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家教的又一特点是在发展目标上实在平和，在成长过程中不拔苗助长，给孩子们留足了余地，留足了驰骋想象的时间、自由发挥的空间。因为家长留有余地，因为没有过大的学业压力，儿女们的创造性思维、创新能力可以在科学的世界、思想的天空自由翱翔，可以在创业的天地、事业的舞台显露才华。梁启超当年没有给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没有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只是要求他们“尽自己的能力去做”。思成后来成了院士，但父亲当年的期待是“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思永后来成了院士，但父亲当年的期待是“我所望于思永、思庄者，在将来做我助手”；思礼后来也成了院士，但父亲当年的期待是“家里学自然科学的太少了”、“希望达达以下还有一两个走这条路”。他的孩子也有时成绩不好，但从未埋怨孩子没出息，还说“你们弟兄姊妹个个都争气，我有什么忧虑呢？”
他对孩子的学业有督促，如提醒“汝辈学业切宜勿荒”，要求思成、思永课业之余翻译外国著作，要求思成趁着养伤多读国学经典，还有战乱之时给思达请家教等。但更多的时候，尽可能地舒缓孩子的学业压力、心理压力，如劝思庄“好乖乖，不必急，只须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思懿有段时间学习成绩不好，1927年4月19日给思顺的信中说：“司马懿连着两回月考都第一，她都是倒数第一。”梁启超并未简单责怪，他用信任、鼓励在等待孩子的进步。果然，“司马懿半年来进步极速。当初他们的先生将一年功课表定了，来问我，我觉得太重些。她先生说可以，现在做下去，他们兴味越来越浓。大概因为他先生教法既好，又十二分热心，所以把他们引上路了。”
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之下，孩子们反而有了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个个知道自己努力去学、去闯，子女个个成才，还出了三个院士，是很值得借鉴的。
现在在家长的高期望值之下，在学校紧盯升学率的情况之下，在社会炒作高考状元成风的背景之中，在高等学校纷纷定位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氛围里，“大师”似乎越来越成了一种传说。屡被炒作的“高考状元”，后来成大器的其实不多，据2009年5月14日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表明，1977年到2006年的30年全国各省状元全军覆没，没有发现一个在从政、经商、做学问等方面的杰出人才。该报告通过对恢复高考32年来的状元进行调查，状元普遍追求名校和热门专业，轻视了职业规划，导致最后的职业成就低于社会预期。
对孩子的成长目标不要好高骛远，对孩子的成长过程不要拔苗助长，这是“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这一理念的必然要求。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远不是你所有的学生都会成为工程师、医生、科学家和艺术家，可是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假如学校按照重要程度提出一项教育任务的话，那么放在首位的是培养人，培养丈夫、妻子、母亲、父亲，而放在第二位的，才是培养未来的工程师或医生。”首先立足于培养有健康体魄、有健全心智，能自立自强的人，这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鼓励孩子们去创新，去创造，去开辟自己的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