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家寨地处伏牛山中段主峰圣垛山南麓，为内乡县马山口镇所辖，位于默河西畔。寨中居住多为秦姓、张姓和郭姓三姓人家，尤以秦家为多，势力也最大，故曰秦家寨。杨家迁入秦家寨后，由于杨鹤汀曾当过南阳知府，声望卓著，当地人出于对他的敬重，给予了不少帮助，杨家所居之房即为寨中大户人家秦凯基父亲所供。秦凯基后来师从文学家曹靖华，对世界语颇有研究，也是鲁迅的崇拜者。新中国成立后，秦凯基定居北京，杨廷宝之弟杨廷宾奉调入京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后，一直与秦凯基有来往。
杨家老小迁到秦家寨后，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杨鹤汀和老伴越住越有滋味，甚至享受起了山里世外桃源般的宁静生活。1938年，杨鹤汀曾作七律《卜居》，抒发在此生活的情形。诗曰：
戊寅之年离故乡，卜居直到马山阳。
别君斜插雁翅柳，秦氏高筑锯齿墙。
渠灌廿顷秧苗秀，池连数里藕花香。
莫嫌虾蟹鱼鳞瘦，酒比江南味更长。
杨鹤汀还发现秦家寨的土质非常适于种植中药，于是开荒辟地，除种植花草蔬菜外，还种了丹参、地榆、地骨皮、沙参等许多药材，并用这些药材给当地的百姓治病。他发现当地患胃病的人特别多，经仔细观察，他认为这与当地人大量吃红薯、玉米导致胃酸过多有关，他让他们用黄连、吴茱萸等煎成药饮用，很多人因此治好了困扰多年的胃病。因为他对前来看病的贫苦穷人，义务诊治，一概不收费用。他开出的药方切中病情，用药得当，药味少，又多是普通便宜之药，所以当地人都愿意来找他来看病。
但杨廷宝却心乱如麻：一来，亡国的悲痛时时刻刻侵蚀着他，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天天被日军占领，老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大量的古建筑在战火中化作灰烬，他心如刀割。二来，战争使他不得不停下挚爱的建筑事业，他正值中年精力旺盛出成果的最好年龄，但在创业的黄金季节里却只能闲居于闭塞的山中，让他感到度日如年！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也迫于养家糊口的生活压力，他到处打听是否有迁到河南的大学，想寻找做事或授课的机会。可是，不少学校虽然迁了过来，但只是个过渡，很快又南迁或西迁他处。其间，他仅应河南大学之请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外文教师。
1939年，杨廷宝接到关颂声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原来，关颂声已将基泰总部迁到了重庆，才刚一落脚，便承接了几个设计工程，马上发急电让杨廷宝前往重庆。
接到关颂声催他赴渝的电报，杨廷宝喜出望外，立即与家人相商，决定只身先远赴重庆，待那里稍作安顿再将一家老小接去。建筑学家张后来回忆：
“1937—1939年，我在基泰顶替了他的工作。1939年基泰又把他请了回来。”
秦家寨是个只有百来户人家的山村，由于地处大山之中，生活水平十分落后，条件非常艰苦，甚至平时连买点油盐酱醋等日常用品，都要翻山过河到几里外的马山口镇上。这些，还能克服，陈法青最头疼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由于不断地搬家，加上战乱，几个孩子读书被迫时断时续，但不论走到哪里，她都会为孩子们带上书，随时教孩子们一些。秦家寨虽然有一所小学，由于比较闭塞，仍按照旧式私塾的方法教学。当地上学的孩子也不多，大多数是文盲。陈法青只好在家里自己教孩子，按照复式教学法，将孩子们分成不同的年级，照着普通小学的科目教孩子。
1940年，长女杨士英该升初中了。陈法青觉得最好还是进正规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学校。她不希望因为战争而耽误孩子的教育，于是写信与杨廷宝商量，是不是也到重庆去，毕竟那里文化发达一些，国民政府也迁在那里，教育相对比较正规。杨廷宝觉得夫人说得有理，1940年春节前后，特地抽空从重庆回到秦家寨，带着妻子和孩子们，从内乡出发，经湖北的老河口、宜昌等地，前往重庆。由于动身较早，在宜昌幸运地搭上了开往重庆的最后一班正常客轮。
杨廷宝夫妇和五个孩子才到重庆，就接到杨鹤汀的来信，说幸亏他们早一步离开了。他们走后没多久，日军就侵犯了秦家寨，老夫妇只好跟着秦家寨的村民们一起逃到了马山口镇北近30里的深山腹地——张家河湾。目睹国民党在战争中节节败退，老百姓流离失所，杨鹤汀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失望。1942年，国民党河南党政军伏牛山工作团在南阳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曾愤慨地抨击当局：“不去打日本鬼子，却在这儿窝里斗，简直是一派胡来！”国民党南阳县党部要他登记党员情况，他严词申明：“我早已被清党，不是党员了！”拒绝登记。
2.初登杏坛
杨廷宝一家到重庆后，暂时住在歌乐山上。当时，大批逃难人群蜂拥而至，重庆住房极度紧张。当时，杨家和邻居合住一幢小楼，各占一半，一家七口人挤在仅有13个平方的房间里。为了在日本飞机空袭时有个躲避之处，杨家还与邻居合资开凿了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防空洞。一年之后，邻居搬迁，余房由杨家接住，杨家住房才略显宽敞。
杨廷宝平时一个人在城里工作，在事务所附近租了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房子，并在附近找了一家小饭馆搭伙，只在周末回家。当时，重庆公共汽车很少，杨廷宝每次回家都要一大早去车站领号排队，下午再买票坐公交车到小龙坎，然后步行爬山走十余里才能到家。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和繁忙工作，加重了杨廷宝精神上的负担。
杨廷宝在重庆期间，依旧担任基泰建筑事务所的总工程师职务，先后设计了嘉陵新村国际联欢社（1939年）、嘉陵新村圆庐（1939年）、刘湘墓园（1940年）、重庆美丰银行（1940年）、重庆农民银行（1941年）、原中国滑翔总会跳伞塔（1942年）、林森墓园（1943年）、青年会电影院（1944年）、国民政府门廊由于战时等特殊原因，这些建筑大都以简洁、经济、实用、合理的面目出现，如美丰银行采用全钢筋混凝土结构，农民银行、跳伞塔采用砖石结构；青年会电影院因是临时建筑而采用砖柱、夯土墙、双竹篱笆墙、空斗墙相结合的混合结构，观众厅中采用两列枋木支柱支撑木屋架，造价十分低廉。在抗战这一特殊环境之下，建筑项目并不多，设计任务相对于抗战之前，显得特别清淡；而且建筑的要求也不高，不少建筑仅仅是简单地在竹篱编造的基础上薄薄地抹一层灰浆，这就建成了简易用房。
在如此情况下，1940年8月，杨廷宝开始受聘于中央大学建筑系，担任兼职教授。中央大学肇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继任总督张之洞所创的三江师范学堂，后又易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并由著名书法家、教育家李瑞清担任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辛亥革命后不久，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停办。1915年，北洋政府在两江师范学堂旧址成立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易名为国立东南大学，是当时我国的第二所国立大学。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不久，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实行大学区制改革，将国立东南大学等9所高校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统管全省的学术和教育行政。1928年，第四中山大学正式易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并成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学府。当时的中央大学设有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等8个学院40个系科，学科完备，仪器先进，教学设备及图书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特别是该校的工学院，时设土木、机械、电机、建筑、化工、航空、水利等7个系，人数多达千人，人才济济，荟萃一堂，是全校规模最大、系科最多、师资力量最雄厚、设备最精良的一个学院，而建筑系又是工学院之精华所在。
1937年，随着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的相继爆发，国立中央大学奉国民政府之令迁往重庆，校址设在重庆郊区沙坪坝的松林坡，与当时的重庆大学毗邻，地处磁器口、小龙坎、嘉陵江和歌乐山之间。这里山清水秀，树木葱郁，花草丰茂，环境优雅，非常宜人。只是战时重庆条件艰苦，日机时常轰炸，本来随迁的教师就不是很多，来了后不少教师因为气候不适、水土不服等各种原因，又纷纷离开。当时建筑系的师资情况不容乐观：时任建筑系主任的卢树森因事辞职回沪，另一名教师王秉忱另有他就，其他教授如刘福泰、虞炳烈、张镛森、李毅士、孙青羊等因不适重庆气候而辞职求去，系主任先由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留学的谭垣先生暂代。后来，谭垣敬谢不敏，辞去主任。到1939年，只剩下了鲍鼎、谭垣和周圭三三名教师，分别教授美术、建筑史和设计，教师奇缺。建筑系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
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建筑系，当仁不让地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建筑师的任务，亟需名师。时任工学院院长的卢孝侯与接任建筑系主任的鲍鼎，几经商议，决定向校外广延名师，重振建筑系之雄风。
恰在此时，中央大学建筑系学生刘光华等人将杨廷宝推荐给了鲍鼎。鲍鼎久仰杨廷宝大名，听说他在重庆大喜过望，立即向他发出邀请。杨廷宝归国后一直在建筑事务所任职，虽未在高校任过教，但早有为国家培养建筑人才的愿望。对于鲍鼎先生的诚挚相邀，他欣然应允，遂受聘于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讲授建筑设计课和建筑概论，同时还与他的河南籍同乡、著名水彩画艺术家李剑晨先生一道，共同指导建筑系学生的水彩画等美术课。待遇也与李剑晨一样，享受二级教授待遇，月薪260块大洋。从此，杨廷宝在从事建筑设计的同时，又与建筑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工程师兼教授的生涯。
李剑晨在杨廷宝受聘前被聘入建筑系。李是河南省内黄县人，早年毕业于国立艺专，曾受教于徐悲鸿等名家，之后又留学英、法等国，归国后在国立艺专担任教授兼教务长，此时到中大建筑系任教，接他的老师李毅士先生的班。
鲍鼎是湖北省蒲圻县（今赤壁市）人，字祝遐，早年毕业于北京工业专科学校，1928年公费赴美入伊利诺伊大学建筑工程系留学，193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翌年被聘入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他为人正直，曾多次对学生说：“建筑师最紧要的是为人要正派，中国建筑师要有中国人的风度、气派和正直感，不能做外国建筑师的随从，跟外国人跑不能算有本事。”1940年夏，在建筑系师生的恳请与校、院领导的支持下，他不避艰辛，担起了系主任的重任。上任后，他一方面极力稳定教师队伍，勉力维持全系教学秩序；一方面积极奔走、四处纳贤，先后聘请到中国建筑界名师杨廷宝、黄家骅、陆谦受、李惠伯、哈雄文、龙庆忠等先生以及美术大师李剑晨来系任教。1943年，鲍鼎还特意请杨廷宝致函刘敦桢，将他也邀回中大建筑系任教，1944年，童也从贵阳赴重庆兼任中大建筑系教授。当时，杨廷宝、童以及在重庆中国银行的陆谦受、在昆明兴业建筑事务所的李惠伯被建筑业界誉为“四大名旦”，均被网罗至中大。一时间，该系师资阵容空前雄厚，教学蒸蒸日上，自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在众多名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央大学建筑系再次成为国内实力最雄厚的建筑系，新中国成立后，该系与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创办的建筑系以南北并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鲍鼎先生称，在国内外最为知名。杨廷宝也与梁思成并称为我国现代建筑界的泰山北斗，享有“北梁南杨”之美誉。
杨廷宝自1927年归国开始在国内建筑界执业，到1940年从事建筑设计已有13个年头，掌握了丰富的设计经验，成为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建筑名师。当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师生们得知杨廷宝前来任教时，整个系为之轰动，大家奔走相告，十分欣喜。
到建筑系任教后，杨廷宝的生活开始忙碌起来。基泰事务所在重庆市中心，中央大学在远离城区的沙坪坝，杨廷宝的家在歌乐山，三地相距较远。当时交通不便，从事务所到学校，要坐一个多小时拥挤不堪的市郊公共汽车，而沙坪坝到歌乐山还不通汽车，平时只能靠步行，要走近两个小时。为了不耽误基泰事务所的工作，并有时间在中央大学建筑系授课，杨廷宝将时间做了调整：周二到周五在城里建筑事务所工作；周六、周一到中央大学建筑系授课；周六上完建筑课，如果没有水彩课，当天下午即直接回歌乐山的家中；如果需要接着讲水彩课，他就在学校住上一宿，和学生一道画图，做示范，到翌日上午再回家。周一的课需要他一大早就从歌乐山的家中出发，步行到学校给学生上，结束后再赶到市中心，其间虽种种辛苦，但杨廷宝风雨无阻，从未缺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