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迎接解放
1945年8月，当杨鹤汀听到抗日前线传来捷报，又得知次子、时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杨廷宾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抗战，沉闷的心境一下子兴奋起来，欣慰之余写下了“万物纷纭天地间，方知松柏耐岁寒；樗木偷成贤小筑院内、生岩穴下，心随桃李仰高山”的诗章。抗战胜利，杨鹤汀携家从秦家寨迁回赵营村。他的学生赵芝庭被任命为南阳县县长。赵县长为人正派，素来又佩服杨师，故上任后就立即上门拜访，邀请杨鹤汀出任南阳县参议会议长。杨鹤汀年纪渐大，不愿再涉足政治，再三婉拒。赵县长多次登门，开口“先生”，闭口“学生”，显得分外亲热诚恳。杨鹤汀无奈，只得到乡下躲避，赵县长知道后又跑到乡下再请。此时，中共地下党员张林翰、王骏远、秦子纯等人，也前来登门相劝。张、王等人对杨鹤汀说：“抗战刚取得胜利，民心所向，正是恢复家园之时，议长一职如落在贪官污吏手中，百姓岂不又要遭殃了。莫若应请出山，也可为百姓多做些好事。”杨鹤汀本也想为老百姓多做点好事，见张、王等人如此说，于是欣然接受了赵芝庭县长的邀请，出山就任国民政府南阳县参议长一职。此后，他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声望，多次提出合理化建议，为恢复和发展当地的各项经济建设贡献不小，得到民众的好评。
翌年农历九月十二日，正值杨鹤汀七十华诞，南阳专区的褚专员特意召集机关人员，同至南阳城北的李华庄农场秋游野餐，借补重阳节日为杨鹤汀贺寿。杨老先生也携女儿廷寓、儿子廷寊等家人前来与会。当他看到自己以前与冯紫岗先生共同创办的李华庄农场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时，心情大为宽慰。兴奋之余，赋五言古诗一首，借以抒发情怀。诗曰：
行年届古稀，佳日补重阳。
命厨具鸡酒，应招来农场。
子女侍左右，熙熙尊周行。
散步北廓外，直赴李华庄。
柿叶半近赤，菊花略绽黄。
后稷教稼穑，豳风载篇章。
我宛有召杜，乃求万斯箱。
褚公本此意，把酒话农桑。
野餐饶有味，饮食先改良。
提倡新生活，欣赏晚节香。
归途遇群牧，陌头共协商。
聚豆烧豆萁，烟过见火光。
为告同根生，奉劝莫相伤。
杨鹤汀在这首诗中借三国时期曹丕陷害弟弟曹植的史事，告诫各界同仁切勿“同根相煎”，希望相互支持，共同努力，发展生产，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但是，杨鹤汀的这一想法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1946年夏，国民党背信弃义，挑起全面内战，杨鹤汀闻知，义愤填膺，遂辞职求去，并赋七绝《责国民党》五首。
其中第一首云：“以党专政念余年，正是全权建国天。空唱三民好主义，行不努力徒枉然。”在这些诗中，他对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情民意而发动内战的行径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和鞭笞。
此时，适值杨廷宝的成贤小筑新竣工，杨鹤汀便离开南阳，到南京与杨廷宝一家住在一起。
到南京后，他将“成贤小筑”内自己所住的房间命名为“环翠书屋”，一边整理以前的诗文，一边着手译注南阳籍医圣张仲景的两部医学巨著《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并赋七律《南京新居》一首以纪。诗云：
岁暮离乡到京华，入门且喜自成家。
三间虚室藏书画，半亩闲庭养草花。
井畔梧荫遮白日，池中莲叶卧青蛙。
栽兰插菊无余事，想教诗清饮素茶。
抗战虽然胜利了，但胜利却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新的希望。南京物价上涨，就业困难，住房紧张，而国民党大员“五子登科”满天飞，到处乌烟瘴气，民不聊生。特别是1949年新年前后，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战败损失55万兵力，被迫将残部撤到江南地区，阴霾进一步笼罩着古老的南京城。此时，蒋介石名义上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但蒋介石仍然在背后操纵着军政大权。国民党各路政要见大势已去，纷纷做各自的打算，除少数人仍负隅顽抗外，大多数人都在盘算着如何离开南京，逃往台湾或香港，更有本事的则考虑着去美国或欧洲，全城上下，人心惶惶。更让人心慌的是，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杨廷宝虽身兼二职，但仍入不敷出，陈法青经常要加入抢购大米和煤球的队伍，才能保证一家人有饱饭吃。
曾与杨廷宝先生共事多年的张回忆说，基泰事务所经过多年的努力打拼，名声在外，成为民国年间中国人自主开办的最大的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公司实行股份制，几个高级合作伙伴中，关颂声的股份占30%，朱彬占22%，杨廷宝占20%，杨宽麟占10%，其他股份则由关颂声的弟弟关颂坚及他们广东同乡中的一些有实力的人所占。基泰事务所名义上是股份公司，利润分成，但实际上从没分红，公司的大小事情以及财务全由关颂声说了算。杨廷宝在基泰效力二十余年，做了许多工程，但一家人过得并不富裕，日常生活仅能维持温饱。
中央大学建筑系1946届毕业生、建筑学家林建业先生，在《沧海月明珠有泪》中认为杨廷宝“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只重事业、不重名利”，他写道：“杨先生虽然才气横溢，却无任何不良嗜好，与关先生合作，大部分的钱都是关先生去分配，而他却清心寡欲，从不在金钱上动脑筋。”
1949年新年刚刚过去，南京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早已人去楼空，城中各大中学校也被迫停课，教授们无所事事，只有学生运动还在一浪高过一浪地进行着。4月1日，南京市大、中学生6000余人在中央大学操场上隆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反对征兵征粮”“反对美援”和“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等八项要求，同时还通过示威、演讲、活报剧等形式，广泛进行宣传活动。
国民党政府派出卫戍部队埋伏于学生游行途中，袭击并毒打学生，致使两人死亡，200余人受伤，不少学生被逮捕入狱，鲜血溅满了总统府门前的西花园，酿成震惊中外的“四一惨案”。看到学生们满脸血污，伤痕累累，教授们再也坐不住了，纷纷站起来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凶犯，释放被捕学生。
进入4月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陈兵长江北岸，是和是战，只等国共两党谈判结果。此时，基泰建筑事务所不得已停掉了所有在大陆的业务，关颂声等少数负责人离开南京去了香港等地，准备在那些地方重新开辟市场。基泰事务所同事议论纷纷，考虑何去何从。杨廷宝虽然从未参与过讨论，但他内心也在考虑着未来的去向问题。
一天傍晚，基泰的老板关颂声敲开了杨家的大门，意欲劝说杨廷宝与他一起前往台湾。
关颂声坐下后，省略了客套，开门见山地对杨廷宝说：“老杨，跟我走吧。
像你这样的人，跟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你不要对共产党抱什么幻想，跟我一起去台湾或者去香港吧！你知道，你这样的人，在那边是香饽饽，不知会有多少人想着拉你过去呢。到了那边，我们还办基泰，肯定能挣大钱。凭你的本事，不愁吃，不愁穿，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关颂声由于激动，脸都涨红了。
“我还没想好是留还是走。不过即使留下来，我想，共产党也不会把我咋样，我不过是个穷建筑师，一无金银财宝，二无大片土地，凭自己本事吃饭，老老实实做人，他们干吗要和我作对？”
“你还是考虑考虑清楚，现在要是不走，以后想走也走不成了。票我买好了，你赶紧简单地收拾一下东西，和我们一起走吧！”关颂声显得分外地急迫。
杨廷宝明白，关颂声也算爱才心切，对他惺惺相惜，毕竟两人一起默契地配合了二十余年。但同时关也是不想失去他这棵摇钱树，前面多次催促过他，让他早下决心，跟他们一起走。可杨廷宝根本就不想走，他考虑清楚了，他就要留在大陆，不过实在不便一口回绝关颂声的一番好意。这个时候再纠缠于共产党对自己会怎样没任何意思，他只能找另外的借口，把一家老小抬出来当挡箭牌。于是，他反问关先生道：“我走了，这一家老小怎么办？五个孩子怎么办？七十多岁的老父又该怎么办？”
杨廷宝这一问，倒还真把关颂声给问住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忙着逃命，飞机票、船票异常难买，可以说是一票难求。关颂声能给杨家解决的，不过是有限的三两个人的机票，哪能顾得上他一家老老少少八口人？不管他如何爱才心切，他还是个企业经营者，首先要从自己个人的根本利益和企业的实际情况着想。况且，当时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即使国民党政府的达官显贵，带家眷子女全家老少离开大陆去台湾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要不，关老板你先走，我再想想。回头要是能有办法，我们再在香港或者台湾碰面。你看行吗？”
杨廷宝年轻时就早已考虑过了自己的人生：当初选择建筑，是为了科学救国；离开美国回到中国，也是为了报效祖国。从小，父亲杨鹤汀及王可亭先生所教他的，也都是怎样去爱自己的祖国；现在他又怎能轻易放弃自己此前的理想与信念，拍拍屁股，就抛开这个生他养他的国家呢？关于共产党到底是怎样一个政党，他此前接触并不是很多，也的确说不上来，但他的两个兄弟都是共产党员，他清楚，在父亲的教导下，他的兄弟都与自己一样，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二弟廷宾早就加入了共产党，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毕业后即在董作宾等人介绍下加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后又为抗战而远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出版局工作，创作了大量反映老百姓苦难生活的木刻作品。小弟廷寊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即于1946年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平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特别是廷寊在与他这位长兄见面时，开口闭口谈的都是救国救民，跟杨廷宝接触到的那种成天吃喝玩乐的国民党员完全两样。这样一群人组成的组织留给杨廷宝的，是对未来的期盼与信心！不过，杨廷宝从来没有跟同事们提起过自己这两个弟弟的情况。
目送关颂声匆匆地消失在苍茫夜色之中，杨廷宝这才转身回到了屋子里。迎着陈法青探寻的目光，杨廷宝坚定地说：“我们就留在南京，哪儿也不去！”
陈法青听后，点了点头，说：“我也这么想，觉得还是留在南京好些，一家人在一起。”说完，二人相视一笑。
经过多年的辗转颠簸，杨廷宝、陈法青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对国民党执政早已失去了信心。近两年来，学生运动频频爆发，接连不断，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前些日子又制造了“四一惨案”，更使他们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丑恶行径，从而也愈加坚定了他们留在大陆的信心。
1949年4月20日晚，渡江战役打响。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随着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响，杨廷宝迎来他人生的新阶段。
奉献和平
南京解放后，成立伊始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国立中央大学。将至天命之年的杨廷宝，以愉快的心情迎来了新的生活。
1949年8月，国立中央大学易名为国立南京大学。由于杨廷宝在建筑学界的声望，他被任命为该校建筑系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热情地邀请他参加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不久又邀请他赴京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在一次会议休息的间隙，毛泽东主席从会议大厅里走过来，热情地与各位代表一一握手。杨廷宝特别兴奋，回到南京后，他高兴地将这一情景分享给家人。南京市政府也十分重视有技术的知识分子，市长柯庆施派人专程找杨廷宝，请他参加市里准备召开的科技界座谈会。随后，他又参加了全国科技界会议，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50年，杨廷宝被新中国的重工业部聘为顾问工程师，同时兼任北京市兴业投资公司设计部顾问。党和政府的信任使杨廷宝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下定决心要积极学习，适应形势，认真工作，更好地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京期间，杨廷宝还参与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并积极出谋划策；回到南京他应邀与柯庆施一起到南京城南的雨花台考察，准备兴建烈士陵园。此外，他还参加了南京中华门外重修长干桥等多项建筑设计。
这时，他接到了修建和平宾馆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政府决定筹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了保障此次重要会议的圆满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修建和平宾馆作为将来的会议会和平宾馆位于北京的金鱼胡同，政务院计划将这座宾馆建造成为当时北京最高的建筑。事实上，在建造和平宾馆之前，这座建筑利用社会上的游资已经开工，准备建造一座中等旅馆，而且已经建了四层的框架。中央经研究后临时决定将这座建筑改建为八层，同时将规格提高为涉外型的高级宾馆。当时北京全城最高的建筑是北京饭店的老店，也只有七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