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对建筑设计工作，还是教学工作，杨廷宝都非常认真。从参加工作起他养成了习惯：当天的事当天完成，从不在晚上加班加点，晚上时间只用来看书休息，保证第二天有充沛的精力应对工作。可自从当了教授之后，他改变了这一习惯，时常利用晚上时间给学生补课。当时，由于日本飞机频频对重庆进行空袭轰炸，中大师生常为躲警报而耽误功课，为了赶上和完成正常的教学进度，杨廷宝经常放弃休息，利用晚上的时间给学生补课。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学生也是“严”字当头，特别注重学生的基本功训练。课堂之上，他会手把手地一笔一笔教授学生绘画作图；下课后，他要求学生交设计图时，必须同时交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简单的一张图他是不看的，等学生都交全了，他才会认真批阅。他的学生汪坦回忆：
我做学生时，听说最好跟杨老做古典的设计题。我做了一个哥特式的设计题。他替我改图那么严格，我想现在的学生可能会受不了。改图时，平、立、剖全后才改，有时还画出透视图，从进门厅一直到走廊，他用古典手法把铺面都画得十分细致。他曾分析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地画图案设计，以经典示范，鞭策我们努力，终生难忘！他的古典艺术手法，功底很深。同时，他对渲染也很重视。有一次与我们一起野外画水彩写生时，杨老总是先十分仔细地观察然后谨慎地下笔。他的为人，有点老庄哲学。那时，老师之间在评图时争分数，他从不在乎，他认为只要学到手东西就可以了。
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杨廷宝总是顺势利导，循循善诱。建筑系1946届毕业生林建业在《沧海月明珠有泪》一文中写道：“平时他改图时，总是顺着学生的思路，认真地、细致地顺势推演，决不忽略该生构想上的特出与优良之处。有时难免会碰到个冥顽不灵、强词夺理的辩解，他也会来一个‘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去领悟，决不抹杀对方的意见，也不赘言。”1948届学生吴承琰在回忆杨廷宝时也说：“杨先生既有承传鲍扎的方面：注重基本功训练和基本构思表达，而且在强调进行从构思草图发展到成熟的方案过程中启发大家设计应将实际和创作相结合。”
杨廷宝还把自己当学生时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得意门生戴念慈回忆说：杨老是我的老师，他教过我，而且很会育人。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上课时经常讲他的学习经历，使我得益匪浅。主要是争取学习的主动性。他常说，在老师改你的作业之前，你应该把你的设计准备好，最好多拿出几个方案，这样，老师就可以根据你的图多提出些意见。有的同学不这样做，往往老师在修改别人的作业时，他还在画自己的方案，太被动了。如果你的方案做好了，那你就可以听听老师对别的同学的方案有什么意见。甚至你还可以从老师改第一个人的方案的时候，就站在旁边听。这样你学的、看的、听的，就多得多了。反之，急来抱佛脚，你就失去了学习的主动。
水彩画可以说是建筑系学生的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为了鼓励学生们画好水彩画，杨廷宝节衣缩食，拿出一笔钱和一批水彩画作品作为奖品，与教授水彩画的李剑晨先生一起，在建筑系发起了水彩画比赛。事实上，抗战期间教授的生活大都相当清苦，许多穷教授虽然兼任了几个大学的课，但一家人还得不到温饱。
做建筑师的宁愿多做几个工程，也不愿意教书。杨廷宝虽然兼着两份工作，但他夫人不工作，子女众多，家中经济并不宽裕。他时常在街上买两个红薯就当一餐，偶尔买两个烧饼就算是改善生活了。陈法青也利用山上的一小片闲地，种点青菜，养几只鸡，以补贴家用。大家听说杨老师自己拿出钱和画发起比赛后，都颇感动，非常踊跃地报名参加，除了奖金以外，大家更想得到的是杨廷宝和李剑晨两位先生的水彩画作品。最终，在此次水彩画的比赛中，周仪先获得了第一名，戴念慈得了第二名，成竟志得了第三名。不少学生对此事都印象深刻。杨廷宝去世后，戴念慈深情地写下《回忆杨廷宝老师》，他在文中写道：“杨老师对学生的学习进步是非常关心而且是多方面的。为了鼓励同学提高水彩画的水平，他虽然不是直接教美术课的老师，但还是腾出时间亲自为我们做水彩写生的示范，并且拿出他的水彩作品，供我们参照学习。他在生活上自奉非常简朴，但毫不吝惜地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笔钱，给建筑系作为水彩画的奖金。时隔四十年了，今天回想起杨老师当年的热心教导，仍感到无比的亲切。”
在中大建筑系兼课期间，杨廷宝还与系主任鲍鼎等商议，“为激励青年学子潜心学问，将现代建筑理论、技术与传统中国建筑特色有机融合，推出更多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现代中国建筑，为战后中国之重建发挥才智”，决定在系里设立建筑设计竞赛，并为竞赛获奖的学生设立专门的奖学金，以作鼓励。根据梁思成先生的建议，鉴于中国营造学社发起人兼社长朱启钤（字桂辛）对中国建筑事业的贡献，将这个专业奖项命名为“桂辛奖学金”。
1942年，中央大学第一届建筑设计竞赛实施，竞赛题目是设计未来的“国民大会堂”，要求设计风格为民族传统，中大建筑系学生郑孝燮在此次竞赛中荣获第一名。两年后的1944年，第二届建筑设计竞赛又如期进行，其主题是“后方某农场”，中大建筑系学生朱畅中荣获竞赛第一名。为了发现人才，激励学生，梁思成不顾体弱多病，大老远地从宜宾的李庄赶到重庆，和杨廷宝、鲍鼎、童、李惠伯等一起认真评奖，学子们多年后记忆犹新。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烽火连天，弦诵不绝。抗战岁月虽然艰苦，但中央大学的师生们却坚守学校，从未放弃过对学术的钻研。从杨廷宝到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一直到抗战结束，这期间的中央大学建筑系，名师众多，学风优良，优秀毕业生更是人才辈出，这一阶段被研究者称为“沙坪坝时期”。在评论沙坪坝时期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建设以及杨廷宝先生的实绩时，刘敦桢先生之子、建筑学家刘叙杰教授在《巨匠宗师，伟业永存》一文中写道：
抗日战争爆发，杨老几经周折，辗转来到大后方，在西南地区继续开展设计工作。迁校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于1940年聘他为建筑系兼职教授，从此他又开拓了对祖国贡献的另一重要领域。他的丰富经验大大提高了当时的教学水平，在与其他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各科成绩出现了突飞猛进。特别是1943—1946年的那几年，达到了建系以来的最高水平，曾被誉为“沙坪坝黄金时期”。那几届的毕业生，如戴念慈、吴良镛、汪坦、殷海云、陈其宽、胡佩英、张守仪、严星华、黄宝瑜都成为日后我国建筑设计、科研和教学领域中的核心人物。
中央大学建筑系1940届毕业生刘光华在《回忆建筑系的沙坪坝时期》一文中也写道：
那时高班同学常说，京剧有“四大名旦”如梅兰芳等人，我们建筑界也有“四大名旦”，即：杨廷宝、童寯、李惠伯、陆谦受。不久，童（指童寯）在沙坪坝兼课的消息传来，沙坪坝同学的梦想成真。
聘请“四大名旦”的工作就此落幕。从此，中大建筑系虽没有一流的校舍，却拥有了一流的师资，各以所长，教育后辈，成了名符其实的培养中国建筑师的摇篮。沙坪坝时期，在建筑系成立的70年中是举足轻重、继往开来的重要发展阶段。不仅继承了过去十几年的优良传统，又为以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今天，几位卓有贡献的大师已相继辞世，但春风化雨，教化广被，泽及后人、功不可没。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系实际负责人）钱昌照认为胜利已经不远，他经向蒋介石请示后，一面积极制订《战后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一面派遣大批高级技术专家赴美考察，以作为抗战胜利后重大建设项目的储备骨干。1942年，资源委员会派遣翁文灏之子翁心源等35名技术与管理人员赴美。1944年12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的日趋明朗化，资源委员会适应形势发展，又适时选派第二批优秀理工科专家赴美考察工业建设，并委任电力专家恽震为团长、矿冶专家程义法为副团长、纺织专家张文潜为秘书长，带队前往加拿大、美国和英国，依次对三国进行参观考察。与上次不同的是，此次选派的40名专家都是国内理工科中出类拔萃的高端人才，钱昌照力邀杨廷宝加盟，承担建筑与建设方面的考察任务。考虑到借此机会可以了解和学习近20年国外建筑的成果，杨廷宝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的第二批赴美考察团专家还有：橡胶专家林文彪、经济学家吴半农、机械造船专家周茂柏、水泥及工程专家徐宗涑、化学工程专家姚文林、地质学家李庆远、化学工程师潘履洁、化学工程师林天翼、土木工程师薛次莘、古生物学家杨钟健。
此外，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辖的各大厂矿专家和负责人恽震、刘刚、刘晋钰、许应期、周维干、杜殿英、孙拯、王之玺、丘玉池、黄辉、阮鸿仪、时昭涵、任国常、黄修青、鲍国宝、卢祖诒、叶渚沛、汤子珍、程义法、郭象豫、夏勤铎等也参加了这次考察。
考察团一行于1944年底乘机前往美国。到达美国后，杨廷宝等考察团成员首先参观了美国各类建筑工程，尤其是一些富有特色的新式现代建筑。在纽约期间，他致信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先生表示希望能去拜访。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时，杨廷宝对这位学问扎实的大师就非常仰慕，但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从未奢望见到这位声名远播的建筑大师。赖特先生很快回信邀请他到家中做客。杨廷宝下了火车，年近八十高龄的赖特先生亲自驾车到车站迎接，并安排他住到自己家中。杨廷宝颇为感动，他知道赖特因坚韧刚强、生性高傲、脾气古怪而被人称为“怪杰”，谁想他竟然如此和蔼。
赖特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师、艺术家、思想家之一，是美国杰出的建筑设计大师，是世界上最早对现代建筑进行系统研究的一位建筑师，在室内设计、景观园林设计方面也成果斐然，被称为“永远的建筑大师”。他于 1867年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乡村小镇里奇兰中心的一个传教士之家，后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土木工程专业。未毕业就进入著名建筑师沙利文（Louis Sullivan）的建筑事务所工作。沙利文设计的建筑是芝加哥学派中最完美的作品，以现代派的美感而闻名美国。赖特将他在沙利文的建筑事务所学到的设计手法发挥到极致，加上他的聪明和努力，很快成为一位高产的建筑大师。1893年，他创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
赖特一生设计的建筑究竟有多少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有人说800余项，有人说900余项，有人甚至说超过1000项，但实际建成的大约有500项，另外他还出版了数十种建筑学研究专著。他所设计的建筑中，四分之三是富有特色的住宅，其中以1900年至1909年设计的“草原住宅”最为知名并蜚声全球。他致力于“与自然相处”的创作，被建筑界誉为“自然之子”。他在1901年的《机器的艺术和工艺》以及1908年的《为了建筑》等报告中，提出“有机建筑”的理论，强调将建筑与环境融为有机的一体，表现建筑的目的性，他认为“像民间传说和民歌那样产生出来的房屋比不自然的学院派头更有研究价值”。他的建筑作品想象丰富，构思独特，如约翰逊制蜡公司大楼、古根海姆美术馆、流水别墅（考夫曼别墅）等著名建筑，在世界建筑界影响甚巨。建筑评论家保罗？戈德伯格曾感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他之后，还没有其他的美国建筑师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路易斯？康、埃罗？沙里宁、凯文？罗歇、贝聿铭、菲利普？约翰逊都不能和他相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比，即使上述这些人加在一起，他们在建筑艺术上所具有的影响，也比不过赖特不寻常的七十二个年头的建筑生涯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赖特对古老的中国文化十分崇拜，尤其对中国古代的老庄哲学情有独钟。他欣赏老子的《道德经》，并引用其中的“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来阐述自己的建筑空间概念。民国初期，赖特一度到中国观光。在北京期间，他与中国的文化怪杰辜鸿铭交往密切，后来他在《论建筑》一书中对此有过详细的记述。与杨廷宝晤面时，他还向杨廷宝打听中国朋友辜鸿铭的情况，并希望杨廷宝归国后能将辜鸿铭的书寄给他。他特意对杨廷宝说：“辜是我的好友，你回国后如见到辜亲自翻译的《老子》译文，请给我寄一本。”
赖特的建筑设计风格和建筑理论对后来的建筑界影响巨大，乃至影响到今天，杨廷宝曾经多次对身边的人谈起赖特及其建筑设计风格。这次与赖特先生面对面的交流，使杨廷宝受到很大的启发，对他后来的建筑设计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杨廷宝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设计的一系列建筑作品中，不少都非常注重建筑与环境的交融，从中可以看到赖特大师的影子。
杨廷宝随考察团在美国考察时间将近一年，至1945年秋，考察团一行又从美国乘机飞到英国首都伦敦，开始对欧洲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