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及我个人的立场说，我恳求你实践我们在重庆的口约，回来提携母校的后进。我已对学生谈了多少次你早已答应过来清华，他们都在切盼。清华建筑系的师资太缺乏了，你若肯来，可以给我们无量的鼓励。因此双重原因，我恳切地求你毅然离开南京，来为母校养育后辈。我知中大也需要你，但在宁沪的建筑师多，总可以找个替身；而清华之需要老兄，都是迫切之至。”梁思成这份情真意切的求贤之心、同窗知己的肺腑之言，虽然深深地打动了童，但在梁信到达之前，刘敦桢已亲自登门，聘请童留任南京大学建筑系教授，童允诺并且签了字。因此童没能满足梁思成的愿望，仍旧留在了南京。与此同时，梁思成又推荐杨廷宝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职，但杨廷宝也未北上，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南京承担教学工作。
刘敦桢先生的夫人陈敬女士，早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她也是中国现代“建坛四杰”数十年交往的最好见证人。多年后，陈女士在她的《屐齿苔痕》一文中真切回忆：“众所周知，士能（系指其夫刘敦桢）和杨廷宝、童是几十年的知心老友。可是平时往来不多，也绝少客套应酬，大概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吧。可是他们在工作中相互支持，团结精诚，坚如磐石，我从来没有发现三人发生过任何龃龉和误会，这种深厚而亲密的友谊，恐怕世间也不多见。”对这种友情，刘叙杰是这样解释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友谊早已始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通过长期工作和学术上的合作与交流，相互间十分了解和信任。再加上他们的人生与价值观上的几乎一致，即将献身建筑事业作为毕生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对个人名利及物质享受不屑一顾。”1955年，杨廷宝、刘敦桢被评为一级教授、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今称院士），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理事、理事长等职位。童则被评为二级教授，在建筑学会也没有任何职位，但一向视名利如浮云流水的童既不羡慕，更不嫉妒，依然以凝重、严谨的治学态度，一贯从容淡定的心态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三人同为国内建筑学界公认的权威，但没有互相排斥，也无门户之见，而是彼此尊重对方的学术成就，谁出版了专著，谁设计了作品，均“引为欣慰”。童30年代作品《江南园林志》至1962年才得以出版，刘敦桢很欣喜地为其作序言，介绍该书的学术价值。刘敦桢在“文革”中逝世，其著作《苏州古典园林》80年代初出版的时候，童和杨廷宝都为老友的著作作了序。
在平常的生活中，杨廷宝除了写生作画和建筑设计外，并无其他的特别嗜好，综观他的一生，除了留下了大量的画作，以及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留下了众多不朽的建筑佳构外，主要是以一个建筑教育家的身份，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人才。杨廷宝无意做一个理论家，虽然也留下了一些关于建筑方面的论述，但他觉得自己的理论水平不及童、梁思成、刘敦桢等几位，他们都有不少有益于国家建筑事业发展的建筑理论专著，自己与他们相比差很多，于是感慨地对人说：“我很羡慕童老他们。”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奚树祥，是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时的得意弟子，曾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教研组工作并担任梁思成的助理，1963年调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任教，他对梁思成、杨廷宝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在《一代巨匠，万世师表——纪念杨廷宝教授诞辰100周年》一文中，他盛赞杨廷宝的“谦谦君子”的风范和“待人和善”的态度。他写道：
和梁先生朝夕相处，常在客厅听他妙趣横生的谈话，言谈之中，多次谈到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长他三届的学长杨廷宝先生，敬慕之情溢于言表。
他称赞杨老“内韧外秀，积厚薄发”，说杨在宾大学业超群，作业和笔记就像他本人一样，非常工整，赏心悦目，成为同学们的范本。说杨一辈子用心学习，到老了，和他一起开会或出差，还保持着用心观察、用心丈量、用心速写的习惯，叫我们年轻人都要向他学习。
还有一次谈到南工杨、刘、童三位老先生的治学态度，梁师称他们都是“赫赫大将”，也谈到他们之间的合作和他们之间的情谊，梁先生自谦地说，他们三位不像我喜欢说笑，不善言表，都很谦让，但三位彼此相处甚笃，互相敬重，这是南工建筑系越办越好的原因。梁先生还称赞杨老在开会时能顾全大局，不为南工掠一席之位，夺一时之利。
梁思成老师和杨、刘、童三位教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也是同窗、同事，私交都很好。老人们谢世前后，建筑界，尤其是台湾建筑界，有一些传闻，说南杨北梁，清华、南工有矛盾，梁公和刘敦桢教授有矛盾等等，绘声绘色，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梁和童寯教授不仅是在美国宾大先后差一年的同学，而且还都是张学良为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聘请的教授，梁童和睦共事多年。
梁和刘敦桢教授的关系更是不同一般，都是朱启钤老先生创办营造学社时聘请的两员主帅，梁掌法式部，刘掌文献部。抗战后期刘离开李庄营造学社前，二人曾促膝谈心到深夜，梁公每去重庆，必往中大刘家看望，有时还住在刘家，可见情谊之深。
林徽因老师生前非常喜欢杨廷宝先生的水彩画，杨送了一幅北京雍和宫一角水彩画给林。此画我亲眼见过，梁公把它连同林徽因先生自己画的水彩画并挂在书房。杨先生的水彩画非常细腻精彩，梁公笑说杨当年曾调侃自己，说他画水彩画像炖红烧牛肉，要花九个小时。
严格讲，清华建筑系是南工建筑系早年派生出去的。我1963年到南工建筑系任教学秘书时，曾作过比较，发现二校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都极相似，同受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影响，而宾夕法尼亚大学在美国是受法161国巴黎美术学院建筑教育影响最大的学校，二个系不仅教学体系相似，连学风都相似。
我在清华念书时，建筑系的师生沿袭营造学社的传统，把南工的刘敦桢教授尊称为“大刘公”，而把本系的刘致平教授称为“二刘公”。对杨老更是崇拜异常，50年代清华建筑系的年青教师和学生很狂妄，对解放后的新建筑评头论足，很少有满意的，杨老解放后设计的北京和平宾馆却是唯一例外，师生同声赞扬，学生们谑称杨老为“铁皮大师”（T.P.Yangy谐音）。
杨老和梁、林夫妇之间的友谊历久不衰。杨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费正清夫妇40年代的老朋友，1980年还在北京会面。费、梁二对夫妇之间深厚友谊已为大家所熟知。我在美国时，几乎每周应邀去费家帮助整理梁公遗著，费夫人慰梅（Wilma Fairbank）就曾多次提到老朋友之间交往的小故事，至今还有印象。林洙女士告诉过我两件事，林徽因曾对她说过，杨廷宝是一个非常严肃古板的人，而美国人的个性非常活泼，杨去了美国也受到影响，回国后，曾允诺愿陪林徽因去逛街，实属不易。第二件事是梁公和林洙的婚事，当时曾受到一些舆论压力，杨老对梁丧妻之痛深表同情，对他的生活也非常关心，杨老曾遇梁再冰，劝她支持父亲的婚姻。这两件事充分说明两位大师从年青到老年，是何等的亲密友好。
杨廷宝与刘敦桢、梁思成和童这四位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大师，以他们深厚的友情和精湛的才艺，谱写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曲美好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