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生的幸福与成败
情感教育是教育的重要方面，通过在教育过程中培养青少年的亲情、爱心、社会性情感，发展他们的自我情感调控能力，促使他们对学习、生活和周围的一切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梁启超对情感教育是非常重视的，他说：
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哪件事应该做，哪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的倒越发少。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
情感的性质是本能的，但它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质是现在的，但它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现在的境界。我们想入到生命之奥，把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迸合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众生迸合为一；除却通过情感这一个关门，别无他路，所以情感是宇宙间一种大秘密。
情感的作用固然是神圣，但他的本质不能说它都是善的，都是美；它也有很恶的方面，它也有很丑的方面。它是盲目的，到处乱碰乱迸，好起来好得可爱，坏起来也坏得可怕。所以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注意情感的陶养，老实说，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渐渐压服淘汰下去。这种功夫做得一分，便是人类一分的进步。
他把“情育”与“智育”、“意育”并列，作为人生教育的三个重要方面。
梁启超认为，人的情感对人生成败，尤其是对从事文学、艺术等方面创作的人能否取得不朽业绩，是至关重要的。他写过《情圣杜甫》《屈原研究》《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强调情感是文艺创作的生命。如杜甫的诗歌是其情感体验的表达，是其生命流程的记载，他“最少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梁启超所说的“情育”，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现在所说的“情商”。情商（Emotional Quotient），简称EQ，是指一种发掘情感潜能，运用情感能力影响生活各个层面和人生未来的品质。该概念的提出被称为人类智能的第二次革命。前几年出版的《情商决定成败》（宿春礼、胡宝林著，中国商业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提出，孩子的未来发展，20%取决于孩子的智商，80%取决于他的情商，情商是开启心智的钥匙，是影响个人命运最强大的力量。情商决定成败，情商主宰人生。
情感教育离不开家庭环境，我们每个家长要像重视孩子的智力发育一样，重视孩子的情感教育。在情感教育方面，梁启超很值得我们每一位家长学习。他注意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注意培养孩子热爱和尊敬长辈及其他亲人，注意培养孩子的同情心、感恩心，启发他们由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做一个有爱心、有感恩之心的人。
教诲子女事亲以孝
孟子把“仁爱”分为三个境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是“仁爱”的第一层次和境界，即要以孝为本，首先做到爱自己的亲人；“仁民”是“仁爱”的第二层次和境界，即要像爱自己的亲人那样去爱所有的人；“爱物”是“仁爱”的第三层次和境界，即像爱人类那样去爱万物。也就是说，爱自己的亲人，尤其是事亲以孝，是培养爱心之始，是仁爱之本。
梁启超在子女教育中很重视陶冶亲情，他在家书中常常提醒儿女要孝敬、尊敬长辈，同时注意在“事亲以孝”上为儿女做出榜样。
梁启超的父亲、孩子们的祖父梁宝瑛生活到民国初年，并已回家乡居住。当时，梁启超已归国并在北洋政府任职，他有意让孩子们的祖父北上迎养尽孝。他在1912年12月给思顺的信中提到：“祖父南归一行，自非得已。然乡居如何可久，且亦令吾常悬悬。望仍以吾前书之意，力请明春北来为要……又小说两部呈祖父消闲。”他还要求“祖父归乡后，汝与思成每十日必须寄一安禀往”。梁宝瑛1916年去世后，6月22日梁启超致书思成、思永，其中提到：“新遭祖父之灾，来禀无哀告语，殊非知礼。汝年幼姑勿责也。”
梁启超的母亲赵夫人家世不详，只知道她的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她早于1887年因难产而去世。那时梁启超不过15岁，还未成婚。当时在外求学的梁启超奔丧还乡，却因无船，没能亲手送母亲入棺，引为终身遗憾。其继母只比李惠仙年长两岁，她就是梁启超在给子女的书信中不时提到的“细婆”。在父亲去世后，梁启超劝说继母到天津同住，将他对长辈的孝心，寄托在这个“细婆”身上。他在1926年9月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到，妹妹过世他悲痛，但更为“细婆”的伤心而难受。“四姑的事，我不但伤悼四姑，因为细婆太难受了，令我伤心。现在祖父祖母都已弃养，我对于先人的一点孝心，只好寄在细婆身上，千辛万苦，请了出来，就令她老人家遇着绝对不能宽解的事（怕的是生病），怎么好呢？”
梁启超有五位弟弟，四位姊妹，其中他与大他三岁的大姐最为亲厚，但他的大姐于1904年也因生育而去世。他非常悲痛，写信给朋友：“仆少丧母，与姐相依为命，觐此大故，痛彻心骨，心绪恶劣，不能自胜。”此外，和他一生情笃不渝的是小他四岁的大弟仲策（启勋）。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梁启勋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梁启超结束流亡回国后，梁启勋随行左右，帮助梁启超打理公私事务。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曾感叹：“汝二叔现在为我身边刻不可离之人。每日代我会客办事、出纳金钱、管理寓中诸务，亦无一刻暇。”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因病住院，生活上更离不开梁启勋的照顾。梁启超及其夫人李惠仙的墓园工程、思成与徽因二人结婚的文定大礼等大事，都是在梁启勋帮助下操办的。梁启超在书信中多次提及了胞弟，表达了感激之情，也让他的孩子对梁启勋这位二叔表达谢意。他在1925年9月3日的信中提到，“你二叔这个月以来天天在山上监工（因为石工非监不可），独自一人住在香云旅馆，勤劳极了。你们应该上二叔一书致谢。”同月23日的信中又说，孩子母亲李惠仙葬事“本来是成、永们该做的，现在都在远，忠忠又为校课所追，不能效一点劳，倘若没有这位慈爱的叔叔，真不知如何办得下去。我打算到下葬后，叫忠忠们向二叔磕几头叩谢。你们虽在远，也要各各写一封信，恳切陈谢（庄庄也该写），谅来成、永写信给二叔更少。这种子弟之礼，是要常常在意的，才算我们家的乖孩子。”
10月3日李蕙仙葬礼举行后，梁启超当天写信给海外的孩子，再次提到让他们写信感谢二叔，信中说：
你们二叔的勤劳，真是再没有人能学到了。他在山上住了将近两个月，中间仅入城三次，都是或一宿而返，或当日即返，内中还开过六日夜工，他便半夜才回寓……我窥他的意思，不但为妈妈，因为这也是我的千年安宅，他怕你们少不更事，弄得不好，所以趁他精力尚壮，对于他的哥哥尽这一番心。但是你们对于这样的叔叔，不知如何孝敬，才算报答哩。今天葬礼完后，我叫忠忠、达达向二叔深深行一个礼，谢谢二叔替你们姐弟担任这一件大事。你们还要每人各写一封信叩谢才好。
二叔说他这两个月用他的科学智识和工人的经验合并起来，新发明的东西不少，建筑专家或者还有这些地方要请教他哩。思成你写信给二叔，不妨提这些话，令他高兴。二叔当你妈妈病时，对于你很有点怄气，现在不知气消完了没有。你要趁这机会，大大的亲热一下，令他知道你天性未漓，心里也痛快。你无论功课如何忙，总要写封较长而极恳切的信才好。
他常给孩子们寄礼物、压岁钱等，所给礼物丰富多彩，从金镯、银镯、衣料，到毛笔、墨盒、书画、古籍珍本，细水长流，不一而足。对于所给的压岁钱，谆谆叮嘱了分配及用途，既传达了亲情，也不助长纨绔之风。有一次，“今嘱汝叔寄上九百元，内八百充家费，其一百充压岁钱。汝兄弟七人，人十元，廷献及诸外戚，人五元，若有余则归汝，仍由汝请群仲吃一顿，若不足则在汝所得之份垫出，吾将来别以他物酬汝。”
以为夫人所写的祭文教育子女
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是思顺、思成、思庄的生母。她出身名门，属大家闺秀，比梁启超大4岁，是顺天府尹李朝仪之女儿、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堂妹。1889年（光绪十五年）李端棻以内阁大学士衔典试广东，当时年仅17岁的梁启超参试，其文章立意新颖畅达，受到李端棻赏识而中举，李当即看上了这位才貌双全的小伙子，做主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为妻。两年后，梁启超与李蕙仙成婚。他们夫妇俩同为报人，梁启超以《时务报》为宣传阵地，李蕙仙是《女学报》的主笔之一。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李蕙仙带着女儿思顺避难澳门，父亲梁宝瑛也带着其他家属一起避居澳门。9月15日，梁启超致书李蕙仙：“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辞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梁启超曾写过《壮别》一诗：“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1902年，李蕙仙东渡日本与梁团聚。她既贤且能，深明大义，意志坚强，遇事果断，承担了持家的重担，成了梁家的支柱，并获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梁启超在《悼启》一文中称赞她：“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饥寒。自奉极刻苦，而常撙节所余，以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十余年间，心力盖瘁焉。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训儿女以义方，不为姑息。儿曹七八人，幼而躬自授读，稍长，选择学校，稽督课业，皆夫人任之，启超未尝过问也。”李蕙仙对梁启超的事业也很支持，他说过：结婚以后，常受夫人之策励和帮助。年轻时无钱买书，夫人便将陪嫁时的首饰变卖给了丈夫。中年时，屡遇艰险，夫人以大义鼓励他的勇气。1915年护国战争发生后，梁启超南下参加护国运动，深夜诀别时夫人不仅没有拉自己的后腿，还慷慨鼓励说：“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无反顾也。”
梁启超在平日给孩子们的书信中，屡屡问及或提到母亲的情况。护国运动发生后，他致书思顺，问道：“数日未得书报，而母近状甚念，甚念，比已出院否？体复元否？曾发见他病否？”他在1920年4月20日给思顺的信中说：“吾方与汝母言，已久不得汝书，颇悬悬。汝母谓我归来仅逾月，汝已有一书，不可谓希，语未终而汝第二书至，可喜可知也。”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乳腺癌不治而逝。梁启超悲痛万分，涕泪纵横，他在《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中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力，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快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兴致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
在举行李蕙仙葬礼时，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梁启超希望借这篇饱含深情的祭文对子女进行情感教育，让他们感悟家庭的责任，感悟以孝为本的亲情，感悟学会感恩的必要。他觉得感恩是一种美丽的感情，孩子们要学会感恩需要从懂得孝敬父母开始；他觉得爱情是一种美好的承诺，孩子们要学会珍惜爱情，就需要了解对家庭的责任。他在书信中向孩子们推介了《祭梁夫人文》这一“情育”的佳作。
1925年9月29日，他在给孩子的书信中说：“祭文本来该焚烧的，我想读一遍，你妈妈已听见，不如将稿交你宝存（将来可装成手卷）。你和庄庄读完后，立刻抄一份寄成、永传观，《晨报》已将稿抄去，如已登出，成、永便得见，不必再抄了。过些日子我有空还打算另写一份寄思成。”
10月3日，他在给孩子的书信中又说：“我的深痛极恸，今在祭文上发泄，你们读了便知我这几日间如何情绪。”“我的祭文也算是我一生好文章之一了。情感之文极难工，非到情感剧烈到沸点时，不能表现他（文章）的生命，但到沸点时又往往不能作文。即如去年初遭丧时，我便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这篇祭文，我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经两天才完成。虽然还有改削的余地，但大体已很好了。其中有几段，音节也极美，你们姊弟和徽音都不妨熟诵，可以增长性情。”
他还让思忠、思达为母亲扶灵柩赴墓次，让思忠为母亲守灵，还带着幼小的思礼上坟，都是为了培养孩子的亲情与礼数。家里为思成与徽因举行聘礼时，他也想到了孩子的母亲，他在1927年12月18日致思成的信中说：“今天北京家里典礼极庄严热闹，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快乐地玩了半天，想起你妈妈不能不待数年，看见今日，不免起些伤感，但她脱离尘恼，在彼岸上一定是含笑的。除在北京由二叔正式告庙外（思永在京跟着二叔招呼一切），今晨已命达达在神位前默祷达此诚意。”
为王桂荃在父亲的墓旁种下“母亲树”梁启超的另一位夫人王桂荃（1886-1968），是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的生母。她原是李蕙仙的丫环，原名来喜，四川广元人，从小没了母亲，4岁丧父，从4岁到10岁被转卖了四次做丫环，1894年随李蕙仙来到梁家。她聪明勤快，深得梁启超夫妇喜爱，1903年成为梁启超的侧室。梁启超的子女对她感情都很深，他们叫李蕙仙为“妈”，叫她为“娘”。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提到：“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并负责家务方面对外联系。她负担着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用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她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时，坐在一旁听孩子们读书、写字，她也跟着读，就这样她学会读书看报，还会记账，写简单的信。她同样也很理解公公的事业，为了使公公专心工作，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使得家庭和睦安定。”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有一次考试成绩不好，李惠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梁思成回忆说：“事后娘搂着我温和地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她这些朴素的语言我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马马虎虎了。”当年思成学建筑，思永学考古，思忠学军事。王桂荃曾经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梁启超在给子女的书信中称王桂荃为“王姑娘”、“王姨”，他和儿女们强调王夫人在梁家有着重要地位，是自己非常依赖的助手和伴侣。1915年12月16日，梁启超由天津乘船潜至上海，筹划和推动反袁斗争。他住下后即写信给思顺：“吾身边事无人料理，深觉不便，可即命来喜前来。”次年1月2日致书思顺提到：“王姨今晨已安抵沪，幸而今晨到，否则今日必至挨饿。”7日的信中也提到“一切饮食起居皆王姨一人料理”。3月，梁启超潜入香港，准备从越南的海防潜入广西，此时王夫人已回天津，18日他再给思顺写信，要求“当即遣王姨来港”，强调“非王姨司我饮食不可”。
1923年11月，梁启超写信给思顺，提到“王姑娘近来体气大坏，因为你那两个殇弟产后缺保养。我很担心，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信给她，令她欢喜。”
在梁启超离世之后，王桂荃带着九个孩子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梁启超去世使家里失去了主要的生活来源，葬礼又花了一些钱，家庭经济很快紧张起来，为了运转卖掉了天津的旧楼。抗日战争爆发后，家庭经济更加困难，她又将新楼出租，仅留一间书房保留梁启超的图书，自己住到后面的小楼里，一直到1950年搬到北京。1968年，80多岁的王桂荃在“文革”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
1994年夏，思达、思宁、思礼和梁家后人共27人一起在梁启超夫妇墓室右后侧种下一棵白皮松，被称为“母亲树”，以纪念王桂荃这位伟大的坚强母亲，也表达他们的感恩之心。次年5月在“母亲树”树前立了一花岗岩卧碑，碑文提到：“王夫人豁达开朗，心地善良，聪慧勤奋，品德高尚，在民族忧患和家庭颠沛之际，协助李夫人主持家务，与梁氏共度危难。在家庭中，她毕生不辞辛劳，体恤他人，牺牲自我，默默奉献。挚爱儿女且教之有方，无论梁氏生前身后，均为抚育子女成长付出心血，其贡献于梁氏善教好学之家良多。梁氏子女九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深受其惠，影响深远及于孙辈，缅怀音容。愿夫人精神风貌常留此园，与树同在，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
梁氏后人为王桂荃种植的“母亲树”，寄托了对先人的追思，渗透了梁氏后人的感恩情怀，与梁启超为李夫人所写的祭文一样，是情感教育的佳作。
兄弟姐妹其乐融融
梁启超九个子女在父母的倡导下，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姐妹情深的和谐氛围，组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父亲对子女之间所展示的友好相亲的天伦之情，总是给予及时的鼓励与肯定。
在梁启超的书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子女之间的哥哥对弟弟友爱、弟弟对哥哥恭敬、兄弟间互爱互敬、兄弟姐妹一往情深的情景，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并作了这方面的引导。思成、思永先在1924年去美国留学，次年思顺、思庄去了加拿大，梁启超“极盼汝姊妹兄弟团聚的来信”，还等着要看孩子们的合影，“我盼望下次便有你们弟兄姊妹合照的美妙照片”。1927年1月2日“与孩子们书”提到：“我昨天才从城里回来，达达、司马懿、六六三天前已经来了，今天午饭后他们娘娘带他们去逛颐和园，老郭曹五都跟去，现在只剩我和小白鼻看家。写到这里，他们都回来了，满屋子立刻喧闹起来，和一秒钟以前成了两个世界。你们十个人刚刚一半在这边，在那边的一个个都大模大样，在这边的都是‘小不点点’，真是有趣。”这个时候，不久夭折的思同还在，十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庄、思忠在海外，这一组年龄大一些，“一个个都大模大样”；思达、思懿、思宁、思礼、思同在国内，这一组年龄小，是“小不点点”，相处得都愉快而有趣。
思顺是梁启超的长女，父亲通过她给弟弟妹妹传达书信，分送礼物，后来又委托她做了海外留学子女的“代理家长”。思顺很好地履行了“大姐姐”的职责。在日本期间，她是“双涛园群童”的“领班”，“当时她才15岁，但是已经开始做梁启超的私人秘书兼日语翻译，每日在公公指点下练习写字，读诗词，并且负起带领弟弟妹妹们的责任，大家都很服她，虽然她自己还是个孩子，但已经显露出她的组织才能和权威了”。
梁启超于1911年9月16日先从日本回国，19日给还在日本的长女思顺发出了保留至今的第一封信，也形成了通过思顺给孩子进行问询、转达与指点的习惯，也通过思顺这一纽带传递慈父之爱。
1923年5月，思成、思永遭遇车祸，梁启超对兄弟俩所表现出的勇敢与相互关爱，颇感欣慰。他致书思顺，告诉了她弟弟之间兄弟情深的情景：“你所最爱的两位弟弟，昨日，从阎王手里把性命争回……两个孩子真勇敢得可爱，思成受如此重伤，忍耐得住，还安慰我们，思永伤亦不轻，还拼命看护他的哥哥，眼睛也几乎定了。思忠看见两个哥哥如此，哇的一声哭起来，几乎晕死。”“出事后约摸二十多分钟，思成渐渐回转过来了，血色也有了，我去拉他的手，他使劲握着我不放，抱着亲我的脸，说道：爹爹啊，你的不孝顺儿子，爹爹妈妈还没有完全把这身体交给我，我便把他毁坏了，你别要想我罢。又说千万不可告诉妈妈。又说姐姐在哪里，我怎样能见他？我那时候心真碎了，只得勉强说，不要紧，不许着急……初时大家忙着招呼思成，不甚留心思永何如。思永自己说没有伤，跟着看护他哥哥。”他在另一封信中又说：“前两天我去看他们，思永嘴不能吃东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气他。思成腿不能动，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气他。真顽皮得岂有此理。这回小小飞灾，很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纯挚的性质，我很喜欢。”
7月31日，梁启超、李夫人带着思庄、思达、思懿在马厂一带坐汽车兜圈子，父亲和孩子们开起了玩笑。“我和思庄说，明年姐姐回来，我带着你们姊妹去逛地方，不带男孩子了，庄、懿都拍掌说，哥哥们太便宜了。”可见父亲和孩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是多么自然、和谐、温馨。
1924年之后梁家先后有五个孩子在北美。思成、思永去美国留学，思顺随丈夫去加拿大，思庄由姐姐、姐夫带到加拿大读书，“思庄跟着你姊姊，我是十二分放心了”。
思忠是1926年8月去的北美，去得晚也有其好处，国内这边有家人送，国外在美国、加拿大都有亲人接，“思忠真占便宜，这回放洋，在家里欢天喜地的送他，比着两位哥哥，已经天渊之别了；到了那边，又分两回受欢迎，不知多少高兴”。父亲想象着，“正在我想这封信的时候，想来你们姊弟五人正围着高谈阔论，不知多少快活哩”。
有时姊弟之间也会有些恶作剧。如多数情况下，梁启超是把信寄到思顺处，由思顺转给弟弟、妹妹们传看。一次弟弟把父亲的信藏起来，因此，父亲又为思顺出主意：“弟弟把我的信扣留，我替你们出个法子，你只写信给他们，说，若不将信寄回来，以后爹爹有信到，便藏着不给他们看，他们可就拗你不过了。”他在10月22日的信中还“批评”弟弟们欺负了“老姊姊”：“你们那种活泼亲热样子活现在纸上，我好容易细细研究算是把各人的笔迹勉强分别出来了，但是许多名词还不很清楚，只得当做先秦古书读……你们一群小伙子怎么把一位老姊姊当做玩意儿去欺负他呢？做姊姊的也是不济事，为什么不板起面孔来每人给他几个嘴巴呢？你们别要得意，还有报应哩，再过十几年二十年，老白鼻、小白鼻也会照样地收拾你们！但是，到那时候，五十多岁老姊姊只怕更惹不起这群更小的小伙子了。”
梁启超晚年，一组大一些的孩子在北美学习、生活，而思达等“小不点点”则在父亲身边。两岸的孩子也互寄书信、礼物，尤其是思顺做大姐姐的要给思礼等弟弟寄回些礼物、生活用品。他在1927年1月30日的“致思顺书”描写了思礼穿上思顺寄回的衣服的可爱劲儿：“我昨天才给老白鼻买了许多灯来，已经把他跳得个不亦乐乎。今日把你带来的皮包打开，先给他穿上那套白羊毛的连衫带裤带袜子，添上手套，变成一个白狗熊。可惜前几天大雪刚下过了——一连下了四天，现在还未化尽——不然叫他在雪里站着真好玩极了，穿了一会脱下换上那套浅蓝的，再披上昨年寄他的外套，他舍不得脱，现在十点钟了还不肯去睡。可巧前三天刚带他照过一幅相，等过了新年再叫他穿齐照一幅，你们看着才知道他如何可爱呢。”
对思成与徽因的婚姻，在梁家内部曾遇到李蕙仙、思顺的阻力。与思成同在美国留学的思永曾帮着思成做了疏通、劝解工作。梁启超在给思顺的信中提到，“思永有两封信来，一封是因为你不肯饶徽音，求我劝你，说得很恳切”。后来，思顺改变了态度，思成与徽因的婚礼还是由她张罗、操持的。
梁家父母长辈与孩子之间、孩子与孩子之间形成了亲密、温馨的关系，作为长女的思顺起到了比较特殊的作用。梁启超对此心中有数且心存感激，他在1927年12月21日致思顺的信中颇为动情地表示：
你虽是受父母特别的爱（其实也不算特别，我近来爱弟妹们也并不下于爱你），但你的报答也算很够了。妈妈几次的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地送妈妈寿终正寝。对于我呢，你几十年来常常给我精神上无限的安慰喜悦，这几年来把几个弟弟妹妹交给你，省我多少操劳，最近更把家里经济基础由你们夫妇一手确立，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还得力十倍。你自己所尽的道德责任，也可以令你精神上常常得无限愉快了，所以我劝你不必思家着急，趁这在外的机会，把桂儿、瞻儿（梁思顺的孩子）的学业打个深厚的基础。
现在的孩子多数是独生子女，如何对他们进行亲情教育面临着新的情况、新的挑战。可以这样说，相比于以往，对孩子们进行亲情教育是更为迫切，更为棘手，也更有压力，更有意义。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父母很难面对教育失败的选择，家长承担着更大的家教责任。亲情教育对子女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只有亲情教育到位，才能使独生子做到“独”而不“怪”，成为既有独立人格、既能独立做事，而又懂得亲情、友情与社会责任。因此，梁启超重视亲情教育的思想仍具有启迪意义。
“常要思报社会之恩”梁启超认为一个人只是做到“亲亲”还不够，还要推己及人，还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要融入社会、关爱社会。他很重视培养孩子的爱心、同情心，重视启发儿女的悲悯情怀、社会责任感。1919年12月2日，他致书思顺，告诫：“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因自己地位做得一分是一分，便人人都有事可做了。”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写过一篇著名的《呵旁观者文》，痛批“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传统思想，呼唤国人关心社会，关注公共事务，大声疾呼国人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强调“对于一家而有一家之责任，对于一国而有一国之责任，对于世界而有世界之责任。一家之人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国必亡。全世界人人各自放弃其责任，则世界必毁”。
民国初年，梁启超还发表过一篇《中国道德之大原》，对传统文化的报恩思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人之生于世也，无论聪明才智如何绝特，终不能无所待于外而以自立，其能生育长成，得饮食衣服居处有智识才艺捍御患安居乐业，无一不受环吾身外者之赐，其直接、间接无量。极古昔之人与并世之人皆恩我者也。国家与社会深恩于无形者也，人若能以受恩必报之信条常印篆于心目中，则一切道德上之义务皆若有以鞭辟乎其后，而行之亦亲切有味。此义在今世欧美之伦理学者未尝不大声疾呼思以励末俗，而为效盖寡，报恩之意未深入人心也。”既然人的一切都是“身外者之赐”，就要常怀报恩之心，既感恩父母、先人、亲人，也感恩国家与社会。
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孤僻，要合群，要融入社会，要有一片爱心，有一片公益心，有一片公德心。他有些担心思成、思庄的性格。1926年9月29日的信中提到：“我原来有点怕，庄庄性情太孤寂些，因为你妈妈素来管得太严，她又不大不小夹在中间，挨着我的时候不多——不能如老白鼻的两亲家那样——所以觉得欠活泼。”后来梁启超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公共精神的遗传。他告诫子女，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尽力去做就会对社会有所贡献。“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在梁启超的影响下，梁启超的子女和后人都学会了怀感恩之心做人，以公益之心立世，都成了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思成与徽因之子梁从诫（1932-2010），于1994年3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群众性、会员制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2009年，思成与徽因之长女梁再冰将一笔4000元善款汇至新会红十字会账户，支持救助家乡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在梁家三代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延续。
我们每位父母都有责任加强对孩子的感恩教育，让他们从感恩父母、感恩亲情开始，由己及人，学会关心身边的人，关心周围的世界，进而关心整个人类；常怀感恩之心，常施报恩之行，“拥抱亲情，感恩父母；认真学习，感恩老师；珍惜友情，感恩同学；帮助他人，感恩社会；敬畏自然，感恩天地”。
艺术是情感教育的最大利器
如何对孩子进行情感教育？如何教会孩子孝亲尊长？如何教会孩子团结、友爱、合作和彼此信任？梁启超尝试着各种办法，如以书信进行平等的交流与沟通，如在家里营造和谐温馨的氛围，如提醒孩子多接触外界、多进行社会交往等，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同时，梁启超很重视文学、艺术在情感教育中的作用，注意以美文、音乐、书画等陶冶孩子们的性情。他强调：“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它令它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们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期间内占领了‘它心’的位置。因为它有恁么大的权威，所以艺术家的责任很重，为功为罪，间不容发。艺术家认清楚自己的地位，就该知道：最要紧的功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絜，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它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
梁启超在书信中提醒孩子们不管自己所学专业是什么，都要学些文学、艺术、人文方面的知识，以此陶冶自己的情操，丰富自己的人生。他让思成“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以免人生过于单调；他又建议思庄“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这都是基于以美育为情育、以人文培养性情的考虑。
梁启超在书信里，不时地给孩子寄去自己的诗作、词作，抒发自己的儿女之情，也借以催化孩子们的情商、情调、情趣。他给子女们写的诗词，反映出一片蔼然、温馨的父子、父女之情，很有人情味。1925年致书思顺、思成，寄去了给长女写的《虞美人》（自题小影寄思顺）和给长子写的《鹊桥仙》（自题小影寄思成）。《虞美人》一首为：“一年愁里频来去，（上女去年侍母省婿跋涉海上数次）泪共沧波注。悬知一步一回眸，篏着阿爷小影在心头。天涯诸弟相逢道，哭罢还应笑。海云不碍雁传书，可有夜床俊语寄翁无。”《鹊桥仙》一首为：“也还安睡，也还健饭。忙处此心闲暇。朝来点检镜中颜，好像比去年胖些。天涯游子，一年恶梦，多少痛愁惊怕，开缄还汝百温存，‘爹爹里好寻妈妈’（原注，末句用来信原意）。”这是一首“解放”了的白话词，虽然近于“戏作”，却饱含了平易可亲的爱子之情。从这些诗作不难品味梁启超的亲子之情与人文情怀，也不难感悟梁家内部和谐、融洽的家庭关系。
7月10日《给孩子们书》中云：“我像许久没有写信给你们了。但是前几天寄去的相片，每张上都有一首词，也抵得过信了。”这封信的末尾，也附了自己前些日子写的一首词，“前几天填得一首词，词中的寄托，你们看得出来不？”这首词为《浣溪沙》：“乍有官蛙闹曲池，更堪鸣砌露蛩悲！隔林辜负月如眉。坐久漏签催倦夜，归来长簟梦佳期，不因无益废相思（李义山诗：‘直道相思了无益’）。”此前，5月11日，梁启超还为姚胖子即姚华（1876—1930）写了一首寿诗，信中提到“我昨晚又作一首诗给姚胖子五十寿，做得好玩极了，过两天我一齐写好给小宝贝庄庄。我近日精神焕发，什么事都做得有趣。”
梁启超在世时，思礼还很小，父亲也让他诵读诗文以培养情趣。在父亲的笔下，思礼诵读诗文的过程显得十分有趣，“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描就把那猫摔下地，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
梁启超也寄些书画、摆件等给海外学习的孩子，以增加、培养他们的情趣。1926年6月5日的信中提到：“思庄考得怎样，能进大学固很好，即不能也不必焦急，日子多着了。我写的一幅小楷，装上镜架给他做奖品，美极了，但很难带去，大概只好留着等他回来再拿了。”1927年1月2日的信中提到：“寄上些中国画给思永、忠忠、庄庄三人挂挂书房。思成处来往的人，谅来多是美术家，不好的倒不好挂，只寄些影片，大率皆故宫所藏名迹也。”1927年10月29日的信中提到：“我给你们每人写了一幅字，写的都是近诗，还有余樾园给你们每人写一幅画，都是极得意之作。正裱好付邮，邮局硬要拆开看认为贵重美术品要课重税，只好不寄，替你们留在家中再说罢。别有扇子六把（希哲、思顺、思成、徽音、忠忠、庄庄各一），已经画好，一两天内便写成，即当寄去。”
对留在身边的一组“小不点点”，父亲也有诗画赠予。1927年中秋节前，梁启超翻找出一张“三六”的大幅宣纸，让余绍宋（余樾园）画一幅《双松图》。余绍宋经过精心构图，利用三次来访的机会将两棵巍峨挺拔的巨松绘就。他在构图时留白，待梁启超题咏。梁启超构思后写道：“余不作诗且两年矣，岁怀托兴，忽复成章，用述吾侪所以相爱勉者，不仅记一时乐事云尔。”这首《题越园画双松》诗云：“故人造我庐，遗我双松树。微尚托荣木，贞心写豪素。其下为直干，离立若磐互。其上枝柯交，天半起苍雾。由来大材笃，端在植根固。亦恃骨鲠半，相倚相夹辅。不然匪风会，独立能无惧？秋气日棱棱，群卉迭新故。空山白云多，大壑沧波注。豪籁破真寂，神理忽森著。养此岁寒姿，敢谢匠石顾？”该诗为“丁卯八月初七日稿，初八日经数次改定付梁思达存之。”这一巨幅的“诗配画”成了父亲赠给思达的礼物。在此画创作的过程中，父亲还让思达等孩子在旁边观看作画，还请画家一并讲解绘国画的基本笔法、法则等。《双松图》裱好后，画身有两米多长，房间里挂不开，遂悬于饮冰室书斋大厅楼梯西面墙上。1950年梁家从天津迁居北京时，王桂荃把这幅画带至北京西单手帕胡同新居。有一次，王桂荃担心该画受潮，便将其取出，挂于北屋墙上过风。适逢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来访，异常欣赏它，王桂荃将其赠与。现该画已不知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