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出轨的盛唐2: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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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当战狼遇上头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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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耀元年(公元681年),和太平公主下嫁的同一个月,在西北边境的裴行俭大破突厥。但若驻扎于边境,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他只好撤军凯旋长安。

同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地区发生风灾,米价暴涨,整个关中陷入饥荒状态。

九月里,又出现了尾巴长达五尺的彗星;十月更发生了可怕的凶兆——日食。

连续发生不祥事件,天下人心也随之摇摆不定。高宗忧心如焚,身体更加衰弱,几乎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全国上下都处于不安之中,唯有武则天对这种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保持一种冷静超然的态度。这对朝中官员来说,无疑是一贴失去药力的镇静剂。

高宗因病情转剧,加上神经紧张,不愿意待在因饥荒而人心惶惶的长安。

李治想搬到东都,就留下太子李哲在长安为监国,命太子少傅刘仁轨、侍中裴炎、左庶子兼中书令薛元超等辅佐太子。

此时的大唐帝国已经走到了命运转折的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

在高宗与他的不死丹药较劲的同时,唐朝的西部边境依然闹腾不休。突厥,一头不死的战狼,隔三岔五地撕咬着大唐的肌体。扯不下多少肉,也要让你流几滴血。

可当战狼遇上头狼,也只有低眉顺眼的份了。这只头狼不是别人,正是裴行俭。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西突厥再次入侵,刚回朝廷任礼部尚书的裴行俭,即刻受命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征讨西突厥。不料出发之前突然病倒,一病不起,享年六十四岁。朝廷追赠为幽州都督。

文武双全的裴行俭,也深具识人之明,任长安令之前,还是吏部的时候,一手栽培起来后来在政治舞台上较为活跃的苏味道、程务挺、黑齿常之、王方翼等人。

裴行俭出身名门望族,曾祖父裴伯凤,北周时期任骠骑大将军、汾州刺史、琅邪郡公。祖父裴定高,任冯翊郡守,袭封琅邪公。他的父亲是瓦岗军谋士裴仁基,哥哥是瓦岗军猛将裴行俨(隋唐演义里瓦岗英雄裴元庆的原型)。

他的父亲和哥哥也都是一等一的猛人,尤其哥哥裴行俨更被演绎成隋唐第三条好汉裴元庆。他们原来都是隋将张须陀的部下,猛人张须陀在大海寺着了李密的道,悲壮战死,父子二人就投降瓦岗军。

李密战败,这两父子又跟着王世充混了一段时间,一个被封为礼部尚书,一个任左辅大将军。

由于两父子能力突出,在军队号召力日益增强,当兵的可以不知道王世充,但没有人不知道裴家两父子。谁是老板谁是员工,王世充很不高兴。

王世充的高兴,裴仁基父子内心也深感不安。琢磨来琢磨去,两父子当时准备联合几个人干掉王世充,重新拥立被王世充废掉的皇泰主杨侗为君。结果事情败露,裴家被“夷三族”,也就是诛灭三族。

有人会在这里产生两点疑问:其一,其父兄被王世充所害时,既然“夷三族”,那么裴行俭是怎么活下来的?有几种可能:一是死里逃生;二是他们并非亲生父子;三是母子二人并未随军,直接潜逃了。

其二,其父兄被害的时间是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裴行俭恰恰也出生在这一年,看来他极有可能是遗腹子。即便他出生在父亲死前,那么他的出生地也只能是在山西老家,不然难逃灭门之祸。从这一点来推断,第一个疑问中的第三个答案比较令人信服,至于两地分居的夫妻是如何孕育出小儿子的——也许是母亲常去洛阳(当时是王世充的根据地)省亲,抑或是他父亲常回家看看。

总之裴行俭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比自己的父兄更为精彩。

裴行俭很小就进入弘文馆学习,贞观年间以明经科(明经是唐代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是和考进士相辅而行的。当时,以诗书取才的叫进士,以经义入仕的就叫作明经)入仕,被任命为左屯卫仓曹参军。

也就在这时,裴行俭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一代名将苏定方。苏定方是后贞观时代的用兵奇才。一个偶然的机会,苏定方无意中发现了裴行俭在军事方面异于常人,有成为巨星的潜力,就有意栽培他。

他拍着裴行俭肩膀说:“放眼天下,能让我看上眼的没几个。现如今在战场上像你这么有热情、有激情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我看好你,我愿意把我压箱底的那点用兵攻略倾囊相授。”也就是说,苏定方认定裴行俭是一个军事天才,他愿意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2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八月,高宗皇帝已经下决心立武昭仪为皇后。

时任长安县令的裴行俭听到消息后,认为国家的祸患必定从此开始,便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私下议论此事。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的议论刚好被大理寺的袁公瑜偶然听说,便偷偷告诉了武昭仪的母亲。裴行俭因此被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

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裴行俭调任安西都护,一个外交天才应运而生。在任期间,他与西域各国的头脑们走得很近,经常出国访问,交流思想,互通有无,向国际友人宣传大唐的外交政策,我们大唐奉行与邻为善、和平共处。很多部落首领觉得裴行俭还是很有诚信的,就慕名而来,纷纷归附于他。

没过多长时间,高宗皇帝又将裴行俭从边疆召了回来,封了个司文少卿的虚职。总章二年(公元669年),裴行俭又被任命为司列少长伯(即吏部侍郎),给李敬玄当副手,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结果这一干,就在组织部门(吏部)干了十几年,他与李敬玄配合得很好,两人并称“裴李”。

说到两人在吏部工作,在这里简单介绍这一时期的唐朝用人制度。

在此之前,唐朝选拔官员的用人制度一直不太完善,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官员任用像过山车,连升三级,连降三级都是正常的。虽然说唐朝继承了隋朝以来的科举制,但科举制却不是当时最主要的入仕途径——至少在太宗时期如此。

高宗皇帝执政后情况有所改善,他很重要的一个政绩就是“重建”科举制度。读书人读来读去,只有一个目的——“货与帝王家”。听说有科举考试,大家奔走相告,这样一来,应试和中举的人迅速增多。

需要指出的是:唐朝的科举制与我们所熟知的“连中三元”不同,后者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隋朝科举制度以来,每个时期选拔人才,虽然都打着科举考试的旗帜,但在具体操作中,又都各不相同。如果非要找一个共性那就是,折腾,把读书人往死去活来里折腾。

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明清有很大差别:你好不容易通过考试,不是说你就有官做了。通过考试,只是让你获得做官的入门资格,要知道你拿到的成绩单,不是中奖券,只是入场券。

在中举后你还需要耐心地等待幸运之神的降临。

一是组织部门(吏部)的选拔;二是干部子弟(世家子弟)的竞争。十之八九的读书人,他们的梦想就倒在了这两道窄门前。

尽管也有相当数量的官员通过考试并最终走上仕途,这一时期有几个宰相是通过科举考试博得功名的,比如赵仁本、张文瓘等,但很多人带着希望而去,败兴而回。

大部分官员能够混进官场,主要还是靠祖辈或者父辈积攒的功德。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约有一千四百名基层办事人员参加了大唐公务员入编考试,结果只有二十二人通过了进士考试。事实上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生源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来自京师的国子学,但能进入这些国子学的几乎都是有钱人和名门望族(就像裴行俭);二是被当地的州保送推荐上去的。后一条路是庶族地主参加科举考试的唯一途径,然而能够中举的人却没几个。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主持选官的黄门待郞刘祥道认为,如今吏部取士太滥,每年进入九品以内的官员竟然有一千四百多人(很多人都是混进去的),还有其他未经考试就进入九品官的则没有经过铨选;现在朝廷内外一品至九品的文武官员多达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大约需要三十年政府才能用完这么多人。建议每年限制只准五百人进入九品以内,这样便足以补充所需要的人数。

高宗皇帝觉得在理,就让官员们拿一个具体的实施意见,可组织部门担心阻力太大,最终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这些人祖上都行走于官场,让谁考,不让谁考,牵一发而动全局,谁也得罪不起。

从刘祥道的奏章中可以看出,当时选官恐怕更多的还是考虑候选人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出身。而裴行俭制定的官员考核办法,一般根据身、言、书、判,考虑资历、衡量政绩而分别授任官职。也就是说,考核干部的依据就是你曾经干过什么?干得到底怎么样?干得好,可以继续干下去;干得不好,那就请你靠边站。

具体的考试程序是,先集中考试,看谁字写得漂亮(书法好坏),功课学得如何(文理优劣)。这也就是所谓笔试。通过笔试才能进入下一轮,笔试都没过的,就被淘汰。

入选后进入面试。看你长得如何,身体可有残疾,口才如何。

入选的可以注授官职,但要征询本人意见。对那些达到录取分数线,准备注授官职的人,人事部门张贴布告,公开透明。

然后分类罗列次序,由仆射选报门下省,给事中填注情况、意见,侍郞核查,侍中审定,对不适当的提出异议,类似于今天公务员招考中的政审环节。

审定后再上报皇帝。一千多人,密密麻麻地排列出来,皇帝也分不清谁是谁爹,谁是谁儿子,顶多对前几名有个大致印象。

组织部门(吏部)再按皇帝旨意授官,这些人才算真正进入朝廷的人才库,称为“告身”。

兵部选拔武官的程序和上面差不多,考试的内容为骑马射箭、举重、负重行走。

因某种规定所限,不能参加上述铨选的,能够通过三篇文章考试的,称为“宏词”,通过三条判文考试的,称为“拔萃”,入选者可以破格授官。

黔中、岭南、闽中等老少边穷地区的州县官,吏部不组织统一考试,委托都督选择本地人补授。可以说裴行俭等人在总章年间的动作是大唐开国以来人事制度最大的一次改革。

刚刚调回京城的裴行俭敢于对那些几十年来形成的官场老“规矩”说“不”!这不能不让我们为他捏一把汗,毕竟他曾有过被贬的教训,毕竟他还只是个初到组织部门(吏部)的无名小卒,毕竟他自己也是士族子弟。

裴行俭这么做是在变相地打自己的脸,等于是自绝于同类。

在这以后的一百多年里,再没有人像裴行俭这样大刀阔斧地实施人事制度改革。

“总章选制”可以称得上是高宗时期比较突出的一项政绩,就凭这一点,裴行俭也可以算是唐朝将相之才中的佼佼者。因为这项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裴行俭当上了银青光禄大夫。

裴行俭不仅工作能力强,还是一个书法名家,擅长写草书和隶书。他曾撰写《草字杂体》数万言。高宗皇帝也非常喜欢他的字,曾经让他用百卷素绢抄写了一部《昭明文选》,闲暇之余,经常拿出来欣赏。

裴行俭曾经狂妄地说:“禇遂良如果没有好笔好墨根本就不会动笔;天下不择笔墨书写的人,也就是我和虞世南两个人吧。”

裴行俭在典选、书法等方面的才华都得到了发挥和认可。人有一技不为大才,难得的是裴行俭的军事才华也同样精彩。一个人有才到这种地步,真是让其他人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