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一般民众对陈诚勤勉任事也颇多好感，民间流传着他从不用公家车子送子女上学，卸去军职后不另添制服，只将旧军服改造后再穿之类的故事。
陈诚去世当天，蒋介石发表“总统命令”，表彰陈诚的功绩，布置治丧工作，命令由张群、严家淦、黄国书、谢冠生、莫德惠等党政大员负责治丧工作，“以示优隆”。在蒋介石指示下，台湾为陈诚准备了隆重的治丧典仪。
陈诚遗体安置在台北殡仪馆内，供人吊唁。蒋介石的亲笔题挽匾：“党国精华”和挽联：“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高悬在灵堂内。3月6日，蒋介石夫妇去灵堂向陈诚遗体献花致哀。【32】3月10日，蒋介石夫妇又参加了台湾当局为陈诚举行大殓公祭仪式。整个仪式过程中，身着长袍马褂的蒋介石“面带着戚容”，“神情沉重”，步履“沉重”。【33】
陈诚的殡葬典礼在当年的8月30日举行。陈诚的灵柩由台北殡仪馆起运，至台北县泰山乡同荣村墓园安葬。蒋介石特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主持典礼，他本人则先后在台北殡仪馆和泰山乡两次向陈诚灵前致祭。【34】
陈诚的去世，使蒋介石失去了一位得力助手，也使台湾政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权力真空，国民党副总裁一职从此取消，“副总统”一职也一度空缺。另一方面，也自然地为蒋介石“传位于子”的计划扫清了障碍。此后，蒋介石加紧培植蒋经国，以让他能早日接班。
当时，台湾政界有陈诚与蒋经国争当蒋介石“接班人”而不愉快的传言，蒋经国也借祭奠陈诚而标榜与陈的亲密关系，他说：“陈副总统卧病以来，我曾晋见过多次，最后一次谈话，是3月1日上午。当时副总统曾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和我谈话……对我个人勉励有加。”【35】
四 第四次当选“总统”
台湾社会和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与美国的援助是分不开的。1965年6月2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台经济援助于本月底结束。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租借法案”和“联合国善后救济计划”，但战争结束后即告停顿。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援外法案”，其中第四章对华部分被称为“1948年援华法案”。同年7月，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签订了“中美经济援助协定”。按照这个协定，美国的对华援助主要是粮食及医药用品，而且金额有限。国民党政权退台前后，美国援助已告中断。直到1950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才重新开始了对国民党政权提供援助。美援从1951年开始到1965年结束，总金额达14.8亿余美元。美援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
首先，美援对稳定“台湾当局”的财政、抑制通货膨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美援，当局不仅消除了财政赤字，而且有了数目较大的储备。其次，美援为台湾提供了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资本，使得重要的经济部门和基础设施有了很大发展，从而大大缩短了台湾经济实现起飞的时间。而美援50年代初在台湾的象征意义，对稳定民心士气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1963年，美国以台湾经济增长和美援装备已超出台湾防卫需要为由，大量削减了对台的援助，两年之后，正当台湾处在经济起飞之时，则彻底关上了经援的大门。
美国宣布停止对台援助，无疑将对台湾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对此，台湾当局采取大量相应措施，力图避免因美援停止给台湾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后果，并以此为契机，继续扩大业已形成的经济模式。从60年代初，台湾经济即从“进口替代”为主的内向型经济模式向“出口扩张”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转变，经过几年的努力，台湾经济已有较大发展，无论工业还是外贸，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此时，更加大了力度和加快了步伐。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地位也相对稳定。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各项建设事业则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陷入停顿，尽管对金门的炮击没有停止，但已显得自顾不暇，对台湾的压力明显减弱，这使台湾有了喘息之机。
1966年2月19日至3月5日，台湾召开“国民大会”一届四次会议，选举“总统”。这次会议是在当局的“法统”受到日益严重的质疑与挑战的情况下召开的。除了“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日益老化外，蒋介石还被几个问题所困扰：一是“国大代表”们一再要求增加“创制”、“复决”二权；二是如何增订《临时条款》，赋予蒋介石更大的权力；三是“副总统”一职在陈诚去世后由谁来继任。
蒋介石虽凭着绝对权威和党政系统控制“国民大会代表”，可每次召开“国大”都有些头疼，因为要靠“国大代表”最终选他当“总统”，而那些代表不甘心只当投票机器，他们要求增加权力。蒋介石只想让他们投票，不愿给他们权力，以防作茧自缚，日后碍手碍脚，他对“国大代表”的扩权要求，或拖延敷衍，或强词压抑。在“国民大会”正式会议前召开的临时会议上，果然有不少代表提出要增加“国民大会”的创制、复决两权。蒋介石在讲话中想方设法压制这一要求，他说：“在此次大会中，对于议题的讨论与决定，必须尊重全体选民的热望，与整个国家的前途，即以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为准绳，而毋负于国民大会的神圣职责。”接着他话锋一转，“鉴于当前赤氛未灭，大陆未复，际此反攻前夕，国家根本大法不宜多所更张，凡属修宪问题可留待光复之后从容商讨，次第进行，当能益符民望，愈洽事机”。实际上是将提出通过修正宪法来增加“国民大会”创制、复决权的人说成是不顾大局，无视选民期望。
在讲话的最后，蒋介石更明确地表明了态度：【36】
国民大会代表对于一切问题之思考与决定，绝不可以小我的权利关系，以影响复国建国大计。须知全国军民十六年来忍辱负重，所艰难缔造的反攻基地，乃为今日仅存的一片净土，得之殊非容易，应该特别珍惜，共同维护。更不忍使之纷纭扰攘，自乱步骤！如果不授权政府衡量戡乱情势，而硬性规定行使创制、复决两权，那不但违背了国父的遗教，而且根本违反了宪法第二十七条及第三十条之基本精神，而其于法于理，更不合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性质，且只有牵累反攻复国之行动。其势将破坏宪法的精神，损害国民大会的尊严，这绝非中正之所忍言，当尤非代表全国民意报国救民的诸同仁之所愿出此者！
最后，蒋介石再一次要求“各位同仁，体念我国民主宪政缔造的艰难，正视目前匪我消长的机运，与国家安危的关键，急其所应急，缓其所应缓，操危虑思，走明智的抉择，完成我们复仇雪耻、救国救民的历史任务”。
蒋介石以“违反总理遗教”、“破坏宪法精神”、“损害国大尊严”等一顶顶大帽子，再次弹压了“国民大会”代表的扩权要求。结果，“国民大会”只按蒋介石的旨意，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进行了修改，增加内容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动员戡乱时期，本宪政体制授权总统设置动员戡乱机构，决定动员戡乱有关大政方针，并处理战地政务”。二是“总统为适应动员戡乱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机构及人事机构，并对于依选举产生之中央公职人员，因人口增加或因政出缺，而能增选或补选之自由地区及光复地区，均得订颁办法实施之”。【37】凭借这两条，有关台湾岛内的任何大政方针不仅必须由蒋介石最后拍板，而且他还可以任意变动政府机构。再加上从1949年即开始执行的“戒严法”，整个台湾岛完全置于蒋介石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表白自我，“职责深重与任务之艰危，益之以许身革命至五十余年，其一贯实践三民主义宪政之治的区区赤诚，当夙为我代表同仁之所共见，而亦为全国军民同胞之所共信，誓当鞠躬尽瘁，效命前驱，以期无负平生革命报国之志节”。【38】
蒋介石在“副总统”的选择上更显出其私心。他通过精心策划和运用铁的手腕，要为其子蒋经国日后接班，成为台湾最高党政领导铺平道路。
蒋介石刻意栽培，使得蒋经国到50年代中期已羽毛丰满，台湾政坛能与之抗衡者只有陈诚一人。
陈诚虽获蒋介石信任，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内心苦闷，一为实权与名分相差甚远，处处要请示蒋介石；二是凡事要让蒋经国三分。蒋经国与陈诚的矛盾激化始于1960年第一届“国代”第三次会议上。按照宪法规定：“总统连选连任一次”。蒋介石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已届满，如果当时蒋介石卸任的话，作为“副总统”的陈诚，自然顺理成章地接任。陈诚有过此想法，并误解了蒋介石某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讲话，认为蒋会让位。陈诚曾在冈山召集亲信将领，密商接班布局。然而，蒋介石并无让位的打算，反而修改“临时条款”，确定其“终身总统”之地位。对此，陈诚虽仍出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但内心惶恐之状自不待言，遂以身体不佳向蒋介石坚辞“行政院长”一职。此后，陈诚病情日重，于1965年3月去世。
在陈诚病逝前两个月，蒋经国终于当上了“国防部长”。蒋介石同样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在台湾，控制不了军权，日后是接不了班的。原来的“国防部长”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为了尽量让蒋经国这位“副部长”多负一些责任，他经常去美检查病情，以便“国防部”工作均由蒋经国全权办理。蒋经国上任不到半年，俞大维即以“赴美治疗”为由向蒋介石提出辞掉“国防部长”一职的请求，并推荐蒋经国自代。他对蒋介石说：“由他来做比只有我做或现在的其他任何人来做都更好。”既然如此，蒋介石也就“让他试试了”。【39】这样，蒋经国“才算在政治舞台上，正式以主角的身份出现，较诸以往数十年来都是做些幕后或辅佐的工作，形象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的”。【40】不久，副总统陈诚去世，“一死一让贤，经国稳步接班，无以名之，时也运也”。【41】
在本次“国大”前，“副总统”的人选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只要蒋介石出马，“总统”非他莫属，无人能争，关键是“副总统”人选。按说在蒋介石绝对权威之下，“副总统”根本无实权，陈诚当时有所作为，是因为他还身兼“行政院长”一职。陈诚逝世后，“副总统”的人选自然应是元老级的张群、孙科、何应钦等人。然而，随着蒋介石年事渐高，“副总统”一职可能成为日后接班的关键，他在选择时颇费思量。
蒋介石心里非常清楚，他是以80岁的高龄出任第四届“总统”的，依目前状况，身体还行，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倘若一旦“崩逝”，“副总统”将自然升为“总统”。既然蒋经国尚暂不适合当“副总统”，这个职务必须由一个既没有个人野心，又不存在个人派系和班底，甘心充当屏风和花瓶，甘心为蒋经国保驾护航的人物来担任。
国民党内，严家淦比较符合蒋介石的标准。严家淦在国民党退台后，先后任“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台湾省政府主席等职，后复任“财政部长”，曾主持台币改革，以擅长平衡财政闻名，1963年12月升任“行政院长”。他英文极佳，以技术官僚人才跻身于权力核心，主要是基于时代的需要，他正好赶上这班车，而其性格特征使最高当局对他很放心也是重要原因，这就是，“一没有权力欲，没有领袖欲，不必担心他会僭越滥权，威胁到领导者的权威的地位；二是他不刻意突出自己，个性圆融通达，不过分坚持己见，是个能执两用中，善于截长补短，折衷的政治人物”。【42】蒋介石对严家淦的评价颇高，在其当选“总统”后，于3月25日“国大”第四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致词中，他称赞严家淦“智慧卓越、学识渊博，而性行则外圆内方，其砥砺兼隅与公正无私之操守，乃受革命数十年所陶冶而成之品德”，“精神、毅力又卓越过人”。【43】
以严家淦这样浅的资历出任“副总统”，自然引起国民党内很多人不服。因此，提名之前，蒋介石为了能使他顺利当选，颇费了一番周折。
按照惯例，国民党于3月7日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推选党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须先由蒋介石提名，然后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才可作为国民党提出的候选人交“国民大会”选举。
蒋介石在会上发表讲话，称“中兴以人才为第一”，强调选择“副总统”人选的重要性。这个基调定好后，蒋介石煞有介事地在张群、何应钦、孙科、严家淦四人中挑来挑去。台湾中央社则秉承蒋氏的旨意，有意向各报发出张、何、孙、严四人的标准照备用，显示他是在认真考虑，并无预定人选。在私下，蒋介石还向张群表示，希望他做“副总统”候选人，深谙官场之道的张群早知蒋意，赶快推说自己年事已高，建议选70岁以下的人为宜。
到了3月10日，按九届三中全会的议程，已到了投票通过“副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关键时刻，但蒋介石仍按兵不动，窥探动静。直至大会召开前，蒋介石才召集张群和中常委，征询提名意见。蒋介石明确表示：“副总统候选人必须由年事较轻、精力充沛的同志担任，才能迎接未来艰巨的挑战。我的长处是军事、党务，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是外交及财政经济，他的长处是我的短处……因此，我决定提名严同志为副总统候选人。”【44】众人知蒋早已胸有成竹，意志甚坚，当然不敢持异议。提名后随即付表决，九届三中全会投票结果，严家淦以接近全票的多数通过。
消息传出，“国大代表”们意见不一，吵吵闹闹，不可开交，因为国民党内许多元老都不赞成严家淦担任此职，有人属意张群，毕竟是党国元老，“功勋卓著”；还有人建议蒋经国，但居心不良，选他实际上是给蒋介石难堪，如果真的出现蒋氏父子分别任“总统”、“副总统”之职这种世界政坛上绝无仅有的一幕，那蒋氏父子何以见人？当然还有不少代表对其政治木偶生涯不满，存心对着干，暗自弃权以示抗议。蒋介石做了不少工作，以确保严家淦能顺利上台。
3月21日，“国大代表”进行“总统”选举。不知是自知无力竞争还是对国民党独霸政坛不满，以往还象征性推出人员陪选的民社党、青年党，这次未推举候选人，蒋介石与严家淦均为惟一候选人。蒋介石1960年当选时，曾再次夸口要在未来6年内“反攻成功”，此时难以向“国民大会”交代。他在“国民大会”上的即席讲话中说：“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80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同时，他还对民、青两党客气了一番，他说：“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很客气。一党提名，未始不是一种缺憾。”
蒋在此处不自觉地表现出了一种政治强权者普遍存在的心态：在用种种手腕确立了保证自己准能获胜的“游戏规则”后，却又希望甚至鼓动别人一同来玩政治游戏（如选举），且越多越好，以别人的失败来衬托自己的胜利。而在这种必败情况下还愿陪强权者玩的人不是自不量力，就是甘心为强权者帮衬，别有用心。此时的台湾，这两种人都缺乏，蒋介石感到了“寂寞”。
投票结果，蒋介石获1405票当选“总统”，而在次日的“副总统”选举中出现险情，当天共发出选票1417张，收回1416张，过半数票即最低选票数为708张，严家淦则得票782张，仅以74票的多数当选，为迁台后历任“副总统”得票率最低者。严家淦得票尽管少得可怜，到底还是有惊无险勉强当选了。
完成了选举“总统”、“副总统”任务后，“国民大会”于3月25日闭幕，蒋介石主持闭幕式并致词，仍强调“反攻复国”的任务是当务之急：【45】
当前局势正是反攻行动的发轫，已不容再事局限的时期。所以今天实已到了反攻复国、再造中华的重大关头。实惟有全民奋起，同心一德，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生活与战斗相结合，并使革命武力成为国民革命之武力，反共战争成为全民反共之战争，乃能反攻必胜、复国必成。
而对自己当选后的责任，他说：【46】
中正此次再度承受各位同仁的推选，使之继续担负今后六年中，国家存亡、民命绝续的艰巨重任。……中正与严副总统，当此国家存亡、人民祸福的重大关键，自不敢不接受大会的征召，以尽其光复大陆、拯救同胞、吊民伐罪之天职。……
中正几近八十之年，愿当早卸仔肩，还我初服。惟始终以引咎待罪之身自励，河山一日未复，责任一日未尽！更不敢于大陆同胞忍死待救、沉痛呻吟、迫切呼号之时，而逃避其牺牲奋斗、雪耻复国之责任……
这些内容差不多是重复他6年前说过的话，无非是想掩饰自己既不放弃“反攻”宣传而又无力实现的矛盾。
5月20日，蒋介石与严家淦宣誓就职。不久，即宣布对“行政院”局部改组，“副院长”黄少谷辞职，由蒋经国接任。蒋经国开始全面接触经济领域，他创设“行政院财政经济金融会报”的有关经济最高计划机构，并亲自主持，同时兼任“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经合会的主任委员向来是行政院长兼任，因此，他能以副院长的身份兼任，不啻是获得了经济方面的坚实地盘。”【47】有人说，“行政院”实际当家做主的就是蒋经国，“院长”严家淦只是个供奉的神像。严家淦辅佐蒋经国接班的态势已初步形成。
当年6月，蒋介石提名孙科出任“考试院长”，安抚在竞争“副总统”过程中失意的元老们。
蒋介石为维持其“法统”和统治地位，曾不止一次修改“临时条款”，利用“临时条款”赋予的特权制造了一个“万年国代”和“终身总统”。然而，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何人能违？召开“国大”四次会议时，“国代”1488人中绝大多数已到垂暮之年，所谓“法统”很难维持长久。同时，国民党以台湾为根据地，可台籍“国代”数额极少，到1972年才32人。“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莫不如此。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台湾经济和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民众的民主意识大为增加，特别是以“保钓运动”为契机的第二次“党外运动”影响很大。他们攻击批评国民党的焦点即是国民党“集权独裁”，要求废除“万年国代”、“万年立委”，至少也要进行改选，无论从哪方面看，增选中央“民意代表”势在必行。适当增加一些台籍人士参政也可以缓和政治上的压力，扩大统治基础。
在“国民大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所修订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专门增加了授予“总统”增选“中央民意代表”的权力。1969年1月，台湾当局公布《中央公职人员增选办法立法原则》、《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及《细则》。以“人口增加”等理由，决定增补部分台湾地区的“中央民意代表”，扩大政治参与。在当年12月20日台北市及台湾省6县、市同时投票，共选出增补“国大代表”15人，增额“立法委员”11人和增额“监察委员”2人。增补、增选人数所占其总数的比例极小，如“增额国代”只为“万年国代”的1/24，很难改变“国大代表”的政治生态。国民党说这次“不寻常的增选补选，有其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从此，国民大会注入了新的血液，开创了政治新机”，“为宪政法统开辟了一条新的远大途径”。【48】显然是言过其实，但国民党在重重压力下举办“增额选举”，在僵硬的体制内稍有变通，为以后的变革提供了先例。对国民党持严厉批评态度的郭国基、黄信介在此次选举中当选为“立法委员”。
五 打击瓦解“台独”势力
在全中国范围之内，蒋介石在政治上有组织的敌人有两个：中国共产党和“台湾独立运动”组织。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是有大量史籍证明的无可更改的历史事实。可是，由于台湾与祖国大陆间有台湾海峡相隔，交通不便，台湾在历史上又曾数次被外国势力强占，与祖国断绝过联系。1947年在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又血腥镇压“二二八起义”，屠杀台湾人民，造成了部分台籍人士对祖国的不信任感。有些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台湾籍人士开始策划“台湾独立运动”。“台独”分子并无统一的组织系统，政治目标和斗争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建立独立的“台湾国”。
“台独”分裂祖国的政治主张，与国际上“台湾地位未定”、“一中一台”等主张遥相呼应（实际上“台独”也得到了国际间别有用心政治势力的支持），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遭到包括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反对。
对于从大陆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来说，“台独”主张则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空间。因为实现“台湾独立”的先决条件是将国民党赶出台湾。若“台独”主张正确，国民党就成了“外国的侵略者”，其统治台湾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台独”分子的总部虽设在国外，却不断派人回台湾，进行反国民党宣传，挑拨台湾籍人与大陆各省籍人的关系，有些激进的“台独”分子还在岛内进行爆炸等破坏活动，后来出任“副总统”的谢东闵，就曾被“台独”分子投寄的特制邮包炸残了手臂。因此，国民党蒋介石对“台独分子”是恨之入骨的，一旦抓住，均严刑重治。“台独”也一度成为蒋介石镇压台湾人民反抗的一顶大帽子。对反对国民党的人，若是由大陆迁去的，就会被说成是“共党匪谍”；若是原籍台湾的，则会被扣上“台独”的罪名。
“台湾独立运动”力量分散，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名称，其成员是居住在世界各地原籍台湾的人。五六十年代，“台独”的中心在日本，其领导人则以廖文毅最为著名。
廖文毅（原名廖温义，英文名Thomas Liao），台湾云林县人，其家庭是“台湾有数的几个大财主之一”。他在日本读中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军政部兵工署上校技正等职。台湾光复后，廖文毅被派回台北参加接收，担任台北市公共事业管理处处长。但他对政治更感兴趣，创办了“台湾民族精神振兴会”等组织和《前锋》杂志。1946年，廖文毅竞选“国民大会代表”时以一票之差落选（有一票选廖，只因“毅”字少了两点，被判为废票）。以此为转机，廖开始对国民党的政策进行激烈批评。“《前锋》杂志，对于战后台湾政治社会的批判，可说淋漓而直。”【49】“二二八起义”后，廖文毅也遭国民党当局通缉，但他已先逃至香港。从1947年9月起，他开始了有组织地从事“台湾独立运动”的历程。1948年5月，他在日本建立“台湾民主独立党”。1956年2月，廖文毅及同伙正式建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作为“台独”的流亡政府，他自任大统领（总统）。为联合各地“台独”分子，他1960年又建立了“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自任总裁。他还周游世界，在各地宣传“台独”主张，“并派遣人员潜伏来台，从事颠覆活动”。【50】
廖文毅是早期“台独”分子的旗帜，其成员主要是一些与日本关系密切、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丧失了土地、对国民党不满的旧式地主和留日学生。日本一些人支持他，给予了财政等方面的支持。但“台独”分子多系乌合之众，彼此不服，其内部经常为争权夺利闹得矛盾丛生。
台湾方面对廖文毅从事“台独”活动，气恼至极，发出了通缉令，并查封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60年代中期，蒋介石对“台独”分子的策略稍有变化：在严厉谴责、严刑重治的同时，发出了暗示，在“共同反共”的前提下，可既往不咎，实行合作。在国民党“九全大会”上，蒋介石建议成立由海内外各“反共”政党团体、人士等组成“反共建国联盟”，称：“在复国建国过程中，非举国意志，更加集中，才智更加发挥，行动更加一致，不足以迅赴事功，加速胜利。九全大会允应掌握时机，恢宏襟袍，以与海内外仁人志士才智俊彦，推诚合作。”【51】蒋介石在1964年“元旦文告”中提出：“不是敌人，都是同志。”【52】向“台独”分子伸出手。
具体到廖文毅本人，台湾有关部门利用“台独”内部分裂，活动屡次碰壁，经济拮据困难及廖文毅思乡心切等具体情况，制定了策反方略。先派人打入“台独”组织，接近廖本人，乘机进言，传递台湾方面的信息，动之以情。另一方面又将廖的大嫂、侄儿廖史豪及同党数人逮捕判重刑，劝廖史豪给廖文毅录了录音带送往日本：“……叔叔，我母亲患心脏病快死了，我和您的部下黄纪男也被判死刑，即将被枪决，国民党已保证，只要您回到台湾，他们不但不追究您的罪行，我们也会马上得到释放……叔叔，请赶快回来救救我们吧！”【53】国民党的恩威并施取得成功，廖文毅终于决定放弃“台独”主张。台湾闻讯立即派高级官员秘密去日本与廖会见，作出善后安排。1965年3月6日，廖文毅终于同意向台湾当局“输诚”。【54】
5月15日，56岁的廖文毅从日本返回离别18年的台湾。他发表书面声明，公开宣布解散“台独”组织，放弃“台独”活动，声明他领导的“台独”组织，因他返台而已不复存在。“他希望过去受他领导的朋友们，也跟着放弃那种错误的主张。”他在谈到放弃“台独”返回台湾的动机时称，是受了蒋介石的“感召”，要“响应蒋总统反共建国联盟号召，剑及履及，离日返台，贡献所有力量为反共建国大业，坚持奋斗”。【55】
廖文毅返台，政治上的敌人反戈一击，要与国民党“共同反共”，被称为是台湾当局“最近十年来在政治上成功的一件大事”。此前不久，台湾报纸上充满了不幸的消息，如与法国断交、台日关系危机、联合国席位危机、陈诚去世等，故当局对廖文毅返台的消息大事渲染，一片欢天喜地的样子。
蒋介石喜不自胜，在廖到台北的当天他就表示，“对廖文毅的幡然悔悟，参加反共大业，予以慰勉”。【56】台湾有关当局宣布，“对廖文毅的通缉予以撤销”。6月8日，蒋介石依“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赦免廖文毅的“叛乱罪”，并发还过去所没收廖文毅的财产。廖的大嫂、侄儿也获赦出狱。【57】廖文毅对蒋介石的“宽宏大量”感动万分。台湾中央社在播发这条消息时特地说：“今后凡迷途知返，愿为国效力者，据悉均将获得自新之路”，【58】趁势对其他的“台独”分子进行招降。
本来蒋介石在廖文毅到台北时就要召见他的，后来意识到这么急不可耐地与一个昨日政敌见面，有失尊严，召见之事才延宕了一些时日。7月2日，蒋介石召见了廖文毅，询问他返台后的生活情形和家人的近况。蒋告诉廖，他已把台湾建成了“三民主义的模范省”，“这也就是我们今后反攻大陆，复国建国的准据”。【59】廖文毅于年底被任命为“曾文水库建设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职位不高，可象征意义不小，蒋介石为这一安排定然费心不少。曾文水库是台湾当时最大的水利工程，预算投资台币60亿元，水库面积是陈诚主持的石门水库的3倍，主任委员为台湾省主席黄杰。
争取廖文毅返台，是台湾在瓦解打击“台湾独立运动”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廖文毅还呼吁在世界各地的“台独”分子以他为榜样，“痛改前非，悔悟自新，共同参加祖国反共复国的行动”。【60】不久，一批海外的“台独”组织纷纷关门大吉，当年的五六月间，“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驻港澳办事处主任”刘德利宣布解散港澳的“台独”组织；“台湾民政党委员长”郑万福等在东京宣布解散该党，停止“台独”活动；“自由独立党”的组织部长曾源宣布脱离“台独”。至此，在日本的“台独”组织“实际已全面瓦解”。【61】
廖文毅返台一度使“台独”势力遭到沉重打击，但“台独”分子的活动并未因此而停止。此后“台独”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台独”的活动中心由日本转移到了美国；成员构成上，新一代台湾留学生取代旧式地主成了“台独”的骨干分子，其中最著名的是从台湾潜逃出去的彭明敏。【62】
彭明敏是台湾知名的国际法专家，深受胡适的赏识，34岁即受聘为台湾大学教授，后又任台大政治系主任，当选过“十大杰出青年”，还曾被聘为台湾“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顾问。当局原计划对他好好培养，蒋介石单独召见过他，“副总统”陈诚也约彭晤谈，台湾政坛一度盛传，彭明敏将出任某方面的要职，但他始终不愿加入国民党，颇使当局难堪，双方的关系冷下来了，可大体上相安无事。
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外交部”为拓展对非洲的关系，委托彭明敏去非洲考察，撰写专门报告。报告的题目为“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彭明敏对正风起云涌的非洲人民反对殖民地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予以高度评价。不料这份报告先被他两名有极深“台独”意识的学生魏朝廷、谢聪敏看到，他们是对国民党不满的极端分子，竟然提出彭明敏报告中所列的非洲现状与台湾颇有相似之处，国民党的某些举措类似入侵的“殖民者”，台湾人民也应起而效仿非洲人民，争取“独立”。两人便撺掇彭明敏把报告拿出去公开发表。彭明敏未经“外交部”同意就交给了当时正和当局唱反调的《文星》杂志，《文星》刊用时又配了火上浇油的“编者按”，当局大为恼火。
文章的发表竟成了彭明敏走火入魔、踏上“台独”不归路的标志。他与魏朝廷、谢聪敏师生三人以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逻辑，推导出“台湾自决”的错误结论，并且广为散播。1964年春天，彭明敏起草了题为“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的文件，正式提出了“台独”的八大主张、三大目标、八点原则，印刷了1万份，在岛内秘密投递。如此大规模地进行“台独”的理论宣传，在岛内尚属罕见，“警备总司令部”不会等闲视之。1964年9月20日，正值中秋节，彭明敏与已是《今日的中国》杂志编辑的谢聪敏、“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的魏朝廷三人乘节假日的机会又外出散发“宣言”，等他们刚回到一家藏有“宣言”的小旅馆时，追踪的特工人员立即一网抓擒，人赃俱获。当局宣布以涉嫌“叛乱罪”逮捕他们。【63】
由于彭明敏有一定的“国际影响”，他被捕的消息一传出，就有人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要求“慎重处理”。1965年4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宣布判处谢聪敏10年徒刑，彭明敏和魏朝廷各判8年，罪名都是“从事颠覆破坏活动”。虽然当局在对三人的处罚上已经考虑了“国际影响”，从轻发落，可国际上“营救”彭明敏的活动仍有增无减。1965年11月，蒋介石下令“特赦”彭明敏。彭的实际在押期仅一年多，这是国民党统治台湾以来绝无仅有的先例。
彭明敏并未“感恩”，出狱后与海外的“台独”分子挂上了钩，继续从事“台独”活动，有些美国人公开或暗地里支持他。当局容忍了彭明敏的活动，只是限制了他出境的权力。
1970年1月2日深夜，台中市清泉岗美军军用机场上，一架美军的专机早已发动引擎，振翅待飞。午夜里2时，一辆黑色轿车急驶入停机坪，车上的人匆匆登上飞机。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飞机划破黑暗的夜空，呼啸而去。当时，美军飞机在台湾的上空飞行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谁也没想到，这架在黑暗中飞离的军用机上，竟载着《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的起草者彭明敏。
一周后，远在欧洲的瑞典政府宣布，彭明敏向其申请政治庇护，已获批准。世界舆论为之哗然，台湾岛内引起了一场心灵大地震。一般民众的惊愕震撼自无须多言，当局对“盟友”美国竟如此不够朋友，出动军用飞机接运“台独分子”，感到大丢面子，不知所措，以致彭明敏出逃事件在里里外外闹得满城风雨了，台湾当局仍三缄其口，一言不发，只能“吃哑巴亏”。彭明敏在瑞典住了半年后即移居美国，长期从事“台独”活动，是“台独”较有影响力的人物。90年代，彭明敏得返台湾，再度掀起“台独”狂潮，这是后话。
由于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坚决反对国际间各种“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分裂中国的阴谋，对“台独分子”采取了严刑峻法，使其在台湾无立足之地，只能在少数外国势力的庇护下苟延残喘，难以找到发展的空间。终及蒋介石去世，“台独”始终没成过大气候。蒋经国当政，在反“台独”上立场坚定，毫不手软。蒋氏父子坚决反对“台独”，维护“一个中国”，无论其动机如何，结果都是击退了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统一，值得肯定。
六 争取海外侨胞的支持
对于孤守台湾的蒋介石来说，散居世界各地为数众多的华侨同胞，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十分重视争取海外侨胞，在“行政院”内专设了“侨务委员会”，每年秋天要借“国庆”、为蒋介石祝寿、“孙中山诞辰纪念”等节日，邀请旅居各国的华侨回台湾参观；建立了“华侨救国联合会总会”等组织，定期召开会议，壮大声势；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华侨青少年到台湾的大专院校读书，争取他们毕业后留台工作；1953年定每年10月20日为“华侨节”，蒋介石著文，勉励华侨加入其“反共抗俄”战线，“完成反共复国的任务”。【64】海外华侨对台湾当局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政治上证明国民党政权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这同台湾当局在国际上争取“外交承认”一样。华侨属中国籍是毫无疑问的，海峡两岸对立政权的并峙，使得华侨要选择其中的一个作为自己祖国的象征。台湾当局拼命争取华侨的支持，正是要华侨承认它的“合法性”，并企图以华侨的态度来影响其所在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蒋介石1956年10月出席“华侨经济检讨会”时要求与台湾有联系的华侨：【65】
应廓清侨胞的政治立场，坚决地站在反共救国鲜明旗帜之下，表明与奸匪朱毛势不两立。决不受‘共匪’威胁利诱，而为其侵略工具。一面应即团结海外一切自由民主的力量，坚定立场，加强合作，为反共抗俄共同大业而效力。只有如此，才能强固侨胞自身的阵基。同时当地政府和人民，亦必自然提高对于我们华侨的信赖，逐渐消除其疑惧的心理。
第二，在经济上吸引侨资为台湾建设服务。不少华侨在海外靠辛勤劳动发了财，他们想以投资来报效祖国，而台湾的建设则正急需大量资金。蒋介石要求华侨能将自身发展与台湾经济的发展连为一体，打成一片。他说：【66】
我以为侨胞回国投资，来繁荣祖国的经济，固然是很重要。而另一方面，侨胞亦可利用祖国的物资与经济，发展海外贸易，更是重要的基本事业。务使祖国与华侨的经济联系流通，真能内外打成一片，增加国家反共抗俄的经济实力。此亦为侨胞报效祖国惟一途径。
台湾争取侨胞的目标是政治、经济两者并重，但不同时期在侧重点上略有不同。50年代及60年代初，以争取侨胞的政治支持为主，60年代中期以后，以争取经济支持为主。主要原因是60年代后台湾的国际地位及其与华侨的基本关系已渐稳定，“外交上”可开垦的处女地已几近于零。而“美援”停止后，台湾经济发展所需的大量资金只能以贷款及投资的形式获得，侨资是其首先能想到的资金来源之一，当局专门设立了吸储侨资的“华侨银行”。
蒋介石对争取华侨的工作较为重视，稍重要点的华侨去台团体，他都要亲自接见，款以茶点，表示他对于华侨在海外的权益“时刻关怀”，愿“尽力之所及，扶助华侨在各地的经济发展”，借以笼络华侨人心。蒋介石还常对侨务工作发出指示。由于上上下下的努力，再加上一些华侨领袖与国民党政权有着较悠久的历史渊源关系，台湾在争取华侨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至1965年9月，华侨在台湾设厂518家，投资总额在1.2亿美元以上，每年从台湾大专院校毕业的“侨生”也多达1000余人。【67】
1965年秋季，适逢“华侨救国联合会总会”在台北举行第二次大会，来自全球各地的亲台华侨云集台北。蒋介石借机数次发表有关“侨务工作”的谈话，接见侨胞代表团。这一系列活动集中表明了蒋介石和台湾当局在争取华侨方面的基本认识，主要包括：
一、将“反共”、“反攻大陆”同华侨的地位联系起来，拉海外华侨上“反攻大陆”的战车。蒋介石在11月17日接见侨胞代表时，借孙中山生前“华侨为革命之母”的评语称赞华侨的作用，把华侨同国民党政权联在一块，称被逐出大陆固然是国民党的耻辱，但“这也就是每一侨胞所感受到的奇耻大辱”。国民党坚持“反攻大陆”，就是为“答慰海外爱国的侨贤”。【68】他在“华侨节训词”中，希望海外侨胞能“秉持民族大义，坚持反共，在艰弥厉，发挥爱国精神，团结侨社力量，共同致力于光复大业”。【69】
二、要求华侨参与“经济制裁”大陆。蒋介石对侨胞说，一旦国民党政权“反攻”，军事上绝无问题，“但是在对‘共匪’的经济作战方面，还需要全体侨胞悉力合作”。“任何一个人，购用了一样‘共匪’的物资，就是等于吞下了大陆同胞的一杯脂膏血汗！任何人消费了一件‘共匪’的货品，就是等于供给了‘共匪’杀害自己的武器弹药！”因此，他要求全球侨胞“一齐抵制”大陆外销的一切商品物资，“不仅是可以直接的促使‘共匪’经济的总崩溃，而且也可以间接地增长我们反攻复国的战力和机势”。【70】
三、呼吁侨胞以资金支持台湾经济发展。1965年是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工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正在酝酿“经济起飞”；另一方面，长期支持台湾经济的巨额“美援”将于年底中止。台湾当局不得不设法广开资金来源，而广大的侨资是较为可靠易得的。在“华侨节训词”中，蒋介石要求侨胞“输财救国”，以资金支援台湾建设。他说：“切望我海外同胞，效法先烈追随国父冒险犯难，输财救国之革命精神，一致奋起，发挥力量。”【71】在10月下旬召开的“华侨救国联合会总会”第二次大会上，“行政院长”严家淦特别要求“在经济方面，各地侨胞和祖国之间，必须加强联系，扩大合作”。【72】“经济部长”李国鼎也专门赴会报告，他说明台湾经济的成就及未来规划，分析在台投资的前景，呼吁海外华侨到台投资，“希望华侨投资能逐渐推广于高级工业，并希望投资人以贸易为出发点增加投资，扩大输出……并可选择适当国内企业家合作，发展必能顺利”。【73】海外侨资大量流入台湾，对促进台湾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注释：
【1】《联合报》，1963年11月13日。
【2】《联合报》，1963年11月13日。
【3】《联合报》，1963年11月22日。
【4】《联合报》，1963年11月16日。
【5】《联合报》，1963年11月14日。
【6】《联合报》，1963年11月14日。
【7】《联合报》，1963年11月14日。
【8】《联合报》，1963年11月22日。
【9】《联合报》，1963年11月23日。
【10】《联合报》，1963年11月23日。
【11】《联合报》，1963年12月5日。
【12】《联合报》，1963年12月6日。
【13】《联合报》，1960年6月4日。
【14】《联合报》，1963年12月5日。
【15】《台湾经济繁荣的功臣》，台湾风云论坛社，第202页。
【16】《蒋经国传》，美国论坛出版社1984年版，第305页。
【17】《联合报》，1963年12月16日。
【18】《联合报》，1963年12月6日。
【19】《联合报》，1963年12月11日。
【20】《联合报》，1963年12月12日。
【21】《联合报》，1963年12月15日。
【22】《台湾经济繁荣的功臣》，第203页。
【23】茅家琦：《台湾三十年（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24】《联合报》，1965年3月10日。
【25】《联合报》，1965年3月10日。
【26】《联合报》，1963年12月31日。
【27】《蒋介石的宠将陈诚》，第339页。
【28】《联合报》，1965年3月6日。
【29】《联合报》，1965年3月6日。
【30】《蒋介石的宠将陈诚》，第341页。
【31】《联合报》，1965年3月6日。
【32】《联合报》，1965年3月7日。
【33】《联合报》，1965年3月11日。
【34】《联合报》，1965年8月31日。
【35】转引自刘红：《蒋介石大传》，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5页。
【36】《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66年），第125—127页。
【37】台湾“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印：《国民大会实录》第5编，1946年，第343页。
【38】《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66年），第569页。
【39】刘雍熙：《蒋经国在台三十年》，第112页。
【40】《透视第一家庭》（风云书系8），台湾风云论坛出版，第159—160页。
【41】《透视第一家庭》（风云书系8），第159—160页。
【42】《透视蒋经国的幕后清客》，台湾群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43】《联合报》，1966年3月26日。
【44】《台湾未来领袖》，台湾群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45】《联合报》，1966年3月25日。
【46】《联合报》，1966年3月25日。
【47】《蒋经国传》，第406页。
【48】秦孝仪：《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第4册，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7页。
【49】李筱锋：《自我放逐的“大统领”——廖文毅》，载《台湾近代名人志》，台湾风云出版社，第281页。
【50】《联合报》，1965年6月9日。
【51】《联合报》，1963年9月12日。
【52】《联合报》，1964年1月1日。
【53】《台湾近代名人志》，第290页。
【54】《联合报》，1965年5月15日。
【55】《联合报》，1965年5月16日。
【56】《台湾近代名人志》，第290页。
【57】《联合报》，1965年5月15日。
【58】《联合报》，1965年6月9日。
【59】《联合报》，1965年7月3日。
【60】《联合报》，1965年5月19日。
【61】《联合报》，1965年5月27日。
【62】关于彭明敏事件，参见陈红民：《台湾政坛风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63】《台湾历史年表》（1945—1965），第420页。
【64】《首届华侨节告海外侨胞书》，《蒋总统集》第2册，第2293页。
【65】《今日华侨自处和报国要道》，《蒋总统集》第2册，第1954页。
【66】《今日华侨自处和报国要道》，《蒋总统集》第2册，第1955页。
【67】《联合报》，1965年10月3日。
【68】《联合报》，1965年11月8日。
【69】《联合报》，1965年10月21日。
【70】《联合报》，1965年11月18日。
【71】《联合报》，1965年10月21日。
【72】《联合报》，1965年10月22日。
【73】《联合报》，1965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