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和兄：
好久不见了，时在念中。近来一切都还好吧？
寄上新出的长篇小说《混沌世界》，请阅正。离开鲁迅文学院，我有一段时间没写东西了。不是没东西可写，而是感到原来的写法和想法都有一些问题。过去的写法和想法太单纯质朴了一些，心中总觉不满足，不过瘾。我生活的这片土地那么厚重，我感受到的东西堵在心里，无法表达。因此只好求变。从《那原始的音符》开始，变换了一种视觉，感觉舒畅了一些。还是觉得不过瘾。前些日写出《涸辙》，始觉痛快，不久将由《钟山》发出，请兄指正。但这仍是开始。今后我仍将沿这条路探索下去。我这里还有一块大素材，一直不敢动，但我总有一天会写出来。也许要八年，也许要十年。我并不急，急什么呢？一个作家一生认真经营好一部作品也就够了。我希望我能做到。我不会轻易放弃我熟悉的乡村生活。但我现在感到，乡村生活之于我，已经只是一种载体，和写城市生活并无太大的区别，关键是作家有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早几年表现农民命运的作品相比，今后的作品应当视野更开阔，主题更丰富，应当具有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还望不断得到你的批评指正。
一年又将过去，祝你一切顺利！
握手！
本夫
1987年12月
附：陈思和的来信
本夫兄：
来信及书均已收到。本早想复信，只因听说你近期将发表一个新的中篇，所以等待了一些日子。这段时期里，我先后读了你的两个长篇《刀客与女人》及《混沌世界》，直到昨天在《钟山》上一口气读完你的新作《涸辙》。
读了《涸辙》以后，我更加坚定了先前读长篇时的想法，我觉得，你的创作正处于一个艰难的蜕变时期，你正在不自觉地抛弃你初期创作的最大优势和特长：用戏谑的态度再现农村日常琐事的出色手法，以及精巧的短篇小说结构和略带一点狡黠的语言风格。这些特点给你的短篇创作带来荣誉，由《卖驴》《“狐仙”择偶记》始，到《绝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本来你顺着此路悠悠写下去会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会使注视你的读者与批评家们驾轻就熟地进入你的艺术世界，从你笔下的戏谑性人物的身上激发起对当代生活的新鲜感受。然而你不，你用自己新的艺术实践粉碎了这一既成世界。当然，这只是一个精微而又多少嫌狭小的世界，你需要有更广阔、更浩大的境界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你是属于黄河故道的儿子。
于是就有了名重一时的《绝唱》。我至今还认为，这是你最成功的短篇小说，也是近两年来可数的短篇佳作之一。这篇小说既发挥了你以往短篇创作特长——结构的精巧圆熟，又注入了浑然大器的意境——浓郁的文化意识。你依然用了幽默的笔调，却写出一个悲壮的故事，情绪不喜不忧，淡浓相宜。我当时读了，压不住内心冲动便写下那篇《换一种眼光看人世》的评论，已把这篇作品分析过了，现在自然不必重复。可是在两年之后的今天，我提到这个作品时仍然心中充满着喜悦之情。由此我甚至片面地认为，你的才华擅长于写短篇小说。尽管你以后写了许多中篇，又写了两个长篇，但是就艺术内涵与形式的和谐程度说，仍然数《绝唱》最好。望你珍惜。
这当然不是说你不该写中长篇，恰相反，《绝唱》已经预示了你创作道路的变化，一个在种种天灾人祸的锤炼中倔强成长起来的黄河故道人，一个胸中天地浑然成一的艺术家，是无法将奔腾浩瀚的激情构思在狭小精巧的艺术天地中的。你必须突破自我，哪怕在突破以后一时达不到新的高度也在所不惜。从你新近创作的几个长篇、中篇来看，新的高度也许离你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但是你毕竟冲出去，飞腾起来了，你的《涸辙》即是一个证明。
我到过徐州，凭吊过如今到处躺着死猫尸体的范增墓，也瞻仰过那荒凉的子房山。相传楚汉相争，张子房正是在这山上吹一管铜箫，风传箫声，瓦解了项羽麾下的八千子弟兵。传说是美丽的，然而我举目那一马平川的古战场，遥想这块历来为兵家必争的土地上演化的种种故事，耳边岂止风声箫声，简直是一片啾啾鬼哭声，阴霾沉沉的土地，被血渗黑了的土地。也许古战场上死的人太多，生命的去存才不觉得怎么珍贵，犷悍的民风由此而生。闻当年乾隆帝下江南，给徐州留下了恶劣的八字评语：穷山恶水，泼妇刁民。其实这后一句话出自封建帝王之口，倒不算怎么辱没了徐州人民。妇女谓之“泼”，当然包含了凶悍之意，也正说明封建道德文化对此地人民的控制比较薄弱，人民的自然本性表现甚强。民谓之“刁”，我想也应作如是解。连生死观念都不甚重视，还有什么封建伦理道德能够约束他们？徐州，一是鲁苏豫皖交错之处，二是天灾人祸集中之地，居民的流动性大，文化的杂交面广，这一切都促使这块土地上“准文化”的发展：民间俗文化影响大于正统文化。粗犷、通俗、悍蛮的艺术风气也较之高雅清音更容易得以发展。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读你的作品，才能真正地把握你艺术创作的关键所在。
你的两部长篇，都是这种“准文化”熏陶下的产物。这使你笔下有些江湖人物写得特别好，譬如像《混沌世界》中“黄毛兽”和他的鸟的故事。《刀客与女人》中也有一些精彩的片断，如劫法场，还有黑虎刀斩杏子的四个手指一节，颇有“水浒”味。但总的读来，犹感不足，你还是偏重于写出人物的复杂经历，没能写出人物的复杂性格。对于黑虎这个人物，你施以过多的温情，这不是表现在小说的后半部给了他一个比较温暖的结局，而是表现在你仅仅把黑虎写成一个逼上梁山的好百姓，没有写出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土匪的复杂个性。你把坏事全推在刘、吕两匪身上，而黑虎却变得白璧无瑕，这等于是写李逵只写他的讲义气，没有写他在战场上嗜血成性的怪恶性格。如果是这样，李逵也不会成为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敬所爱的好汉。——我看这多半是正统的雅文化对你所施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准文化”来自真正的民间，它是民族历史上的非正统文化，所含的文化内涵与审美观念，都具有民间粗俗，因之也更有生活原始形态的色彩。民俗民风，郑卫之音，桑濮之声，通常是它的生命力最为强烈的表现。由于它并非与正统文化绝然对立，而往往是在正统文化制约力较薄弱的环节小心翼翼地构筑着符合自身道德观念与审美观念的文化体系，所以一般很难被人们从独立的意义上给以重视。但它对于一些来自民间的文学作品——诸如《水浒》等，产生的影响是极为重大的。这一点，你是一定注意到了，并且正在努力地从中汲取创作营养。
你的《涸辙》较之两个长篇更得那块土地之精气，也就是说，你更为自觉地注意到了你脚下那块土地所产生的非正统的文化精神，并把它贯注到小说之中。它表现为：一、在这个中篇里，你强调了黄河故道人民在求得种族生存的斗争中轻视个体生死的牺牲精神，将主拼杀毁坏的阳刚之风同主繁衍创造的阴性象征结合起来。笔下的“鱼王”，是女性，是母亲和妻子的象征。这从独臂汉子走在鱼王身边时产生的感觉中可以体会出来。它主繁衍与生存，是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最根本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作支柱，你写鱼王庄人们所遭受的各种各样的死亡，都有了积极的依托，而不像《刀客与女人》，虽也写了许多人的死，却显得零散，缺乏一种内在精神的凝聚力。
二、你写出人们在天灾人祸中对正统道德观念的虚无态度，而且强调了人在这种虚无态度背后的自然本性的力量——生存本能与延续本能，并在这个基础上构筑起下层人民的新的伦理道德观念。俗语说，衣食足而知荣辱。然而这种荣辱观正是对正统文化而言的，对于衣食不济连生存都面临威胁的下层人民来说，儒家文化的道德标准远不及维护生命的本能重要。(这与上层社会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正好相反)但他们的生存至上观并非是个体的，他们求的是群体的生存，种族的延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可以牺牲生命，也可以忍辱求生。鱼王庙里女人借种求子，老扁把老婆送给日本人糟蹋，把乡妇献给社干部泄欲，以求保住村中的林木；以及讨饭姑娘怀孕而归等等，都可以看做是同一种意义上的求生保种的奋斗。至于老扁领导乡人一次次以空前坚忍的精神植树防沙，那已经是将这种精神升华到人类为保护自己而主动向天灾人祸的抗争——谁说这里没有荣辱感，没有道德观呢？这是一种准文化世界里的伦理道德体系。这种下层人民的道德观念被你写深了，也写活了。
推而论之，求生保种的精神不仅仅是鱼王庄，也不仅仅是你脚下那块土地上的文化精神，它凝聚了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它与正统的儒家礼义文化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的一场场革命总是伴随着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叛与否定。你在《涸辙》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写出了这种准文化的道德魅力——尽管它是充满着耻辱与痛苦的，但它具有强旺的生命力。再进一步说，中国人民在种种斗争中所付出的惨重牺牲，不也正是为了求得一个新的生存方法，为了保住中华民族在世界中延续生命的新位置吗？从这个意义上看，《涸辙》超出了地域性文化的局限，创造了一个民族的悲剧故事。它可以说是一个寓言，一个民族文化裂变期的痛苦与牺牲的缩影。
为了使这个寓言产生现实的力量，你在小说结构上也颇具匠心。它由两个故事系统构筑而成：一个是鱼王的传说，它自成系统，自有时间顺序，但是它在小说中被拆成数段，被当做每一章的引子。这种形式使它成为一种超时间意义的象征体，笼罩全书。在这个寓言故事的笼罩下，小说的另一个故事系统也有了抽象的意义，但那是一个现实的故事，它有具体的时间顺序(虽然你在叙述时把它打乱了)，在描写鱼王庄几代人为求生而挣扎与搏斗中，表现了天灾人祸下的人民生活史和命运史。这里耸立着四代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同时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日升的求生道路带有深刻的孤独性，他凭一己的武力，死守着忠义的道德准则，这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传统缩影，在他身上还体现了相当浓重的正统文化道德的影响。
老扁则不然，他经历了反对日本侵略者，国民党政府与解放以后极左路线的三种斗争，他相信民众的力量，终身为改造自然、保卫种族而奋斗。他一生没有离开过鱼王庄，农民的固执与毅力使他成为这个村庄的主心骨，然而最后他终于飘然出走了，这本身是值得人们沉思的。土改是解放以后出生的一代，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同辈人，他作为老扁的接班人，显然有高于父辈的经历和才干：他有着更高适应性的生活能力，能够带领乡人走南闯北，凭手艺凭技术挣得钱财，并在精神上也重新表现出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有意思的是，你还写出了第四代——小乞儿螃蟹的朦胧性爱与不成熟的求生方式。他完全没有经过上几辈人的理想教育与人格锤炼，他在灾难中出生，在灾难中成长，他不习惯于集体的劳动，宁可去乞求，去偷盗，在精神上他持新的虚无态度，在人生行为中又仿佛回到了老日升时代的个人主义的孤独状——然而他完全丧失了日升一代维护忠义的道德原则，倒似乎成了“垮掉的一代”的代表。我觉得你将这个小孩写得很好，为人们在灾难中发展与延续种族的多向性提供了值得探讨的复杂现象。
《涸辙》证明了你在创作上的进步，它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出黄河故道地区的准文化对你的影响。民间的犷悍之风，反传统道德的叛逆精神，以及叙事形式的通俗性，都可以是一个作家诞生的温床。在这方面，你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涸辙》仍然是你蜕变时期的产物，其艺术上不尚雕琢是可贵的，但风格的粗犷浑朴不等于艺术上的粗率，凡大器之物，不拘泥枝节的雕琢，但创造者在其总体创造过程中仍然需要精雕细琢，而且是更高要求的雕琢，这也许就是你自己所追求的“混沌”境界。《涸辙》所失，仍在叙事过程过于匆忙，情节过密，阻碍了空灵之气贯通全境，望兄慎之。
本夫兄，读了《涸辙》，我更加希望，你能在不久之际，从艰难的蜕变中突兀而出，亮出你真正的“扛鼎”之作。我期待着。即颂
安好
陈思和
198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