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他的九个杰出儿女
梁启超（1873-1929），号任公，字卓如、饮冰室主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政论家、学者与教育家，在从政与学术、事功与言论上都有着浓墨重彩的出色表现。他不仅自己功成名就，而且培养了一批杰出学生，儿女也个个出息成才。作为教育家，他取得了令人惊叹不已的殊勋伟绩：他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列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他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的孩子个个成才，创造了“一门三院士，个个皆才俊”的近代以来绝无仅有的家教传奇。
他做到了“三不朽”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即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为国家和人民建立功业；“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说、思想，撰写可藏之名山、传至百世的论著。此三者虽久不废，可千古流芳。“三不朽”被视为人格完美的典范，古往今来的有识之士，把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建立不朽业绩，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标，但是历史上能在这三方面都做到不朽的人，寥寥可数。梁启超堪称是做到了“三不朽”的奇人、伟人。
梁启超把“三不朽”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方向与目标。他很佩服曾国藩，因为曾国藩在人们看来做到了“三不朽”，有人用“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对联总结其一生，而曾国藩自己也确以“三不朽”自勉，其故居有一幅楹联为“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梁启超把曾国藩作为学习的楷模，对其遗著“一日三复”。为便于诵读与自省，从其上千万字的遗著中精选出精华部分，编辑而成《曾文正公嘉言钞》。他在序言中称曾国藩“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是“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
梁启超一生矢志报国，坦诚待人，为国家与国人尊严奔走呼号，尤其是身体力行地提倡新道德，被称为“第一公民”；他在政坛叱咤风云，清末民初的重大政治事件中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开启了风气，引领了时代；在言论界和学界，“笔端常带感情”，妙文风行天下，国学功底深厚，堪为国学大师，且教书教得好，教子又有方。他把一个文人所能达到的高度，所能实现的梦想，都做到了极致。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路径，按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格目标，近现代很少有人能做到，但梁启超做到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卒于北京，与发妻李蕙仙合葬在西山卧佛寺。“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由长子梁思成、长媳林徽因设计的墓碑上，没有反映梁启超生平事迹的文字。梁启超曾自励：“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可以说这句话的口气很大，但他的确做到了。一介书生，一支健笔，名动天下，留千万之文字，成不世之功业，清末民初，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出色。当时人的挽联、纪念文字，就从“三不朽”角度，对他进行评论，当然各有侧重，如蔡元培挽联：“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胡适挽联：“文字收功，神州自命；平生自许，中国新民。”沈商耆为梁启超所写的挽联是：“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深度参与了清末民初社会变革
梁启超于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县（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889年17岁时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随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维新道路，世人合称他们为“康梁”。
此后，梁启超参加或见证了清末民初的几乎所有重大政治事件，深度参与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现代转型，是清末民初社会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之一。
1895年，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发起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三大主张，成为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之一。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同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逃亡日本。10月16日，抵达日本东京。此后，在日本流亡长达14年。
虽身居海外，但梁启超一直心系国内政局。1900年7、8月间唐才常策划、发动自立军起义，梁启超由檀香山急速返回中国。他是清末立宪运动的政治领袖与舆论领袖，大声疾呼实行“宪政”。为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他与蒋智由、徐佛苏等人于1907年10月在日本发起成立政闻社，次年2月将总部由东京迁往上海，使政闻社成为清末立宪运动中的一个颇有影响的政治团体。从1901年发表《立宪法议》一文开始，他一连发表了《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责任内阁与政治家》《责任内阁释义》《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各国宪法异同论》《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等数十篇论述宪法宪政的论文，仅在1910—1911年立宪运动高潮中就发表了50多篇论述宪政的文章。1911年11月16日，清政府责成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命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梁辞而未就。在此前后，梁启超曾两次短暂回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8月27日，民主党成立，以梁启超为党魁。9月28日，梁启超离开日本；10月5日，抵达天津大沽，结束在日本的流亡生活。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抨击袁世凯称帝野心，策动学生蔡锷发起武力反袁。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人宣布云南独立，护国运动爆发。护国运动发生后，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7年7月1日，张勋、康有为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梁启超通电反对，与老师康有为决裂。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祺瑞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立言”有两个重要集中的时段：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启蒙宣传；一是1917年退出政坛后的学术著述。
19、20世纪之交，梁启超撰写了大量启蒙宣传文章，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19世纪末，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
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初，又创办了《清议报》，宣传维新，鼓吹民权。毛泽东对这一时期梁启超的言论予以高度评价：“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1902年初，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其言论“别有一种魔力”，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黄遵宪称：“《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胡适也深受梁启超言论的影响，他说：“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1902〕癸卯〔1903〕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
梁启超晚年专心致力于学术，撰写了多种学术著作，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家。他晚年寓居津门，潜心学术，在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今河北区民族路）建造了“饮冰室书斋”，撰写了《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全集》等大量文学和学术著作。“饮冰”一词，源于《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梁启超借“饮冰”一词，表达其内心的忧患意识。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在近36年的时间里，在社会政治活动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梁启超每年平均写作39万字。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148卷1500余万字，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曾经产生“饮冰一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的广泛社会影响。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报人，一生创办、主编、领导或担任主笔的有《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17种报刊。
倡导“新民德”的“第一公民”梁启超在“立德”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适应时代发展，提倡国民性，推行“新民德”，并且身体力行地践行现代公民道德，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公民”。
梁启超提倡改造国民性的主要论著，是他于1902—1906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约11万字的，总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称赞说：梁启超在当时就有胆量说出中国人不如西方人的话，很不客气地指出了“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比如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的能力、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政治能力等。胡适以赞赏的口吻说：“他在这十几篇文字（指《新民说》）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
梁启超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也十分注意子女的道德教育。他在《曾文正公嘉言抄·序》中自称，教育子女“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吾屡教家人崇俭习劳”。在家书中，他多次教育子女要守寒士家风，要“磨练人格”，要戒“奢”和“傲”，要养成吃苦的韧性、养成节俭吃苦的习惯。梁思礼回忆他的父亲：“他与孩子们之间，除父亲与子女之情外，还是知心的朋友。孩子们提出不解的问题及个人前途的选择，这一切父亲均能逐个给以详尽的解答并予以鼓励。除了以上谈及之外，他更关注对子女们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在这方面，他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循循善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