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改造经过
蒋介石下野之后，即责成陈立夫、蒋经国等人草拟改造国民党方案。1949年7月中，蒋携陈立夫等人草拟的方案至广州交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并在18日的中常会第204次会议上通过《改造纲要及实施程序》。9月20日，蒋介石又在重庆发表《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体党员认真研究改造方案，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自己的缺点，“把失败主义的毒素彻底肃清”，“把派系倾轧的恶习痛切悔改”，“把官僚主义的作风切实铲除”，以新组织、新纲领、新风气与共产党斗争，“争取第三期国民革命之胜利”。【18】但由于蒋介石先是忙于应付在大陆的残局，继而忙于安定台湾的危局，根本无暇他顾，改造国民党之事也就无从谈起。
败退到台湾后，蒋介石对于大陆失败的反省中，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才是所有失败的根本原因：“此次革命大败之起因，实在于党务内部之分裂，乃影响于军事、政治与经济、社会、及教育等纷乱与崩溃。”而党务失败的原因，又在于长期把持党务与组织系统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党之纷乱，起于党团合并一举，（陈）立夫藉此为消灭团之张本，不特不诚意联合团结以副合并之原意，迨选举各种各额之分配争持不决，几至半年之久，而立夫毫不报告其情势，以求得公平处理解决之道，以致选举副总统事一败涂地，党之威信扫地无遗。”因陈氏在国民党组织系统经营多年，取代不易，蒋暂时依靠其维持，而“从未加以深责”。但到了台湾后，陈立夫等仍不思改过，沿用大陆旧习，“仍挟以往组织部旧日力量与团部对立，无论在立法院与中央党部必欲把持包揽，不使有任何之改革”。蒋介石主张重选“立法院长”与“立法院”休会期间授权“行政院”重要各案皆不能通过，情势至无法因循，迫使蒋痛下“改组之决心”。【19】
决心已定，但用何种方式来“改造”国民党，蒋颇费思量。1950年初，他不断地与身边亲信讨论，在“组建新党”与“重整旧党”，“彻底重建”与“改造”之间犹豫不定。【20】“本月大事预定表”。所谓“组建新党”，是觉得国民党是个烂摊子，“实在无法收拾，只有另起炉灶之一法”。【21】“组建新党”的念头并非始于台湾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对国民党失望时也曾有过此想法。蒋经国给他的建议是：“本党改造方针之不能实施，以人事关系，各干部成见太深，无法使之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也，只有另组核心，遴选积极有为之青年受直接领导，秘密进行，树立革命新生之基础也。”蒋介石对此建议十分欣赏：“审阅经国新组织意见，先得我心也。”【22】到5月底，蒋介石都是顺着“重组新党”的思路进行的：“与其改选不能彻底，则不如重起炉灶，以老党让归老者，而自立新党以建立两党制，反能奠定宪政基础，以免研究系、民社党等借政党之名义捣乱革命基础也。”【23】即“老党归老者”，自己另建“新党”。由此观之，蒋介石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蒋介石又考虑到“此时军事紧急，不宜急求改造”，在局面未稳定之前进行“改造”等于自乱阵脚，只能加速失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宣布协防台湾，台湾危机解除警报。蒋介石终于从疲于应付的危局中得到喘息之机，急不可待地决定要把思虑已久的国民党改造付诸实施。为统一思想、减少阻力，蒋介石确定分别与国民党内元老、反对实行改造的中央委员及确定为“改造委员”的人谈话。但对改造中受到最大冲击的陈立夫，则置之不理：“不欲约见立夫，警告其应自立自强与改革习性。”【24】这实际上也是对所有反对改造官员的一种警告。7月2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到会者50余人，会议主要内容就是讨论由蒋介石拟定的“国民党改造案”。
“改造案”主要包括三部分，在第一部分“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中，蒋介石着重说明了改造的原因和目的，指出改造的迫切性。他说：“四年来党的信誉之失坠，两年来党的失败之惨痛，中正和六届中委诸同志不能不共负完全责任。详审本党当前环境，默察革命客观情势，深觉六届中委如不停止行使职权，则今日党的改造不能发挥其政治革命的效能，亦即本党今后将无法负荷革命的责任。”“当此国家存亡革命绝续之交，中正惟有师法民三和民十三两次改造的精神，负起党章所赋予的重任，指派中央改造委员15—20人，协助中正进行本党改造的工作。同时，中正对于党中有功绩有德望的同志，聘为中央评议委员，督导改造，监察腐恶，使改造工作得奏实效。改造委员人数较少，专权集中，可责以实际之成效。评议委员延集本党耆宿，荟萃各种意见，将获致集思广益之功。”谈到改造的目的，蒋介石说：“对原有党员腐化贪污的事实，反动投机的倾向，毁法乱纪自私自利者，要严厉整肃，以恢复本党的革命精神”；国民党经过改造后，要实现组织严密，纪律严整，“每一个党员必须编入基层组织，每一基层组织务必深入民众，我们要以民众的需要为本党的政策，以社会的心理为革命的向导”，以便能够“承接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发扬光大，使其成为人类理性振聩发聋的木铎”，“使台湾成为自由中国复兴的基地，民主亚洲战斗的岗哨，世界和平英勇的先驱，人类理性睿智的先导”。
在第二部分“本党改造纲要”中，蒋介石规定了改造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原则，包括党的构成、组织、干部、作风、纪律、领导、党政关系及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等。“纲要”规定，国民党继续信奉三民主义，坚持“反共抗俄”斗争，以“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自由、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与世界和平”为目标，它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以民主集权制为党的组织原则；要健全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的组织，整肃党内腐败分子，“选拔具有忠党爱国，对革命事业绝对忠诚，接近青年及劳动民众，并能为其利益而奋斗等品质的人作为党的各级干部”。“纲要”特别强调，国民党员要彻底改造过去的错误作风，必须做到以下六条：“要实现主义”，“要尊重组织”，“要坚持政策”，“要深入民众”，“要讲求效能”，“要精诚团结”。
第三部分“本党改造之措施及程序”，规定了具体的改造措施及改造程序。其中主要措施有：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均停止行使职权，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行使上述两委员会之职权。该委员会名额为15-25人，“由总裁遴选之”；中央改造委员会下设各种工作部门或委员会，分负推进改造工作之责，“人员由总裁遴选派之”；设中央评议委员若干人，对党的改造负监督与监察之责，“由总裁聘任之”。同时也规定了改造委员会成立后开展工作的程序，待改造工作完成、各级党部重建后，由改造委员会呈请总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改造工作结束。【25】
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经讨论，完全通过了这项提案，其决议如下：【26】
本案承本党以往历史，应当前革命需要，并循全党同志要求，历经慎重研拟，复经总裁审订，应予通过，迅付实行。
随后，蒋介石对与会的中常委们训示：“切实纠正过去错误，从新做起，各本其固有之岗位，以致力于本党之重建，达成反共抗俄光复大陆的责任。党国前途，为成为败，为功为罪，在此一举。”【27】蒋介石视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为成败在此一举的重大举措。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的召开及国民党改造案的通过，标志着蒋介石酝酿已久的国民党改造运动正式开始。
根据“改造案”的规定，7月26日下午，蒋介石在台北宾馆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改造委员会成员遴选标准加以说明，并当场指定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棻、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蒋经国、萧自诚、沈昌焕、连震东、郭澄等16人为改造委员会成员，他们取代了由460人组成的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核心。蒋介石以“总裁”名义擅自决定停止中央委员会的职权，自行决定党的核心机构的更迭，任命成员，有违国民党的制度，反映了其反民主的独断作风。
新组成的权力核心具有很多特点，一是成员中新面孔居多，2/5以上不是原来的中央委员，多数成员在国民党中原先并非位居高职；二是平均年龄比较小，50岁以上者仅占1/5，50岁以下者占4/5，最大的曾虚白不过56岁，最小的沈昌焕只有38岁；三是学历高，16人中有10人曾留学美、苏、英、法、日、德等国，有的获博士学位，学历最低的陈诚和袁守谦也是保定军校和黄埔一期毕业。但新领导班子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们非同寻常的政治背景：张其昀、胡健中、曾虚白、萧自诚等人曾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郑彦棻、崔书琴、连震东、郭澄4人则是蒋经国领导的“三青团”的干部出身；陈雪屏、袁守谦则和时任“行政院长”的陈诚关系密切；原CC系的骨干分子张道藩、谷正纲也有一段哭阻蒋介石下野的历史。改造委员会对蒋介石负责，开会时由蒋介石任主席。从中央改造委员会的组成可以看出，国民党的这次改组一开始就充满了浓重的个人色彩，权力已从有名无实的中央委员会公开移向以蒋介石为主，陈诚、蒋经国为辅助的新核心。
为了照顾国民党元老们的情绪，化解党内因权力争夺而激化的矛盾，蒋介石还特别设置了中央评议委员会，特聘吴敬恒、居正、于右任、钮永健、丁惟芬、邹鲁、王宠惠、阎锡山、吴忠信、张群、李文范、吴铁城、何应钦、白崇禧、陈济棠、马超俊、陈果夫、朱家骅、张厉生、刘健群、王世杰、董显光、吴国桢、章嘉、张默君等25位大陆时期地位显赫者，为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中央评议委员完全是位尊而无权的赋闲职位。原在国民党党务系统内影响最大的陈立夫，竟然连评议委员也没有当上。对这种人事安排，蒋介石的解释是，“对于立夫所领导之腐化分子，投机分子之中央常委除了（张）道藩、（谷）正纲、（陈）建中等可以希望其能团结者勉予容纳外，其他一律摒除，解散常会，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并将旧日各部会彻底改组，而以老者聘为评议委员以慰之”。“立夫对党失败之责任，诚不能恕，谅其蒙蔽欺诈之罪恶犹不自知乎？”【28】从这种全面“除旧迎新”的人事大格局看，蒋介石虽未采取“组建新党”的改造形式，但实质上还是有与“老党”决裂的决心。
改造委员会27日举行第一次会议，蒋介石主持了会议，他要求各委员应“积极、团结、负责，以求集中领导、集中工作，从速完成党的改造，而达成党对反共抗俄之重大使命”。8月5日，改造委员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宣告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蒋介石亲临监誓，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常委及“政府”各部会领导人60余人参加，誓词曰：【29】
余誓以至诚，奉行总理遗教，遵从总裁领导，大公无私，竭智尽忠，团结全党忠贞同志，发扬革命精神，完成改造任务，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如有违背誓言，愿受党纪严厉之制裁。谨誓。
誓毕，蒋介石再致训词，指出：“过去的失败乃在全党同志未能切实奉行总理遗教的结果。”接着，他又重新宣读孙中山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开会辞全文，以示改造运动的目的在于继承孙中山当年的改组精神。
改造委员会下设七个小组：第一组，掌理“自由地区”及大陆地区各级党部或秘密工作之组织，与党员之训练及指导其活动；第二组，掌理产业、职业等团队，知识青年及其他特种党部之组织，与党员之训练及指导其活动，并负有关民众运动指导之责；第三组，掌理海外党部之组织；第四组，掌理宣传工作之指导、设计，党义理论之阐扬，及对文化运动之策划；第五组，掌理民意机构与政府党员之组织与政治活动，及对各“反共抗俄”民主政党联络之有关事宜；第六组，掌理对社会、经济、政治等动态有关资料之搜集、整理、研究，与对敌斗争之策划；第七组，掌理党营事业之管理，及党员经济生活之辅导。【30】此外，还设有秘书处、干部训练委员会、纪律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设计委员会等部门。蒋介石任命陈雪屏、谷正纲、郑彦棻、曾虚白、袁守谦、唐纵、郭澄依次为各组组长，蒋经国为干部训练委员会主任。
9月2日，中央改造委员会又发表了由蒋介石审订的《本党现阶段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是：【31】
第一，革新党的组织，使之成为坚强的战斗体，用三民主义的光明来消灭共产主义的黑暗，一切从台湾做起，带到大陆；第二，团结海内外革命志士爱国同胞，拥护联合国宪章，集中力量来扑灭共匪，抵抗苏俄；第三，实行民生主义的社会经济措施，保障劳工权益，实施耕者有其田，使各行各业都有均衡发展的机会；第四，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建立廉能有为的政治，完成三民主义的民主政制；第五，反攻之后，对元凶首恶匪干决不宽赦，被匪俄劫掠资产一律收回，欢迎国际投资，实行军民分治。
以此为开始至1952年10月两年多时间里，中央改造委员会在蒋介石主持与指导下共举行420次会议，通过了包括上述“政治主张”以及“中国国民党现阶段青年运动指导方案”、“农民运动指导方案”、“劳工运动指导方案”、“妇女运动指导方案”、“反共抗俄时期侨务政策”、“民生主义现阶段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纲目”、“筹组青年反共抗俄救国团原则”、“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纲领”等一系列决议案，奠定了国民党退台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政策的轮廓与基础。
在“改造纲要”和上述各项政策的指导下，国民党的改造工作自上而下全面展开，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建立各级改造机构，整顿党的队伍。继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后，台湾省改造委员会也宣告成立，主任委员由曾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的倪文亚担任。1951年2月12日，台湾22县、市党部及工矿党部等改造委员会又宣誓就职，蒋介石到会监誓并训话，他再次强调改造的重要性，“不但关系台湾前途的成败利钝，而且关系整个中华民国的生死存亡”，他要求各委员要“为大于微，图难于易”，从自身做起，从最小的事情做起，要学会服务，学会团结，要通过改造改变“党的干部与党员脱节，党员与群众脱节”的现象，树立一种服务的风气，“党部要为党员服务，党员为民众服务”，通过这些努力使民众“了解本党的性质，接受本党的领导”。【32】
随着各级改造机构的成立，整顿党的队伍的工作也逐步展开，首先进行的是“党员归队”。国民党的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一直十分涣散，大陆时期被人讥为“只见党部，不见党员”。国民党政权退台之时，大量党员滞留大陆，不愿追随殉葬。到台的党员也有人对自己的党员身份讳之莫深，尽力隐瞒，更不肯参加组织活动，可以说各级组织几乎瘫痪。1950年12月22日，中央改造委员会发布公告，号召国民党员迅速“归队”，即要求到台党员向各地的组织报到，以便重新编组。次年1月4日党员归队登记工作正式开始，至23日结束时，台北市登记换补党证者2.99万人，蒋介石所记：“党员归队如期结束，补行登记者只1万余人，总共既有在台党员为九万余名。”【33】虽然国民党的媒体吹嘘说“台北市各登记站，党员前往办理登记手续的，自晨至晚络绎不绝”，但相对于大陆时期的408.03万人，登记归队者仅占国民党原党员总数的2.4%，实在微不足道。【34】
对于所有登记党员，一律纳入党的基层组织小组，这些小组有乡村小组、工人小组、青年小组、机关小组、城镇小组、山地小组等共3万余个。党小组每两个星期召开一次全体党员会，进行思想学习，总结工作情况。对于不愿重新登记归队的党员一律撤销党籍。为扩充党员数量，改变党员构成，加强国民党在台湾的社会基础，国民党在整顿的同时，加大在普通民众中发展党员的力度，特别是在农民、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阶层中进行发展工作，吸收了一批本土党员。
第二，强化组织纪律建设。为改变国民党组织混乱、纪律松散的弊病，在改造过程中除严格执行党员登记、党员交费和党员定期学习的规定外，国民党还采取许多措施，加强组织纪律。
首先是改革监察制度，撤销形同虚设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级改造委员会中设立纪律委员会，负责监察党员行为、审核党的经费决算及审理各类违纪案件。对在党内搞小组织、违背上级政策与命令、不按时缴纳党费、不参加党小组活动、泄露党的秘密等行为，一律视为违反党纪而惩罚；将“变节通敌”、“跨党变节”、毁纪反党、贪污渎职、生活腐化且劣迹显著、放弃职守不负责任、信仰动摇、工作废弛、搞不正当经营以牟取暴利的党员皆视为腐恶分子，一经发现，当即清除。中央改造委员会号召各级党部、各个党员进行自身检讨，鼓励下级对上级的检举，党员之间相互检举。1951年7月，改造委员会颁布《本党各级党部业务设计执行考核办法》，定期考核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次年1月，又发起“自清运动”，要求所有党员对照“改造纲要”，进行自我反省。
其次是突出组织观念。中央改造委员会要求所有国民党员在党内要牺牲个人，服从组织，要按照“甲，一切通过组织，组织决定一切；乙，领袖采行组织的决议，干部贯彻领袖的意志；丙，以组织决定政策，以政策领导政治”的原则从事党的工作。凡不能执行党的政策、党的决议者，全部以违反党纪论处。此外，国民党在党政关系的确立、党营事业的管理、文化事业的鼓动、民众运动的开展、社会调查的举办、设计研究的进行等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改革措施。
通过这些改造工作，国民党对党员的控制有所加强，确定了党的组织原则与纪律，党群关系有所改善，有利于党的政策的推广。党的队伍也比退台之初有所扩大。据统计至1952年8月，国民党党员总数达到282959人，比改造之初增加50%以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党员结构有很大变化，农工分子、青年知识分子增加较多，在所有党员中农工分子占49.31%，高中以上知识分子占29.77%，25岁以下青年占35.29%。【35】
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改造运动寄予极大希望，对结果也表示满意：“本党改造提案正式通过，改造委员名单已发表，此乃革命史中之大事，实亦本党起死回生最后之一服单方也。此关一过，则今后革命行动，当较易为乎？事前所谓独裁与反民主之反对声浪，与对内对外之疑虑，皆一扫而空，不可不谓熟虑断行之效。”【36】1950年7月21日，“上星期反省录”。他认为，国民党改造运动“实为政治复职，军事集中二大处置以后之最后一着也，若非党务改造，则政治与军事亦不能如今日之奏效也”。【37】确实，对于蒋介石重新控制台湾局面而言，复任“总统”掌握了权力，军事集中结束了混乱，改造运动则稳定了权力基础，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四 国民党“七全大会”
在经过近两年的改造运动后，为总结改造工作的经验，巩固改造工作的成果，按照改造案所规定的程序，召开“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下称“七全大会”）之事被提上议事日程。1952年6月26日，中央改造委员会制订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开始进行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1952年10月10—20日，国民党“七全大会”在台北召开，出席代表169人，列席代表259人。这是国民党退台后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距1945年在重庆开的“六全大会”已有七年多。这七年间国民党从鼎盛转入低谷，经过了惊涛骇浪，从大陆败退孤岛，会议的规模与场面小了许多，不可与往昔同日而语。
蒋介石对“七全大会”极为重视，会前曾与改造委员会成员多次讨论，周密考虑，其自述：“近日对党务与组织之研究，乃为二十余年主持党务以来未有如此之用心者也。”【38】当时，许多重要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并未随蒋退到台湾，而是滞留海外，尤其是香港。他们也不认同蒋在台湾的所作所为，甚至在香港组织“第三势力”。蒋介石为了减少阻力，摸清情况，会前专门派洪兰友去了香港。而洪兰友返回后向蒋报告：“一般老党员们仍旧以权利面子为重，而一般国民与党外人士则已无条件拥护领袖。”【39】说明在港的国民党要人反蒋声浪依然不小。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对国民党的控制却空前加深了。据吴国桢回忆，参加大会的代表“十分之九是蒋经国的人”，“军方的代表大都是蒋经国的人”。【40】蒋经国已经感觉到党内其他人对其崛起的顾忌，甚至曾在会前一度向蒋介石表示自己不参加“七全大会”，以“略减嫉视”。【41】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改造经验教训、制定未来各种政策、修改党章和选举新的中央领导层。会议回顾了两年多的国民党改造工作，对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42】
中央改造委员会在总裁的坚强领导下，依照预定的程序和步骤，开展了本党的全面改造工作，两年以来，由于各级干部的竭智尽忠，努力不懈，使各项工作齐头并进。在自由中国，在大陆，在海外，不论是机关学校、工矿、农村、交通，以及部队中间都恢复并建立了党的组织，完成了原有党员的登记归队工作，淘汰了腐化恶化的反动分子，并根据党的社会基础，有选择地吸收了大量的、爱国的革命分子入党，使每一个党员都参加基层组织和小组活动，纠正过去党员脱离组织的现象，奠定了党的基础。
党员和干部的思想也发生了显著的效果。巡回训练能够深入基层，对于上下级的思想沟通、感情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革命实践研究院有计划地调训党内高级和中级的干部分子，消除了失败主义和悲观、失望、依赖、等待的心理，确立了自力更生、雪耻复国的思想，恢复了革命精神与必胜信念，是扭转危局确保台湾的重要因素。
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讨论通过了由他提出的《中国国民党党章修正草案》。新的《党章》全文13章80条，主要是根据国民党的现实处境增列了“改造纲要”中规定的、且已被证明为较有成效的条文，如有关党的性质、党的成分、党的组织原则、党的领导原则、党与“政府”的关系等，特别强调了党员义务和必须遵守的党的纪律等。
“七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选举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总裁。10月18日的第10次会议上由大会主席团依据国民党党章的有关规定提请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主席团成员王宠惠专门就提案向代表作了说明，在历数了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历史功绩”后，王宠惠说：“我们处在这个危险的时机，只有一条路可以自救救人，这一条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全党同志要坚持一致的团结，一心一德，拥护继总理而领导我们一直到今天的蒋中正同志为总裁，继续领导我们贯彻本党的主义，早日完成反共抗俄的伟大使命，希望代表公决。【43】经过改造，国民党内已重新确立了对蒋介石个人的崇拜，参加会议的代表更是经过选择的“忠贞之士”，所以王宠惠说明完毕，全场代表便一致起立通过提案，拥护蒋介石连任总裁。接着向蒋介石呈递了由出席代表与列席人员共同签名的一份致敬信，文曰：【44】
钧座：经全体代表一致之推崇，懋膺隆选，大勋允继，全党欢腾。惟反共抗俄之伟业方遒，斯革命建国之大责弥重，全党同志率循领导，誓竭忠贞之忱，共履艰难之任，续承前绪，再造河山，丕扬主义之光，宏展中兴之业。
这种效忠信加上代表们在蒋介石当选后呼出的“总裁万岁”口号，清楚地表明，经过改造，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控制确实加强了。
大会的另一主要议题是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成员。按照国民党的组织法，应该由全体代表大会在自由提名基础上，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在自由选举或提名基础上，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常委会。但会议进行中，在蒋氏父子的亲信的提议和拥趸下，中执委和中常委候选人的提名权被交给了蒋介石。而蒋介石召开“七全大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确定国民党新的权力机构，自称“余重在组织简洁与党员单纯，期在彻底整肃内部，乃为此次全代会之惟一宗旨也”。【45】故他对人事安排着力最多，在中央委员与评议委员选举名单确定的19日，他凌晨2时即醒，“未克安眠，考虑中央委员与评议委员名单甚切”，到5时最后决定拿去印刷。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处置国民党内的有影响的人物，陈诚提出希望能将白崇禧、顾祝同、蒋铭三、钱大钧等人列入，但蒋坚持认为，如果保留这些人，就是换汤不换药，“又将何以建党，更何以反共抗俄耶”？因此，他坚持遗弃。当天蒋介石主持大会，在选举中央评议委员时，他见到原名列在改造委员会29位评议委员之中的白崇禧与刘健群二人因未在候选人名单中，“而失望先退矣”。【46】蒋在后来的日记中写下了他摒弃二人的原因：【47】
本党代表大会提出评议委员名单，除去白崇禧与刘健群二名，乃为革命消除渣滓第一决心之表示，亦为今后革命组织最有效之一着。刘之投机虽不如白之甚，但其取巧败党之恶行则一也。而白之罪恶，举世上所有无耻、污秽、贪劣腐败、倒戈叛逆、军阀、奸诈阴险、狠冷酷诸德乃集于其一身而有余。二十六年来忍受其污蔑陷害，余亦不自其有如此耐力耶？
可见，蒋摒弃他们是“公私兼顾”，有报私仇的因素。但他也还是留有余地：对白崇禧“今惟亦除其党内之名位而已，而其军职犹在也”。
会议遂根据蒋介石的提名，选举陈诚、蒋经国、张其昀、谷正纲、郑彦棻、吴国桢、陈雪屏、沈昌焕、上官业佑、袁守谦、张道藩等42人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与“六全大会”时相比，中央执行委员会规模大为缩小，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成了中央委员。48位国民党内有影响与有代表性的人物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蒋介石对此结果很满意：“见中央委员当选名单，原有改造委员胡、曾、崔、连等委员皆未当选，但当选除黄朝琴稍差以外，其他皆颇年青有为或负责尽职之同志。……结果总算完满。”【48】
大会还听取了一系列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案》、《加强大陆地区对敌斗争工作案》、《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对于施政报告之决议案》、《对于军事报告之决议案》、《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等。20日，大会闭幕时发表宣言，表示在内政方面要“保卫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贯彻我们的民主宪政，从农业科学化和生产工业化的过程中力求社会财富的均衡”；在外交方面要“坚持在联合国的存在；反俄；建立太平洋反共阵线；恢复我国领土主权，挽救同胞的生命，夺回同胞的自由，筑定亚洲安全和世界和平”。【49】
会议期间，蒋介石多次出席会议的讨论，对“总章”的各项规定，尤其是对于中央组织系统与入党年龄，以及“特别与秘密党员”及“非党员顾问”之设置等内容发表意见。【50】会议期间，他再次提出更改“国民党”名称的问题，要求会议“专案讨论”。蒋经国等人研究后回复说，现在与“共匪”斗争时期，如果轻率改名，则会被“共匪”认为“国民党”已经被其彻底消灭，故在“共匪”未消灭以前，“不忍更改”。蒋介石接受了这个建议。【51】
1952年11月1日，国民党第七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改造委员会举行交接典礼。至此，历时两年又三个月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宣告结束。
客观地讲，改造有利于国民党在台湾的生存与发展。改造过程中它所采取的加强组织纪律的措施，在工、农、知识分子中发展力量的措施，在工厂企业中推行保险的措施，在农村中实施土地改革的措施都有效地提高了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改善了国民党与民众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其在台湾的统治基础。改造还促进了国民党顺利完成新老交替，一批年富力强、较有才干的官员被委以重任，这在中央领导层中更为突出。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80%以上是国民党的新人，他们拥有较高的学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他们都是军政各界的精英，有的还是专家学者、大学教授，使国民党的决策层较以前有了活力。
但改造运动最大的成果是强化了蒋介石个人对国民党的控制。改造过程中，国民党内的派系山头基本上被削平，绝大多数元老重臣纷纷落马。在222名六届中执委中仅有陈诚、周至柔、袁守谦、黄季陆、郑彦棻、陈雪屏、谷正纲、张道藩、俞鸿钧、梅友卓等10人连选连任七届中央执行委员；104名六届中监委中仅有曾任蒋介石办公室秘书的黄少谷当选七届中央执行委员；90名六届候补中执委中仅有吴国桢、陈逸云、郭寄峤、王星舟、唐纵、倪文亚等6人继续当选。在总计460人的六届中执委、中监委及候补中执委和候补中监委中只有60人（包括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评议委员）在新一届中央获得席位。但是真正能进入权力核心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不到总数的3.5%。【52】而像孙中山的公子孙科，元老派的居正，蒋介石的“财神爷”孔祥熙、宋子文，军界强人白崇禧、顾祝同等都沦为明日黄花。尤其是陈氏兄弟的“CC系”，更是土崩瓦解：陈果夫重病缠身命逝黄泉；陈立夫远走美国，养鸡闲居；张道藩、谷正纲改弦更张，投身蒋介石；而谷正鼎、余井塘、萧铮、潘公展、程天放、马星野等则被挤出国民党中央。“陈家党”一统天下的格局被陈诚、蒋经国一分为二，共同听命于蒋介石。由此，蒋介石对国民党党、政、军高层人事安排的控制也得到强化。自蒋介石任命中央改造委员会开始，确立了以后历届国民党中常委人选首先由蒋介石提名的制度，在蒋介石提名之后，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煞有介事地表决通过。军政要员则多出身蒋介石的贴身亲信。在台湾“各院”“院长”、各“部会”“首长”中曾任蒋介石秘书、翻译或侍从的有黄少谷、俞国华、沈昌焕、周宏涛、沈剑虹、沈锜、钱复等人；在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国防部长”、三军总司令等高级军事长官中，出身蒋介石侍卫官的有孙立人、马纪壮、于豪章、宋长志、郝柏村、俞济时、张彝鼎、唐纵等人。这样，在台湾政坛上形成了一个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官邸派”，他们左右着台湾形势，“这种现象是寡头集权制，或曰‘强人政治’的最突出标志”。【53】
改造运动也强化了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改造委员会加强了对国民党党员的思想教化，把蒋介石树为“中华民族革命的导师”、“全人类反共的先知先觉”、“悲天悯人的圣者”、“中华文化道德与东方王道精神所凝结的最高美德的典范”。【54】把封建的“四维八德”作为国民党的行动准则，在台湾制造个人神话，掀起效忠运动，牢牢地培养起国民党人对蒋介石的愚忠思想。
蒋介石对“七全大会”的总结中，更强调的是“汰旧”，认为清除了大量党内的“腐化分子”、“恶化分子”：“第七届党员大会圆满完成，所有历来靠党为生之滓渣、凡腐化恶化分子、军阀如桂系，党阀如□□*，财阀如孔、宋及孙科等，皆已彻底扫清，此一行动，自认为比任何军事政治改革为艰巨。以五百余之中委而减为四十八人之限额，若非不计亲疏恩怨，而有革命大无畏之精神，决不能致此也。”【55】至于会议成功的原因，蒋介石不止一次提出是接受大陆失败教训所致，如“非失败以后不能有此机会，亦不能获此进步也，不能谓非失败也有益也”；【56】“以退集台湾，范围较小，关系较简，所以有此始整以暇之良机，此乃赛（塞）翁失马，未始非福之证”。【57】这说明惨遭失败的蒋介石比过去清醒了不少。
总之，1950年7月至1952年10月间，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改造是一次以挽救党的危机为契机，以整顿党的队伍为主要内容的运动，改造之后，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比大陆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注释：
【1】《总裁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革命文献》第77辑，第81页。
【2】《总裁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革命文献》第77辑，第85页。
【3】《总裁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革命文献》第77辑，第88页。
【4】《总裁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革命文献》第77辑，第87页。
【5】《国民党在台湾》，第134—135页。
【6】《本党改造案》，《革命文献》第69辑，第448页。
【7】《本党今后努力的方针》，《蒋“总统”集》第2册，第1724页。
【8】《总裁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革命文献》第77辑，第91页。
【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6月8日。
【10】《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1年12月1日，“上星期反省录”。
【1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1年12月8日，“上星期反省录”。
【12】《党务报告要略》，《革命文献》第77辑，第119页。
【1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三十九年工作反省录”。
【14】《顾维钧回忆录》（十一），第237页。
【15】《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1月5日。
【16】《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3年8月1日，“上星期反省录”。
【17】《党务报告要略》，《革命文献》第77辑，第112页。
【18】《风雨中的宁静》，第240页。
【1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三十九年工作反省录”。
【20】《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1月1日。
【2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1月21日。
【2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2月3日。
【2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5月20日，“上星期反省录”。
【24】《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6月25日，“上星期反省录”。
【25】《本党改造案》，《革命文献》第69辑，第449—459页。
【26】《中央日报》，1950年7月23日。
【27】《中央日报》，1950年7月23日。
【2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三十九年工作反省录”。
【29】《中央日报》，1950年8月6日。
【30】《中央改造委员组织大纲》，《革命文献》第77辑，第1—2页。
【31】《中央日报》，1950年9月2日。
【32】《改造地方党务须知》，《蒋总统集》第2册，第1756—1757页。
【3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1年1月31日，“上月反省录”。
【34】《国民党在台湾》，第153页。
【35】《党务报告要略》，《革命文献》第77辑，第120页。
【36】《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7月21日，“上星期反省录”。
【3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三十九年工作反省录”。
【3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9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
【3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9月28日，“上星期反省录”。
【40】《吴国桢口述回忆》，第159页。
【4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9月11日。
【42】《对党务报告之决议案》，《革命文献》第77辑，第67页。
【43】《联合报》，1952年10月19日。
【44】《一致拥护蒋总裁连任本党总裁》，《革命文献》第77辑，第42页。
【45】《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10月2日。
【46】《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10月19日。
【4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10月25日，“上星期反省录”。
【4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10月20日。
【49】《联合报》，1952年10月22日。
【50】《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10月2日。
【5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10月4日。
【52】《国民党在台湾》，第164页。
【53】《国民党在台湾》，第169页。
【54】《国民党在台湾》，第138页。
【55】《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10月25日，“上星期反省录”。
【56】《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9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
【5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四十一年总反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