东西的尺度应严格遵守，一是踏步，另一是栏杆的高度。”有一次，学生会请他给同学们做讲演，同学们早早地到科学馆阶梯教室占座，很快教室就坐满了，晚来的只好坐在台阶上。结果，他开口给同学们讲的却是“台阶的踏步怎么做”，并深入浅出地讲了踏步尺寸与人体的关系。很多同学不解，这么一位世界知名教授，怎么讲这么一个小问题？别的老师也可以讲呀，何必劳他大驾呢？事实上，他希望同学们懂得，建筑细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方案设计。他认为就是建一座厕所也不容易，厕所要排除臭气，人工掏粪，冬天不受冷风，做好也不容易。他开玩笑地说：“别看和尚庙，那方丈和尚在建设中也度量山门和其他的方位和尺度呢，有时不断地修改。”
他对美国建筑师赖特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赖特是空间组合的天才，是处理建筑与自然的能人。他从心底里佩服赖特的创新风格，但对赖特的某些设计不注重细节，他却持批评态度。比如约翰逊（Johnson）制蜡公司的一把把大伞经常漏雨，比如赖特设计的小会堂的斜楼梯，非常不方便。他非常注重人的活动，对齐康说：“纽约古根海姆旋转展览馆，自上而下叫人一脚长一脚短地走，这样好吗？”
5.大局为重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因病在北京溘然长逝。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长期保存毛泽东的遗体。9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保护毛主席遗体小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办公室的职责是负责提出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和遗体保护的决策性意见。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方案定位要达到国际标准，基于这一定位，中国向世界建筑界发出了征稿启事。不久，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纷纷将自己精心创作的设计方案以各种方式传到北京。可是，尽管风格迥异的各种设计方案琳琅满目，但最后却没有一个可以执行的方案。在此情况下，中央又提出新的要求：先对其中的优秀方案进行初选，之后再对初选方案进行改进。
10月8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包括著名建筑师和艺术家在内的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陕西、辽宁、黑龙江等八省、市共四十余名专家学者会聚首都，对毛主席纪念堂进行选址和设计。
当时，南京工学院与全国一样，正举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就在这时，杨廷宝接到了来自中央高层的指示，要他以最快的速度赶赴北京，主持和参加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和设计工作。
接到中央指示后，杨廷宝就带着齐康、丁大钧等人匆匆北上进京。
10月12日，谷牧副总理主持召开办公会议，着重讨论了水晶棺的设计、制造问题，同时又着重提出了要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建成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纪念堂，使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并以北京为主着手筹备设计和施工机构，组织施工队伍。北京市委决定：毛主席纪念堂的施工建设由李瑞环同志具体负责。谷牧还代表中央特别指出：在考虑建设设计方案时，要集中反映毛主席光辉战斗的一生，建成后的纪念堂既要庄严肃穆，又要雄伟开阔，还要能够充分体现出时代的精神特征。
毛主席纪念堂选址工作首先展开，经有关专家商讨，在近两个月的选址工作中，纪念堂选址方案多达三十余处，重点选址在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北端一带、中南海、香山、景山、北海等十余处。有人甚至提出要将端门拆掉在端门原址上建设毛主席纪念堂的想法。对于这种意见，杨廷宝表示坚决反对，他以自己不做方案进行默默的抗议。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听取有关纪念堂规划、设计方案汇报后，确定了纪念堂的选址、建筑造型和设计指导思想，提出了以突出政治含义的主旨，选址应从天安门、景山和香山当中选出。基于这个标准，中央最后决定将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南端，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正阳门城楼等距离200米之间，即原“中华门”的旧址上。
毛主席纪念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都是纪念性建筑，但在政治意义上又各自独立。纪念堂是一个安静、庄严、肃穆的场所，设计方案要求其建筑形式和布局与建筑地点的周围环境相协调，形式体现丰富的内涵，布局要与环境和谐。
在设计毛主席纪念堂时，不少人主张借鉴苏联列宁墓和美国林肯纪念堂的宝贵经验，彻底跳出陵墓的概念，摆脱悲哀阴森的老调，打破封建帝王陵墓的固有规制。
当时，“四人帮”刚被粉碎，全国还处于思想禁锢时期，“文革”中所遗留下来的“左”的思想尚未得到完全清理，各种大规模的建筑创作还来不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此情况下，应邀来京的著名建筑师们，都铆足了劲儿，纷纷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献计献策，决心创作出一座伟大的建筑物以缅怀这位历史伟人。
来自南京工学院的齐康参加了设计竞标，杨廷宝认为他的设计方案很不错，让他继续参加第二轮的设计。设计稿规定使用铅笔作图，但齐康认为钢笔更富于表现的张力，于是就申请用钢笔作图，他的申请得到了组委会的同意。
齐康的身体一向不是很好，为了尽快完成设计稿，他不分昼夜地连轴转，杨廷宝看在眼中，疼在心里。齐康十八岁进入南京工学院，跟自己学习，二十多年来，埋头苦干，默默耕耘，成为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教学骨干和自己的得力助手。他打心眼里为这个勤奋能干的学生感到欣慰，在他眼里，齐康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夜已很深了，杨廷宝看到这个年轻人还伏在案上任劳任怨地工作，设计稿已经画得差不多了，就对他说：“你先去睡一会吧，剩下的我帮你处理！”齐康实在太累了，放下笔，倒在床上便呼呼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齐康醒来一看，桌上图纸的配景已全部画好，而且连其中的细节也全都重新处理过了。齐康深知，杨师做事向来一步一个脚印，向着目标不慌不忙地迈进，对于开夜车特别反感，认为开夜车有损健康，平时很少加班加点，但是，这次为了帮助自己竟然熬了一整夜。一个年近八十高龄的老人，为了帮学生完成设计方案，破了多年的惯例，开了一宵的夜车，看着满头白发的杨师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眼睛一下子湿润了起来。
当年曾参加过毛主席纪念堂设计的建筑学家、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张锦秋女士，深有感触地说：
我真正接触杨老是在参加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方案时，那是1976年9月（应为10月——编者）。见到他，我总觉得他是位大师。大师，我想象中总是很严肃，很难接近。可是在二次方案设计中，我感到这位有名望的人非常平易近人，我和杨老不是差一代，而是差两代。他是学术上的师长，而我们是晚辈，和他的接近像见到老爷爷一样。当时我和其他老总在一起总感到有点怯生，之后在方案设计过程中，我们总向他请教，他总是那么诚恳，那么耐心，看我们的图，提意见，很实事求是。每次请他看方案。他总是先肯定你对的地方，也指出不足之处。
在年轻人眼里，这位建筑界的大师如此谦逊、平易近人，就如同身边的一位长辈，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在毛主席纪念堂的第二次设计方案讨论会上，杨廷宝曾建议在纪念堂的南、北入口柱廊的台座之前，再各加上一个月台，但这一建议终审未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