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俱兴，资金困难，加上时间紧迫，而且还要讲究美观大方，一系列的矛盾都摆在桌面上。杨廷宝与有关领导和专家几经研讨，经过深思熟虑，最后制定了经济、实用、美观的基本原则。
在设计上，杨廷宝逆流而动，抛弃了此前流行的“大屋顶”风格，对建筑的主楼标准层客房设计略作修改，设计了一个功能适用、结构简洁、造价经济、施工方便的“方盒子”。但这个方案在审批时却没有通过，后来几经周折才得到上级的批准。他曾深有感触地对身边的人说：“我不反对大屋顶，但那太浪费钱了。现在，国家还很穷，百废待举，要办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搞设计的，决不能赶浪头，随风倒。”
当时，建造和平宾馆的地盘并不宽绰，东西长150米，南北仅有75米，却要求他设计出有152间客房的宾馆，此外还要有餐厅、停车场等附属设施等。由于会期已定，时间紧迫，为了便于施工，同时尽可能使空间容量大些，杨廷宝采用了现代风格，设计了凝重、洗练的“一”字形平顶大楼。为使宾馆的前院显得开阔，他又采用过道穿透底层的办法，在大楼底层设计了一个“过街楼”，就像在大楼里开了一个门洞，前院、后院都可停车，既解决了宾馆内的停车问题，又解决了宾馆前后金鱼胡同和西堂子胡同两条单行道的交通问题，避免了拥挤和堵塞。
在和平宾馆施工过程中，工地东侧有几幢四合小院，本来要拆除，但杨廷宝考虑到外宾来到北京，住在充满阳光、树丛、花架的四合院将会别有一番风味，既能感受到原汁原味的北京，又能充分享受到家的温馨，于是就保留了下来，一方面节省了一笔拆迁费用，另一方面也保存了民族传统。大院里还有几株粗大的榆树、槐树、香椿树等，杨廷宝也尽可能地使之保留。其中有一棵三人合抱的大榆树，就长在准备盖厨房的地方，要锯掉它还真舍不得，可是不锯掉又无法安排厨房。杨廷宝考虑再三，想出了一个妙计，让厨房将大树围起来，大树从房顶伸出头，如同一把大伞为厨房遮风挡雨，可谓匠心独运。其他几棵大树也都融为宾馆景观的一部分，每当阳光洒下，透过树枝，在地面上留下斑驳的树影，显得特别的宁静与舒适。大院里有一口古井，也被保留了下来，安置在民居式样的茶室前，井水可用来烧水、浇花。他还想办法搬来石望柱栏板做井栏，增加了小院的住家气氛。
果然，后来很多外宾来到北京，一定要求住在和平宾馆的四合院里。如：
1952年在此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英国和平人士牛顿先生，于19年后的1971年重访中国时，仍然要求住在和平宾馆；著名新闻记者斯诺及其夫人来北京时，每次都住在四合院的118、119房间；斯诺去世以后，斯诺夫人从瑞士来电，要求来华时仍住在原来的房间。还有美国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日本的西园寺公一等知名人士，他们来北京都住在这里，享受着北京的“家”的氛围。
和平宾馆的门厅，是杨廷宝特意安排的，他将服务台、小卖部、楼梯、电梯等都设计在门厅的四周，从而使内部空间与功能紧密结合，使服务、交通一举两得。在进门处，杨廷宝还另外安排了一个幽静的休息区，坐在沙发上，透过落地的玻璃窗，能够直接看到窗外的古木、古井和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令人心旷神怡，目不暇接。
宾馆的宴会厅也是杨廷宝特别设计的。宴会厅在舞台的隔壁，用装饰着中国北京和平宾馆效果图式花纹的活动隔板隔开，既可接待客人，又可作为小型演出的后台。活动隔板拆掉后，还可从两边台阶上通向宴会大厅，扩大大厅的空间，使之上下一气呵成，能够举办规模较大的报告会。在听报告和看演出之时，又可增加座位。
和平宾馆的环境与设计，空间的合理组织，多功能的使用，室外空间的交通组织，朴素简洁大方的立面，对原有素材的适当保留，构成了北京第一座经济实用型的高层宾馆，成了外宾们流连忘返的“家”，也成为建筑院、系学生实习的良好课堂。
在北京建造和平宾馆期间，杨廷宝的小儿子杨士萱得了肺结核，当时的医学对于这种病还不能完全治疗，在不少地方，被称为“肺痨”，十分危险。因在南京求医无效，陈法青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带着儿子到北京求治。当她听说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能治这种病时，就希望杨廷宝能帮忙找找人，住进医院去。可是，杨廷宝从火车站把她们母子接到住处之后，便说工期紧，还要急着出图，又要筹备，忙得连喘气的时间也没有，实在没时间管他们，让陈法青自己想想办法，然后转身就回了工地。
陈法青看着丈夫离去的背影，真是满肚子的气！既委屈又难过，五个孩子都是自己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他这个当爹的什么时候尽到过父亲的责任？自己辛苦劳累也就算了，可孩子的命都快没了，他当爹的也不过问一下，就只知道工作、工作，真连陌生人都不如，他的心肠怎么这么硬？万一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他对得起孩子吗？可是，陈法青拿丈夫又没丝毫办法，结婚二十几年，丈夫一直是这样，一工作起来就什么也顾不上了，全身心地投入，怪他也没有用，还是得靠自己。于是只好自己四处托人，自己排队、挂号，让孩子住进了医院，每天一个人守在孩子病床前，直到孩子病好，也没有见到丈夫。
由于和平宾馆在设计上简洁实用，工人们加班加点地辛勤劳作，所以工程进度很快。不到两个月时间，这座朴实却别具特色的涉外宾馆就矗立了起来。在庆祝宾馆落成这一天，杨廷宝特地带着陈法青和孩子一同来参加典礼。大病初愈的杨士萱更是兴奋，可以看到爸爸设计的大楼，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招待外国元首的宾馆里面到底有些什么秘密，而陈法青也想参观宾馆的设施。但杨廷宝把他们带到宾馆以后，就忙着别的事去了。一直到典礼结束，陈法青母子离开宾馆，也没有见到他的面。陈法青和孩子们也理解，在典礼这种场合，杨廷宝的确分不开身，而且他一贯的工作态度就是严肃认真，事必躬亲，只要工作一上手，其他什么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著名建筑学家陈植在1979年11月12日接受齐康、杨永生的采访时回忆说：
1952年我国建筑界的苏联风已开始，复古主义尚未出现时，杨老以超逸的意识，冒被批判的风险设计了北京和平宾馆。当时他面临重重难题，如基地小、东西间距更窄、南北面胡同单向车行、保护古树等。为摆脱这一困境，他决定在东首设过街楼。贯穿南北为突破点，缩小宾馆门厅。这一不得已的措施出乎意料地呈现出温柔宁静、宾至如归的气氛。按北京旅社的传统习尚，餐厅必须位于底层，而宾馆底层已无容量。这促使杨老在门厅西端开一入口，进入向南延伸的餐厅，而东面隐于绿荫之中。他就这样反复思考，以巧妙的手法完善地处理了和平宾馆的环境空间功能、绿化等难题。这一创作的外貌简洁挺拔、明快朴实，蕴含着杨老敦厚、真诚、开朗、朴素的品格，亦在当时对我国现代建筑的设计趋向起了示范作用。
和平宾馆落成后，每年都有许多教师、学生、设计工作者前来参观，并对这座宾馆给予一致好评。不过也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特别是来自于莫斯科的一些推崇复古主义的建筑师，认为一座涉外宾馆竟如此简洁，指责中国建了一个“方匣子”。更有甚者，有些人还别有用心地准备了几篇批判稿，拟在报刊上发表，幸亏周恩来总理及时站了出来，说：“这个房子我看挺好，解决了问题嘛！”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召开期间，周总理多次到这里看望外宾，并举行小型宴会、招待会。
被别人批评说“虚无主义”也好，别人高唱“抵制复古主义”的赞歌也好，在大家热火朝天地议论的时候，杨廷宝却始终像一个局外人，从不辩驳，也不飘飘然，有人追问，他说的道理也像白开水一样清淡普通，很简单，就一句话：
“周总理说了，我们国家还穷。”
对于自己设计的这座“方匣子”，1980年杨廷宝在接受门生齐康采访时说：
“我的看法是：那种功能性为主的，如旅馆、医院、体育馆，首先强调的是使用合理，建造经济，空间组合紧凑，有准确的比例尺度。至于那些有纪念性的公共建筑，成为象征性的建筑，代表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那民族风格、地方风格，不言而喻，要强调一点。同时，还需要创新！”
他的弟子吴良镛在《一代宗师——怀念杨廷宝老师》一文中写道：
尽管在这一时期建筑界一般热衷于华而不实的设计思潮，杨先生却能独立思考，而不趋势从流。和平宾馆的设计在用地苛刻的条件下，无论在利用单行线的交通组织、保留老树与水井的庭园设计方面，还是建筑空间的实用紧凑方面（特别是门厅的精心设计），都作了极为妥善独到的处理。此外，还对典型环境作了北京特有的点缀，例如在水井上安装了从古建筑废弃下来的汉白玉栏杆，以取得雕刻的效果；保留了前排民房，使之形成一个封闭幽静的庭院；民居前还加了一间抱厦，作为大楼入口和休息厅南壁的对应。杨先生还告诉我，旅馆的大门本来设计了一个北方的单间牌楼，可惜领导不喜欢，认为象个“断头台”而被砍掉，当时混凝土基座已打好，不得不加上两个灯成了现在的门墩。我想，如果按原样建造，无论从街景入口或从庭院对景来说，有较高的牌楼和抱厦互为呼应，轮廓线更要丰富些。和平宾馆的设计将实用功能放在第一位，更多地采用近代建筑设计技巧，造价也甚节省，结构系统简单，而建筑艺术处理，室内外空间丰富，造型简洁无华（在完成时竟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在此前提下于细致处见匠心，恰到好处地保持传统文化的一些特色，这是难能可贵的。
1952年，继建造和平宾馆不久，杨廷宝又负责主持设计了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办公楼，为新中国建设增添了新的风貌。
言传身教
新中国成立后，杨廷宝一直在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任教。
1952年下半年，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的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对全国高校院系进行了统一的调整，教育体制、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南京大学的文、理学院与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同时将复旦大学、震旦大学、齐鲁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的部分学科合并，重组为新的综合性大学——南京大学，校址从原四牌楼迁至原金陵大学校址；原南京大学农学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及浙江大学农学院等部分系科重组为南京农学院；原南京大学森林系与原金陵大学森林系重组为南京林学院；原南京大学师范学院与原金陵大学教育和儿童福利系及震旦大学、岭南大学等高校有关系科重组为南京师范学院，校址在原金陵女子大学；原南京大学工学院水利系与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有关系科及华东水利专科学校重组为华东水利学院；原南京大学工学院、农学院的农业工程系和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江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的相关院系重组为南京工学院，留在原南京大学（即原国立中央大学旧址），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也改为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高校院系调整后，全国设建筑学专业的院校有东北工学院、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同济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土木建筑学院、华南工学院等七所。1956年，东北工学院与青岛工学院、苏南工业专科学校和西北工学院等院校的土建专业合并，另行组建西安建筑工程学院。1959年，以哈尔滨工业大学土建系为班底，又成立了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以上这八所院校集中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建筑教育的主要力量。
南京工学院组建成立后，杨廷宝开始与建筑设计机构彻底脱钩，不再兼职，专心致志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担任教授和系主任，主持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教务，从事建筑教育，实现了他的职业转型。在教学中，他又逐渐从单纯的教学活动拓展到建筑教育研究和教学管理领域。鉴于他在教学和工程实践上的公认水平和杰出贡献，很快被评为一级教授。
作为一名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杨廷宝言传身教，他提倡学生要以爱国为基本点，以诚信为出发点。他认为，作为一个建筑师，要有一种崇高的情怀和责任心，做任何事情都要专心致志，不能朝三暮四、喜新厌旧。他把做人的基本功放在从事建筑工作要打好三个基本功的首位，接下来才是做建筑设计的基本功和建筑表现的基本功。他要求学生首先要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建筑师要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树立雄心伟志，要全心全意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力求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其次是要有全面的综合素质：“一个理想的‘建筑师’应该是一个熟悉建筑历史、富于想象力、善于分析事物，掌握绘图技巧，了解工程技术，具有广泛常识的综合协调工作者，既是一位应用科学家，又是一位应用美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