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成功的模范家族
梁启超作为教育家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学校教育尤其是任清华国学院导师时所创造的奇迹，而且体现在他的家庭教育上。如果说以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为核心的团队，培养了50多位一流学人是一个奇迹，那么，他将自己的9个子女全部培养成才，同样是教育成功的典范。他把自己的情感、学识与感悟润泽在儿女身上，言传身教，悉心培养，使9个儿女个个事业有成，还出了3位院士，创造了难以复制、堪称奇迹的家庭教育成功的案例，造就了令人瞩目、绵延百年的文化世家。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袁定基称梁启超为“中国家教第一人”。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在社会经济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以亲子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家族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家庭既是全体国人生活的共同体和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社会的基层组织。梁启超在20世纪初的《新大陆游记》中曾指出：“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庭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齐家而后国治也。”正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家庭为本位的特征，光宗耀祖就成为无数中国人的自觉追求，成为名门望族就成为千百年来一个个大大小小家族的奋斗目标。
受到儒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不仅重视子女的繁衍、养育，重视生物学意义上生命的延续，也十分重视文化的、社会的生命的延续，重视家族文脉的绵延久长。在这种氛围之下，自古至今中国人就格外重视家庭教育。《史记》《尚书》中已有周公训示子侄兄弟的记载，周公是中国家训文化的创始人。隋唐时期出现了《颜氏家训》《帝范》等著名家训。明清以后，不少家谱、族谱大量刊印传世，对子女、后代进行教育的家训成为其重要内容。“孟母三迁”、“唐太宗诫子”、“岳母刺字”、“朱皇帝杀驸马”等家庭教育故事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由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对子孙晚辈进行的教育，也包括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和子女等）之间的互相影响和教育。家庭教育不仅对于家庭、家族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家庭成员个体而言，家庭教育是家庭成员的初始化教育，对于个人品格、情操的塑造有着显著影响，甚至影响其一生前途、命运。对整个家庭来说，家庭教育是家庭个体成员走向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对于推动家庭的巩固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对于国家来说，家庭教育也是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
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个家教成功的模范家族，有两位成功实施了家庭教育的父亲——曾国藩与梁启超，他们留下了两本泽被后人的家书：一本是《曾国藩家书》，一本是《梁启超家书》。
自身成功得益于家教
梁启超之所以重视家庭教育，与他自身深受家庭影响有着重要关系，他自己的经历就是农家子弟沐浴家教滋养而成就功名的典型。他出身寒门，但也是诗书传家，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受父祖、母亲与家庭的深刻影响，尤其是祖父梁维清（1815—1892）对其影响最大。他长大成名后，常常撰文回忆并称颂自己的祖父。梁维清，字延后，号镜泉先生，曾考取秀才，做过县教谕，成了“半为农者半为儒”的乡绅。梁维清先是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小儿子，即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1848—1916）身上，课子读书，鼓励儿子博取功名以光宗耀祖，但梁宝瑛仕途不顺，屡试不第，连秀才也没考上。在儿子放弃了科举入仕的梦想后，梁维清便在孙子梁启超身上付出了更多的心血。
梁启超二三岁时，由母亲教他识字；四五岁时，由其祖父梁维清教他读书。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提到，自己幼时曾经在祖父的教诲下读过两部书，一部是《四子书》，另一部是《诗经》。他白天读书，到了晚上，祖父一面给他讲故事，一面叫他背书。祖父还教他书法。梁维清专门在宅后盖了间小房，起名“留余”，专门用来给这位孙子上课。祖父不仅教他读书写字，还结合当地的历史遗迹、人文资源、民俗传说，对他进行人格上的熏陶。每年正月十五，梁维清都要带着孙子到当地的一座庙宇，指着“朱寿昌千里寻母”、“岳武穆出师北征”的图画，用孝子忠臣的事迹教育孙子。
朱寿昌，字康叔，宋扬州同仁乡人，是流传甚广的所谓古代“二十四孝弃官寻母”中的一位。《宋史·孝义列传》载有他弃官千里寻母的事迹。“岳武穆出师北征”，反映的则是岳飞出师抗金，精忠报国，成为爱国名将和民族英雄的故事。梁启超耳濡目染，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忠孝、爱国的种子。位于新会县南端出海处的崖山，是南宋军队与元军最后激战的古战场。这里有一块高达数丈的巨石突出于大海之中，上书八个大字：元张弘范灭宋于此。后人在崖山建起了慈元殿，奉祀帝后和死节的臣民，殿内还有陈恭尹等人的题诗。梁家居住的茶坑村离崖山不远，梁家的祖坟恰恰也在崖山。每年清明节扫墓路过崖山时，祖父总要给他讲当年南宋忠臣陆秀夫誓死抗元、最后背着九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殉国的故事。讲到陆秀夫战至最后，拔出佩剑，令妻儿子女先行投海，自己长叹一声，背着宋帝一起跳海殉国，宋朝的百官和将士悲痛至极，誓死不屈，或凿船自沉，或投海自尽，南宋军民无一人投降。梁维清把这段故事讲了又讲，还常常声情并茂地背诵陈恭尹的诗篇：“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崖波浪至今悲。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梁启超一生不变的爱国情感、爱国节操，与祖父梁维清对他进行的早期爱国教育密不可分。
父亲梁宝瑛的教诲也使梁启超终身难忘。梁启超6岁以后，除了一度拜其表兄张乙星为师外，主要在其父亲开办的私塾中读书。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描述了其故乡茶坑村的私塾状况：“教师总是在本乡念过书的人。学费无定额，多者每年三十块钱，少者几升米。当教师者在祠堂得领双份胙，因领双胙及借用祠堂故，其所负义务，则本族儿童虽有无力纳学钱米者，亦不得拒其附学。”他跟着父亲读《中国史略》《五经》等。除了督促儿子读书以外，父亲还要求梁启超参加一些田间劳动，要求他的言语举动须谨守礼仪，并常常以一句“汝自视乃如常儿乎”训诫儿子，希望其对得起已在邻里流传的“神童”这一称呼，勉励其为出类拔萃而严格要求自己。
母亲对梁启超的影响也很大。梁启超在《我之为童子时》中提到，“我初认字，则我母教我”，“我六岁时，不记因何事，忽说谎一句，所说云何，亦已忘却”，但记得过了不久就被母亲发现了。当时父亲正在省城应试，平日慈祥的母亲扮演了一回“严父”的角色。晚饭后，“我母传我至卧房，严加盘诘。我一入房，已惊骇不知所措”。本来，母亲的温良全乡皆知，自己有生以来，也只见母亲终日含笑。“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吾母”，想做些掩饰，结果母亲怒上加怒，“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告诫其“汝等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母亲还说：“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为之事，而我为之，畏人之责其不应为而为也，则谎言吾未尝为；或者有必应为之事，而我不为，畏人之责其应为而不为也，则谎言吾已为之。夫不应为而为，应为而不为，已成罪过矣。若己不知其为罪过，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则改焉而不复如此矣。今说谎者，则明知其为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这番教训使梁启超常记在心，深知应该做诚实的人，应该讲诚信，绝不能说谎。
格外重视子女教育
梁启超的成功受惠于家教，因此自己也格外重视对儿女的教育。他对每一个孩子都非常关心，可以说关心到无微不至。当孩子们在国外留学时，他经常给他们写信，关心他们在国外的思想、生活、学习。对于孩子的未来，梁启超更是精心设计，悉心指导。在他的成功家教影响之下，九个子女个个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学有所成，成为了对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栋梁之材。
梁启超重视子女教育及取得的成就，是广泛公认的。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曾这样评价：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国际知名。这里家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学者梁容若指出：“（任公）有些寄给子女的信，看出似乎是模仿谢婉莹女士《寄小读者》的笔调。文坛名宿梁任公，追随后进的胡适之，从风而靡，这是有人指出过、惋惜过的，却绝料不到暗暗的他正在向小儿女行辈的少女作风看齐。任公的进取、虚心、无我，真够令人惊叹了。”
梁氏文化世家，由梁启超开启，传承已经三代、过百年，被推崇为中国第一精英家庭。重视子女教育是这一文化世家的立家之基与传家之宝。梁启超的子女对得自父亲的教育，也有着深深的感激。长子梁思成称：“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梁思永选择考古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其独女梁柏有曾谈到：“听父亲说，他之所以选择考古，是因为祖父梁启超的影响。在当时，很多国外的‘外来户’窜到中国‘发财’，这些人四处挖掘文物，得手后即偷运出国牟取暴利，祖父觉得中国不能放任自家的宝贝被人夺走，中国学者应该努力建立自己国家的考古学科。在当时，考古是一门不被人看好的冷门专业，但父亲却义不容辞地赴美学习考古了。”最小的儿子梁思礼称：“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他一生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信有几百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
梁启超重视子女教育及所开创的家风，经过子女，又传到第三代，从而成就了声名显赫的文化世家。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他的子女也重视家教，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梁启超的家教思想也是全民族、全社会的宝贵财富。《梁启超家书》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并称为中国现代“三大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