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妇联会”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试图把每个人都纳入其反共战争体系，以保卫这最后的根据地，并进而“反攻大陆”，重主中原。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举措，便是组织成立“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简称“妇联会”）和“中国青年反共抗俄救国团”（简称“救国团”）。
“妇联会”成立于1950年初。当时，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在中共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已如惊弓之鸟，随时面临灭顶之灾。在此关系国民党存亡绝续的时刻，蒋介石发起了“保卫大台湾”运动，广泛地进行社会动员，做最后的努力。刚从美国返回台湾、并发誓要陪同蒋介石与台湾“共存亡”的宋美龄，便“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对妇女的组织动员工作。
抗战时期，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中国妇女激于爱国主义，走出家门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宣传、募捐、救济、医护等活动都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第一夫人，并有强烈政治意识的宋美龄参与组织领导了上述活动。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进一步密切美国舆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争取更多的美国援华项目，宋美龄于1943年借在美国治病之际，积极展开公关工作，掀起了一股“宋氏外交旋风”。宋美龄先是在美国国会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引起了巨大反响；随后又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亲自主持下召开大型记者招待会；继之，她又到美国各地巡回演讲，工厂、学校、议会、市政厅、街头广场，赢得了美国舆论的广泛赞誉，甚至罗斯福本人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赞说：“由此演说，可知蒋夫人不但因为是蒋委员长的夫人，而是由于她本人有其伟大性格和卓越劳绩，作为其人民的代表，受到举世的尊敬和重视。”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此行，把中国抗战之声传遍了美国，蒋介石政府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滚滚美元随之而来。宋美龄也因此而成为颇为活跃的政治人物。
但时过境迁，让蒋介石、宋美龄意想不到的是，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共解放军的进攻下已是岌岌可危，而曾经给予大量援助的美国人，也因杜鲁门的上台而日趋冷淡，大量减少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并一度冻结之。为了重新获取美国援助，蒋介石再次记起“夫人外交”的法宝，于1948年11月，派宋美龄再赴美国游说。但此次访美受到了明显的冷遇，宋美龄尚未出门即接到美国方面通知，她只能以“私人名义”访问；到达美国后，也没有了往日的热烈与风光，只有少数右翼反共亲蒋分子对其表示了同情和支持。杜鲁门总统很长一段时间避而不见她。经多人撮合，杜鲁门终于在一次茶话会后约见了宋美龄。宋美龄代表蒋介石请求美国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反共救国的正式宣言，希望美国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直接指挥国民党军的反共战争，要求美国再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杜鲁门明确地表示了拒绝：除了已应允的4亿美元外，美国不可能提供更多的东西，“美国政府对蒋政府的援助已经到了极限”。【1】不仅如此，杜鲁门还在送走宋美龄后不断地批评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贪污，直至若干年后，他还愤愤地说：“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老蒋的38亿美元中，偷走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这就是曾经而且仍然在为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使用的钱。”
宋美龄在美处处碰壁后，遂在纽约里弗代尔的孔祥熙别墅中隐居下来，静观事变。其时，正是国民党政权崩溃之日，不少奸猾的政客纷纷借机到美国，孔祥熙、宋子文等干脆滞留不归，在美做“寓公”而不愿为国民党政权殉葬，美国也于此时宣布了弃蒋政策；蒋介石仓皇落草于孤岛台湾。倔强而不服输的宋美龄却选择了回归台湾之路，于1950年1月13日回到蒋介石身边。行前，宋美龄在里弗代尔对全美发表广播演说，批评美国的弃蒋政策，盛赞蒋介石为“世界政治家中首先揭发共产党徒阴谋的第一人，同时也是着手反共的第一人”，鼓吹“台湾是我们一切希望的堡垒，是反抗一个异族蹂躏我国的基地”。
这一“壮举”使众叛亲离的蒋介石感到“鼓舞”，他将宋美龄的返回，比作当年她在西安事变时的表现：“夫人回国对国家发生之影响，在此大陆沦陷、革命绝望、国家危亡岌岌不保之际，有势有钱者惟恐逃避之无方，而夫人竟在此危急之秋毅然返国来共患难，此种精神，不仅打消过去共匪一切污蔑之宣传，而其意义实不亚于西安赴难也。”【2】宋到台湾加速了蒋的“复职”速度。宋美龄从美国返回台湾后，就决定效法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运动，利用已有的经验，在台湾妇女界中发动一次新的动员运动，不过动员的目的是“反共”而不是“抗日”了。她在蒋介石支持下，多方奔走策划，联络组织台湾各界达官显贵的家属，筹组“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
经过近三个月的准备工作，1950年4月17日，“妇联会”在台北召开成立大会，蒋介石专程到会致词。他在致词中刻意攻击中共“用最残酷的手段，破坏我们的家庭，出卖我们的国家”，“甘愿做苏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工具，致整个大陆沦入铁幕”。他指出“妇联会”要多做“反共抗俄”的工作，“就是要拯救整个的中国，拯救我们全国人民，拯救沦陷区的亿万同胞，同时也是拯救我们自己”。他向“妇联会”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支持自己的亲人参加“反共”斗争，他说：“我们一定要大家联合起来，领导全体台湾的妇女同胞，在家庭，在社会，劝导自己的丈夫、兄弟，使每个人都能动员起来，参加反共抗俄的工作”；第二，防止中共渗透，“妇女同胞特别注意的是，现在匪谍的潜伏活动与阴谋……今天妇女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严密防止共匪的破坏工作，从而拯救我们的国家和自己”；第三，节约支前，他说：“希望全国妇女同胞贡献力量救国，而最要紧的就是节约，生活要特别节俭，以节余的人力、物力来推进反共抗俄的工作。”【3】显然，蒋介石是要将台湾妇女拉到自己“反共抗俄”的战车上，使其更便于组织动员。有人评论说，按蒋介石对“妇联会”的三项要求去做，当时台湾妇女人人都成了“身兼情报员、生产操作者、贤妻良母等三重身份的女超人了”。【4】
“妇联会”主任宋美龄在致词中也号召台湾的妇女“以精神成物质，以团结克服困难”，“在一个目标，一个旗帜之下，同为反共抗俄的圣战而战斗，而努力”。【5】
“妇联会”实际上是“一些蒋介石的门生故旧、部属随从的官太太们”，在宋美龄周围组成的一支“娘子军”。早期的骨干有“行政院长”陈诚的太太谭祥、省主席吴国桢的太太吴黄卓群、“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太太周王青莲、“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太太桂何相钦、台湾省保安司令彭孟缉的太太彭郑碧云，以及蒋介石儿媳蒋方良、石静宜等人。它设“中央总会”，由委员150人组成，其中常委15人，主任委员1人，由宋美龄担任。总会下设组训、宣传、慰劳、总务四组及秘书处，所有在台“中央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台湾省专科以上学校，以及各县市政府均奉令成立分会，海外华侨中的亲国民党者也成立了几个分会，前后共计50余个单位，各单位又在其附属机关及县市所辖乡镇区域成立支会，截至1952年3月，共成立支会172个。另外，“为使青年学子，均能纳入组织，以增加妇女反共抗俄力量”，所有台北市各中等以上女校以及县市所属中学先后奉令成立工作队。
“妇联会”成立后主要从事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训练妇女。“本会为提高妇女知识，培养妇女技能，动员妇女参加反共抗俄工作起见，故将训练工作列为中心工作之一。”“妇联会”先后举办了救护训练班、国语训练班、洋裁训练班及烹饪训练班。另外还组织了“妇女识字班”，“以达到扫除文盲的目的”。自1950年8月至1952年4月的一年半多的时间中，举办救护训练班9期440余人，国语师资训练班2期60余人，裁缝班2期70余人。这些训练班本身是为“反共抗俄”服务的，培训过程中注入了大量的“反共”内容。
二、慰劳军队。“妇联会”组成许多小队，分赴战区及后方伤病员所住医院进行劳军活动。如1950年6月，“妇联会”成员就先后赴澎湖、金门、台东及海空军基地“劳军”。在一些重要节日，则举办大规模的活动，如在中秋节、双十节、端午节、春节等节日，“妇联会”组织会员向士兵发放猪肉、罐头、牙刷、毛巾、糖果、拖鞋、短裤、汗衫等物品。宋美龄也曾亲自到各地“劳军”，别人“劳军”是在条件艰苦的前线与官兵吃住在一起，“惟独宋美龄不但是行在列车上，连带的吃喝拉撒睡，全部在她的那辆豪华专车上解决”。【6】
三、宣传。“妇联会”创办了《中华妇女》月刊，出版工作动态，举办妇女征文竞赛、壁报竞赛，印发《告英勇将士书》，搜集宣传资料，书报“劳军”，书写“劝降书”，设置图书阅览室，编制各项宣传工作纲要，撰文响应各项有关“反共”之工作和运动。“妇联会”还举办妇女讲座、广播演讲、时事座谈及歌咏比赛等活动，访问军眷，成立宣传工作队，放映电影，举办图片展，等等。
“妇联会”影响最大的一项工作是“缝制征衣”送往前线，激励官兵的“反共”士气。宋美龄倡导了“募集50万套衬衣裤运动”，发动各界妇女参加，报上经常刊登宋美龄坐在缝纫机前缝制衣服的照片和相关报道。自幼生长在富贵之家的宋美龄能缝制衣服本身就是一大新闻。很多年之后，当有人就此事求证于宋的贴身随从时，随从的一席话揭穿了国民党宣传上惯用的弄虚作假的伎俩：【7】
什么缝征衣？你们看到的是她在踩缝纫机的照片，可是，照片又不是连续画面，我跟她那么久，从来没有看到她缝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是要拍照的时候，她们妇联会的人就说，恭请夫人来拍张照吧，于是，把她请到缝纫机前面，叫她摆个缝衣服的样子，再按照相机快门，一张夫人缝征衣的伟大照片就这样完成了，可是，真正缝征衣的人，却是叫苦连天。
蒋介石对“妇联会”的工作给予了很大关注。对于宋美龄所取得的成绩，表示十分赞赏：“二年来蒋夫人在台湾组成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对于军队、社会，尤其是荣军、伤兵和游击队，都得到妇联会的帮助和救济，还是应该感谢妇联会同志们的努力。”【8】几乎每年“妇联会”成立纪念日，蒋介石都应邀至会发表训话，指示工作重点，如1953年4月他在该会成立三周年的训词中就向台湾妇女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要认清共匪在大陆实行的所谓婚姻法所加害于妇女的暴行，已使大陆妇女同胞惨遭迫害，大家应该口诛笔伐揭露共匪的残暴；第二，希望今后加强工作，使伤病官兵得到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而鼓舞他们革命的精神；第三，对于官兵家属应多加照顾和安顿，使官兵更加安心为革命工作努力奋斗。”【9】
“妇联会”表面上是半官方组织，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蒋介石在各方面给予全力支持，使其权力不断扩张，经费也很充裕。台湾出版的一本宋美龄传记中写出了蒋介石与宋美龄两人成立“妇联会”是各有所得：就蒋介石而言，他要把“反攻大陆”的政策“从男人的世界贯彻到女人的世界中，结成一个军事有机体”，同时为了奖励宋美龄从美国赶来“共赴艰难”，建立一个归她领导的妇女组织，可满足她的领袖欲；就宋美龄而言，她原本就热衷于当新闻主角，对妇女活动、儿童福利、孤儿救济等活动有较大兴趣，主导“妇联会”既可确定她台湾妇女界领导者的地位，又能帮助其夫的政治事业。从其成立背景、活动内容来看，说“妇联会”是国民党操纵控制台湾妇女的组织，大概是恰如其分的。
1965年后，“妇联会”更名为“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号称在台湾及海外共有54个分会、368个支会、20万会员。宋美龄继续掌控之，直到1988年国民党十三大召开，其亲信钱剑秋因落选国民党中央而离开“妇联会”，宋才最后交出该会权柄。
二 ”救国团”
“救国团”是继“妇联会”之后成立的一个专门负责青年运动的组织。
蒋介石对于青年工作颇为重视，大陆时期曾组织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以组织拉拢青年为国民党工作，但成绩不大。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在总结失败原因时，把青年工作的失败列为一个方面，他说：“我们在大陆上失败的最大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中不注重生活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致使青年“迷失革命方向，减少进步的力量”，造成“国家失去了青年，青年也失去了国家的悲剧”。为此，他极力宣扬“国家需要革命的青年”，“青年需要革命的教育”。【10】在1950年的工作计划中，蒋介石强调要发动“广大青年劳动反共救国运动”，【11】“召开青年劳动反共救国大会，成立全国性青年团体，发动青年反共斗争”。【12】确实，大陆时期国民党的政策普遍遭到青年学生的反对，国统区掀起的一浪又一浪反蒋运动，摇撼着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被共产党誉为反蒋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总结教训，蒋介石加强了对青年的领导组织工作，并交由蒋经国具体办理。1950年4月29日，在台北中山堂成立了“中国青年反共抗俄联合会”。该会有团体会员单位46个，经推定其中15个单位组成干事会，置总干事1人，由蒋经国担任。干事会下设总务、海外敌后、服务、联络、新闻、秘书六组，另设战时工作队、艺术工作队及奋斗周报社三个部门，从事军训、“劳军”、宣传、动员等工作，但参加这一组织的青年十分有限。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逐渐拉开帷幕后，蒋介石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更严密、功能更健全的青年团队，取代“中国青年反共抗俄联合会”，将台湾所有青年纳入其战时轨道中。蒋经国领导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奉命出面筹组“中国青年反共抗俄救国团”（以下简称“救国团”），具体负责者为蒋经国的助手胡轨、李焕等人。
1952年1月31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288次会议通过了由胡轨等人拟就的“筹组中国青年反共抗俄救国团原则”。会议决议规定：“组织该团之目的，在团结全国优秀青年，增进其智能，锻炼其体格，训练其工作技术，培养其爱国精神，从事各种战时工作。其中心任务，在反攻前参加各种训练，从事社会服务，协助文化宣传、社会调查，推行政令，以及发动劳军、从军及总动员运动；反攻时协助军队担任运输、救护、情报、通讯、组训民众、整理户籍、肃清匪谍、建立社会秩序以及有关战时工作；光复后协助政府担任教育、地方自治、土地行政以及各项建国复兴工作。”决议还规定：凡高中以上学生一律参加，社会青年在16岁以上25岁以下合乎规定标准者参加；对其应注重政治训练和军事技术训练，“其领导干部除专门人才外，应就原有教育行政系统中，选拔本党优秀而富有领导经验之同志担任；本团属于政府，本党以党团方式领导其活动”。【13】这次会议确定了“救国团”在平时和战时的任务、基本成员和干部组成，完成了“救国团”建立的前期准备工作。
3月29日，蒋介石在第九届“青年节”纪念之日，发表《为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抗俄救国团告全国青年书》，正式宣告组建“救国团”。他在文告中说：【14】
为了有效号召并正确领导我全国青年，使能普遍的展开第三次的青年大结合，我现在已决定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的正式组织，以适应爱国青年的共同要求，并将其纳入统一的组织之中……使全国青年在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的口号之下，努力推行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全面改造，尤其是“明礼尚义、雪耻复国”的文化改造运动和“敦亲睦族、勤劳服务”的社会改造运动，都要以青年为主力，为前导。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总动员的运动中，厉行战时生活，转移社会风气，发扬革命精神，提高科学技术，乃是建设台湾，光复大陆的有力保证，而且这是时代赋予中国青年的责任。
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和要求，蒋经国等人加紧了最后的准备工作。有关人员则加紧“团歌”、“团章”的拟定及团址的选定工作，舆论宣传方面也造了不少声势。10月3日，“救国团”第一次团务指导委员会议在复兴冈团部召开，被举为指导委员的台湾党政要人张其昀、郭寄峤、周至柔、谷正纲、陈雪屏、钱思亮、沈昌焕、程天放、蒋经国等人出席，会议通过了“救国团章程”。“章程”规定该团宗旨为“遵照总统‘反共抗俄爱国青年大结合’的伟大昭示而成立，在三民主义精义指导下，加强革命信念，增强革命知识，学习战斗技能，锻炼坚强的体魄，打倒苏俄帝国主义，彻底消灭朱毛匪帮”。“章程”规定该团信条为“信仰三民主义，拥护领袖，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自力自强，实践力行，互助合作，服务牺牲”。会议还讨论通过了“救国团团歌”，歌曰：【15】
时代考验我们，我们要赶上时代，是革命的青年，快下决心一起来，流汗血，拼头颅，莫徘徊，反共抗俄，回大陆，救同胞，把光明的大路打开，团结奋斗，拥护领袖，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起来，起来。
10月31日，庆祝蒋介石66岁生日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大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会议由“行政院长”陈诚主持，全体“团务指导委员”张其昀、蒋经国、吴国桢、黄少谷、谢东闵等均到会。蒋介石虽因“避寿”未到会，但以团长的名义为“救国团”成立特颁训词，向“救国团”提出三项要求：【16】
第一，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是一个教育性组织。没有革命的青年，国家就没有充沛的生机和进步的动力。但国家不给青年以正确的革命教育，青年亦必迷失了革命的方向，阻碍了进步的力量。在本团的教育和训练的方针上，必须与国家的教育和文化政策密切配合，而每个团员必须在三民主义的最高指导原则及政府决策之下，加强革命信念，增进革命知识，学习工作方法，锻炼坚强体魄，使自己陶铸为文武合一、德术兼备的人才，以担负反共抗俄救国救民的责任。
第二，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本团目前乃以学校青年为基本的组成分子，今后我们要从学校扩展到整个社会，无论机关、团体、工会、农场，一定要联合青年，团结青年，来共同参加此一大时代反共抗俄的战斗。同时在一个群众性的组织中，必须养成明礼尚义的德性，提高互助合作的精神，服从团体命令，严守革命纪律，才能发挥组织的力量，获致工作的成效。
第三，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是一个战斗性的组织。我们过去在大陆上的失败，是由于青年丧失了战斗精神，离开了战斗生活。我们领悟了这种惨痛的教训，必须提高战斗情绪，学习战斗技能……尤其是在文化改造运动和社会改造运动中更要以青年为动力，为核心。
“救国团”成立后，在台湾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一套严密体系。团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团部主任由蒋经国担任，副主任分别是胡轨、邓传楷。总团部由秘书室及组织训练、文化教育、青年活动、总务四组组成，后来这四组一室又演变成为七组、三室、一会，他们是：社会青年工作组、学校青年服务组、海外青年服务组、娱乐活动组、青少年问题辅导组、海外工作组、大陆工作组、研究发展室、事业企划管理室、会计室、团务指导委员会，担任这些部门领导的大多是蒋经国在大陆时期所罗致的亲信。在总团部之下，还建立了各级相应的组织，如台湾省设有分团，县市有总队，县以下地区有大队，大中学校也视人数多少而成立总队或大队，甚至在部分国外华侨青年中也成立了分支机构。由此，“救国团”把其触角伸入了台湾社会各个角落，强化了对青年人的控管工作。1952年底，蒋介石将青年反共救国团的建立当成是国民党党务方面取得的一大成绩：“反共救国团之组织，全省青年学生，皆可由党统一组训矣。”【17】
随着救国团组织的逐渐健全，其活动也按有关规定陆续展开：在干部培养方面，总团部为加强基层干部的组织，举办了8个青年先锋营，以在寒暑假期间集训各学校大队的区分队长，训练内容主要是军事基本技能；在政治教育方面，“救国团”在各校设立训导处，负责考核、管理工作，监视学生乃至老师的思想动态，组织各种学习班、演讲会和座谈会，向学生灌输“反共反俄”的思想意识，培养其忠于三民主义，忠于蒋介石的情结；在宣传方面，成立青年写作协会、幼狮月刊社、幼狮通讯社、幼狮广播电台、幼狮出版公司，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仇共仇俄”宣传；在军事训练方面，规定学校高中以上学生必须参加军训，各军种奉令组建若干战训队，以在暑假中接纳军训学生，这些学生被分到驾驶、无线电通讯、救护等不同的分队中，进行初步的军事技能训练。
“救国团”在蒋经国的掌控之下，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外围组织，成了国民党控制台湾青年的工具。每当国民党有新政策出台，它总是最积极的执行者。然而，该团的成立凭的仅是蒋介石本人的意愿和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的决议，并未通过任何行政或立法部门，这显然与国民党宣扬的“宪政体制”是相矛盾的。“救国团”利用特殊的政治背景，插手军队、教育、行政、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事务，自承一统。“救国团员”则为了政治上的晋升，抛弃学业，出风头，争权利，求享受，闹得学校乌烟瘴气。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救国团”的批评越来越严厉。“吴国桢案”发生后，作为团务指导委员的吴国桢于1954年2月27日致台北“国民大会”的政见书中说：【18】
所谓反共救国青年团之成立，实系模仿希特勒……青年团之成立，此机构究由国民党或政府负责，桢至今不明，其经费曾向省政府索要，经桢拒绝。此后经费究由何出，实可查究。自青年团成立后，动辄要求学校更换教员，压迫学生，以此诱得青年，造成不良风气，实将贻害无穷。
1957年，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发表社论说，“救国团”成立迄今，已5年多了，但这一单位究竟是何种性质，社会上还普遍的感到莫名其妙，其实“救国团之几乎无事不可过问，以至无处不可插足”。很显然，这是第二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预备队，甚至国民党内也有人说，这不过是国民党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公开做的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作而已。因此，社论建议说：“为了保存国家元气，尤其是防止政治掮客残酷利用，青年救国团实在是没有存在的必要，假使青年救国团真是爱护中国青年，根本便该自动撤销才对。”甚至国民党的元老派也表示反对，“其中，陈诚以三青团创始者反对最厉害”。陈认为，蒋介石应记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分裂为党团两大势力，“不顾党之将亡，恶斗不休，搞得天下大乱”的教训，不要再为个人势力的成长而“另外寻一个‘小国民党’”。双方争论许久而互不相让，直至最后蒋介石干脆命令陈诚去主持“救国团”成立仪式，争论才暂告一段落。【19】后来《自由中国》杂志则干脆称“救国团”为“经国的黑市机构”。【20】
尽管遭到来自各方的猛烈批评，但“救国团”的活动依然如旧，蒋介石对它的钟爱也一如既往。身为团长，他每年在建团纪念日都颁发“训词”，指导工作。“救国团”的存在，毕竟为蒋介石加强对台湾青年一代的控制，发挥了巨大作用。
蒋介石组建“救国团”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蒋经国培植个人势力，以顺利实现权力交接。“救国团”为国民党培养了许多高级干部，蒋经国本人担任总团部主任直至出任“行政院长”，长达20年。后来台湾政坛上的一些显赫人物，如谢东闵、李焕、李元簇、潘振球、宋时选、高铭辉等人也都曾担任过“救国团”的要职，这些人是蒋经国的基本班底。
“妇联会”与“救国团”是台湾很活跃的两个组织，控制面及影响颇大，不断为国民党的统治摇旗呐喊，而其主要领导人分别是蒋介石的太太与儿子。这说明他为了维护蒋家王朝的偏安局面，首先进行了“家庭总动员”，从而把大到军政大计的决策，小到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的运作，全部控制于蒋氏一家之手，其要控制台湾全部政治资源，不愿权力旁落，建立“家天下”独裁统治的用心，昭然若揭。
三 ”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
1952年以后，在美国保护伞下经过一年多喘息和整顿的蒋介石感觉到力量有所恢复，“反攻”的口号喊得越来越响，并进一步发起“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对反共思想体系重新修补，成立“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加强“反共复国”心理建设。
1952年元旦，蒋介石在《新年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我们今年工作的总目标是全力来推动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使台湾省确实成为三民主义政治设施的模范省和雪耻图强、反攻复国的基业。我们在反共复国总动员的大前提下，今年特别进行的是经济改造运动、社会改造运动、文化改造运动和政治改造运动，以促成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全面改造，来贯彻我们总动员的目标。”这四项改造运动的具体目标是：在经济改造运动方面，以“互相合作、增产竞赛”为口号，“厉行战时生活，提高增产竞赛，处处刻苦，时时努力”，达到“以有限的力量，来支持长期的战争”的目的；在社会改造方面，以“敦亲睦族，勤劳服务”为口号，发扬“热烈的同胞爱与坚持的责任感，为国劳动，奉公服务”；在文化改造运动方面，以“明礼尚义，雪耻复国”为口号，“发扬革命精神，提高科学技术，以振起全民对反共抗俄战争的敌忾气，养成青年担负反共抗俄战争的新活力”；在政治改造运动上，以“克难实践，自力更生”为口号，“每一个困难都要自己克服，每一个工作都要实事求是”。
以上四项，构成了“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的主题。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各部门及每个人“必须一一实践，努力做到，并用监察互助的力量，使懒惰的不得不动，柔弱的不得不强，以加强反共抗俄的动员”。【21】
“反共抗俄总动员”实质上是将台湾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蒋介石“反共抗俄”的宣传与实践中，不再只是空喊口号。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国民党各级机构采取了大量措施，用“总动员”的精神来规范民众的生产生活：经济方面，以增加生产和稳定物价为核心，提高工农业产量，稳定一般日用必需品价格，加强会计制度，整顿公营事业；社会方面，在各级部门推广普及“总动员月会”，强化地方治安，改善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加强卫生行政，增进人民健康，改善矿工、盐工及渔民的生活；文化方面，主要是强化学校教育管理，组织学生在暑期到军队中服务，恢复军训，编印出版“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组织青年反共救国团，鼓励谱写宣扬“反共复国”的文学作品；在政治方面，实施警户合一，改善户籍行政，提高司法效率，革新监所业务。
这些措施，强化了对台湾民众的控制，因而获得蒋介石的赞许，如他赞许每个机关都要举行的动员月会，“不但是战时推行动员的基层组织，也是平时贯彻法令的良好途径”。他说，经过“总动员”，“不论农业与工业，去年各种生产成绩，都超过四十年度的产量，其中有若干种产业（如米、糖、纱布、砂、铁皮以及船舶修造等），不但超过四十年度的产量，而且超过四十一年度计划产量的最高额”。【22】
但是，蒋介石对最初的结果不甚满意，他在1953年元旦又提出了对总动员运动新的要求，他在“元旦文告”中说：“在今年这一年中，更要全力推行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完成反攻大陆的一切准备。”他在重弹“总动员”重大意义的老调后，提出了“新、速、实、简”四项要求。所谓“新”，就是对于旧有暮气惰性的积习，要求扫除，对于科学和工艺的水准，要求提高，即“除旧布新、去腐生新”；所谓“速”，就是要求不拖延，不推诿，对于问题要立求解决，对工作要如限完成；所谓“实”，就是不虚伪，不欺妄，对于设计要细密，对于业务要精强，对于考核要严正，即“精益求精，实事求是”；所谓“简”，就是简单明了，不琐碎，不复杂，更不可含混笼统，拖泥带水，组织不要重床叠架，办事不要繁文缛节，即“工作要科学化、制度化”。【23】
几年的“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的确转移了台湾民众的注意力，使国民党得以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统治基础。尤其是经济上“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和“四年经建计划”的执行，使民不聊生、物价飞涨的状况大为改善。然而，年复一年，“总动员”已聊无新意，“反攻大陆”似更遥遥无期，许多人已开始怀疑，只是慑于高压政策，敢疑不敢言，但仍有胆大者私下谈论“反攻无望”。若此种情绪传播开来，将危及国民党执政的基础，因而从1956年起，蒋介石把“反共抗俄总动员”的重点转向“心理建设”。蒋介石在1956年“元旦文告”中说：“我们反攻复国的主观和客观条件都已存在了，而今日所差的一点，只在我们海内外同胞，对反共复国的心理和观念，如何改正而已。……因之，我们今天精神武装和心理建设，比任何武器更为重要。所以，我们今年工作的中心是反攻复国的心理建设的精神动员。”他提出加强心理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砥砺礼义廉耻的民族气节，发扬孝悌忠信的固有德性，加紧反攻大陆准备”。【24】
于是，蒋介石倡导的“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又增添了一项“心理建设”的内容，他多次演讲心理建设的意义，详细阐述“反共复国心理建设要旨”，将心理建设归结为三个方面：哲学思想、科学思想和军事思想的建设。但其实质在于提倡他所信奉的“礼义廉耻、孝悌忠信”，让民众与他共同克服困难，作好长期困居海岛的心理准备，以对抗“反攻无望论”。
在蒋介石的一再鼓动和要求下，台湾社会各界又掀起了心理建设的各种活动，使渐渐冷落的“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再度热闹起来。蒋经国的“国防部”总政治部首先起而响应。4月27日，“国防部”颁布了《国军心理建设推行纲要》，通令三军官兵切实遵照实施。纲要规定，心理建设的目标是“建成反攻必胜，复国必成的乐观心理，培养忠勇积极的奋斗精神”，为此，必须“绝对信仰主义，赤诚服从领袖，誓死效忠国家”。在具体实施方面，“纲要”要求所属各部结合各自实际，制订各自可行的实施办法，印发蒋介石“元旦文告”，集中向官兵宣读讲解；印发有关心理建设的标语书册，分别张贴阅读；军中一切电台报刊，应不时作有关心理建设问题的阐扬与播讲；创作有关心理建设之影剧歌曲，在军中放映演唱；发动官兵以心理建设为题材，定期展开讨论、座谈，并举行演讲、论文、歌咏及壁报等种种比赛，运用一切宣传工具与方式以扩大影响，宣传倡导。【25】
这样，在军队的带动下，台湾的政治视线全部集中到心理建设上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活动也随即出现。然而，不管花样如何翻新，说到底仍不过是新瓶装旧药，本质上还是要培养“仇共”情结，建立起对蒋介石个人绝对忠诚的君臣关系。“精神动员”、“心理建设”只能起一时作用，毕竟要与现实相结合，蒋介石倡导“动员”的目的，是要“反攻”。随着时间的流逝，仍有人不断对“反攻”的可能性提出质疑，“心理建设”的作用十分有限。
四 发表《苏俄在中国》
为了指导“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蒋介石不断地发表谈话，出版各种小册子，总结经验教训，阐述“反共抗俄”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两本：一是《反共抗俄基本论》，二是《苏俄在中国》，尤其是后者的流传较广。
《反共抗俄基本论》是蒋介石1952年10月在国民党“七全大会”期间提出的，全文八章四万余字。他是这样说明写作目的的：“如果要革命的理论有力，就要大家意见一致，而后才能行动一致，实力充沛。但是大家最应注意的就是理论决不可以离开事实，离开时代，换句话说就是要了解今天民众的切身利害，要代表民众发出其由衷之言，再用理论来说明主义，用行动来证明主义，那主义才能深植人心，也就为大家乐于接受和实践”，“我们认为惟有在三民主义最高原则指导之下，才能发挥民族的潜力，争取反共抗俄战争的胜利”，“反共抗俄战争的胜利，就是三民主义的保证”，故提出《反共抗俄基本论》以指导未来的反共抗俄战争。【26】蒋介石对《反共抗俄基本论》甚为重视，“自觉甚费心力，而于今后反共事业影响必大也”。他在日记中曾自问：“此乃继《敌乎？友乎》、《中国之命运》二著之后最重要之著作乎？”【27】《敌乎？友乎》发表于全面抗战前，论述中日关系走向；《中国之命运》发表于抗日战争后期，讨论战后中国社会的走向，是蒋最有影响的两部著作，均曾引起过很大反响。
蒋介石先追述中俄关系的历史来说明“抗俄”的必要性。他说俄国自伊凡三世建国以来就是一个侵略国家，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实为我中国惟一的世仇和大敌”，而今日之苏共思想是“节取马克思主义，并融合了俄国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沙皇专制与大斯拉夫主义的内容，在一国建立集权独裁的专制制度，对世界进行征胜人类的思想系统”。他攻击中共是“流寇与汉奸以及侵略者工具的结合，其暴虐凶顽，为历史上空前未有，只有石勒与王弥合兵亡晋，满清与李闯并力亡明可与比拟”，中共不过是苏俄的“傀儡”，大陆新政权是“汉奸政权”，其作为无非是“控制国家，控制人民，把中国政治上并入苏维埃联邦为藩属”，“经济上加入俄帝国防体系，为其侵略战的工具”，从而完成把“整个中国属于俄帝的苏维埃政权的版图”的过程。因此，他提出自抗战胜利后，国民革命进入了第三期，革命的对象是“共产国际第五纵队之朱毛奸匪”，革命的本质是人民生活方式的社会斗争，而其任务是要求“社会生存、国民生计和群众生命获得确实保障”，国民革命的方略是“建设三民主义”。【28】
近代以来的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伤害之大，掠夺之重，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蒋介石把“反共抗俄”当成“国民革命”第三期的根本目标，将“反共”与“抗俄”联在一起，将中共说成是“苏俄的傀儡”，将中国革命的胜利视为“苏俄霸占中国”的第一步，显然不是不懂历史，而是有意歪曲历史事实，实质上是在转移视线，煽动群众复恨情绪而已。在国民党一片“反共抗俄”的鼓噪宣传中，台湾军队还炮击扣押行驶在公海上的苏联商船，台湾当局还在联合国大会上煞有介事地一次又一次提出“控告苏联侵略案”，要求联合国大会“制裁”苏联。【29】这里除了蒋个人对苏联的积怨外，还有更深的用意：一、推卸大陆失败的责任，既然中共是“苏联的傀儡”，那国民党大陆时期的对手实际上是强大的苏联。照此逻辑推论，其失败很大程度上不是蒋介石无能，而要归结为“敌人”太强大了。二、讨好西方国家，抬高台湾的“国际地位”。国际形势演变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台湾被当成“国际弃儿”无人搭理。蒋介石高举“反共抗俄”大旗，突出其反对苏联的特色，并自诩为是“反对苏联全球扩张的第一线”，拼命要挤进西方阵营，引起外国的重视，以获取青睐与支持。三、便于对台湾人民的愚弄与控制。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台湾人民必须有极强的忧患意识，克勤克俭，在国民党领导下“统一意志”，方可能完成。同时，准备工作必须格外认真周全，这也为国民党空喊“反攻”而无行动提供了借口，批驳“反攻无望论”。基于以上原因，蒋介石始终抓住“反共抗俄”口号不放，甚至到1960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展开大论战，两国关系走向紧张之时，台湾仍在说中共是“傀儡”，继续“反共抗俄”。
蒋介石也深知空喊口号无益，“反共抗俄”要落实到对日常工作的指导上，而在当时，他提出在现阶段发展三民主义的纲要，就是要把台湾建设成为反共抗俄的基地和模范。因此，学习研讨《反共抗俄基本论》成为“七全大会”的主要内容之一，会议结束时还专门作出了一项决议：【30】
总裁交议之反共抗俄基本论，对本党主义精义，革命真理及反共抗俄应对方略，乃至必胜必成之道，提示周详，深切著名，实为本党今后反共抗俄革命建国，在思想言论及行为上所遵循之准则。本大会兹特郑重决策，敬谨接受，凡我同志务须因认识统一，求力量之集中，同时亦应本提示之基本原则与理论纲领，悉心研讨，实践躬行，以期发扬光大。
“反共抗俄”由此成为国民党各项政策的指导，各部门各级单位被通令学习研讨，广为宣传。
《苏俄在中国》是蒋介石写于1956年年底的继《反共抗俄基本论》之后的又一本反共理论著作。此时的国际形势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有所缓和，“和平共存”的口号在国际交往中开始被接受，双方接触有所扩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尖锐对立有降温的迹象，并开始进行事务性会谈，西方各国对这种进展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支持和欢迎。国际局势的这种演变趋势，对于在两大阵营对立中获益多多的台湾显然极为不利。蒋介石为阻挠这一缓和趋势，特写此书，企图通过对亲自经历的“惨痛教训”的诉说，“能对今日同遭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国家及其领导者有所裨益”。他说：
我深恐今后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陆，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转而为害于世界人类而无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将本书公之于世……唤起我全国同胞以及自由世界爱护自由和民主的人士的警惕，共同认识俄共及其傀儡中共，对于任何一个自由国家与自由人士所要求的“和平共存”，不过是要你单方面接受他的“和平”，让他俄共独自生存，并听其第五纵队自由发展，而最后任其从外部来武装征服，或从内部来和平转变之简单符号，最终达成其统治世界、奴役人类的目的。
《苏俄在中国》包括“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后果”、“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三篇，以及补述“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该书的另一副题为“和平共存？”表明其宗旨在于对“和平共存”理念的质疑和批评。
书中，蒋介石回忆了其与苏联间的四次和平共存经历及所带来的“惨重教训”。他认为第一次和平共存是20世纪20年代的国共合作，结果是“共产国际指使其中国支部的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利用国民革命以图接近群众，煽起斗争，颠覆本党，然后他再假借三民主义的旗帜，由他来领导北伐，独占中国”；第二次和平共存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期，结果是苏联帮助中共“先求政治解围，再图武装发展，使其死灰复燃，更企图在我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以散播失败主义来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达到莫斯科独占中国的目的”；战后与苏联和平共存中，苏联又帮助中共借“和谈”来“束缚国军的双手，分化中美的合作，以便利其全面动员和全面叛乱”。因此，蒋介石的结论是：“中共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三十几年来，中俄与国共之间几度和平相处，几度决裂，“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大陆关进铁幕，作为苏维埃帝国征服亚洲侵略世界的基地”，教训是“惨痛”的。
姑且不论蒋介石把中苏关系30年的曲折发展归结为四次“和平共存”，有失简单，难免为己所需，就是他所叙述的四次“和平共处”，也完全是歪曲历史。每个国家在与别国发展关系时，都有自身利益，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中有利己动机不足为怪。问题的要害是，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并非这些政策的“受害者”，反而是积极推动，主动与苏联联合，仍以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所列举的几个事件为例来看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