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民党“九全大会”上再任总裁
根据1962年11月国民党第八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国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九全大全”）于1963年11月12日（当天为孙中山诞辰98周年纪念日）在台北近郊的“三军”联合大学中正堂开幕。
这次会议的内外背景是：在台湾岛外，国际冷战格局仍然未变，但美苏之间已度过了“古巴导弹危机”的尖锐对立时期而有所缓和；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开化，大陆已开始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中走了出来。在台湾岛内，国民党的政治统治较为稳固，经济发展有了一定的规模，工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正处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但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美援”将在1965年中止；国民党曾试图利用有利的形势“反攻大陆”，但派遣的武装游击队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在“对外关系”方面，台湾与日本、法国的关系均遇到了麻烦。国民党对内对外的统治政策均到了需要进行调整的时刻。
蒋介石主持了“九全大会”的开幕典礼并致词。谈到1957年“八全大会”以来六年中国民党的最大成绩，蒋介石认为是完成了“党员总登记”。他说，“由于党员总登记信心和决心的考验，不但证明了我们同志与同志之间都是精诚团结志同道合的，亦证明了我们的党始终保持了革命民主政党的特性。”他还提到“八二三金门炮战的胜利”，“充分振奋了我们革命的传统精神，成了匪我力量消长的最大关键”。【1】
蒋介石接着提出了“九全大会”的任务：“八全大会所交付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大家完成反攻复国的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六年以来，由于海内海外同胞同志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由于青年志士们的奋勇牺牲，我们有了多方面的奋斗，也有了多方面的成就。今天，就是要大家再就过去六年来的党的工作绩效，切实检讨反省，来更进一步的共同策进反攻复国的方向策略和方法。”【2】
“九全大会”进行了11天，所通过的重要文件有：国民党副总裁陈诚代表中常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央秘书长唐纵做的《党务报告》及《中国国民党党章修正草案》、《中国国民党政纲》、《中国国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其中尤以《政治报告》和《中国国民党政纲》最为引人注目。在剔除了其中“反攻复国”的陈词滥调后，能发现其中一些新的信息，即国民党对经济发展的注重。
“九全大会”的《对政治报告决议文》指出：“在经济方面，我们要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开拓对外贸易，来鼓励国内人民、海外侨胞与外国人投资，进一步来求经济发展（并从加速经济发展与切实整理财税之中，来克服各种困难，增加就业机会，平衡财富分配，改善军公教人员与一般人民的生活）。”“有计划有步骤地来发展基本工业，如钢铁工业、交通行动工业、造船与航空工业、化学工业等等，加速向工业化的方向前进，为复国和建国确立坚实的基础。”【3】《中国国民党政纲》是日后国民党施政的“基本纲领”，其“总则”中规定：“依据三民主义，建设现代国家，贯彻耕者有其田政策，并欢迎国外资本及技术合作，促进经济建设，在台湾加速模范省之建设工作，光复大陆后实施新中国之建设计划。”【4】这都是针对台湾经济的新处境而首次正式提出的，它不仅指出了台湾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工业化，还指明了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外国人及华侨的投资。这意味着台湾的资金构成将发生重要变化：从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美援”转变为更接近经济发展本意的海外商业投资。为了争取海外投资，必须对各方面加以改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后来，台湾当局较好地处理了这些问题，使得台湾经济发展在两年之后不仅没有因“美援”的中止而陷于停滞，反而形成了“经济起飞”。
“九全大会”令人瞩目的另一方面是“反攻大陆”。这次会议在被蒋介石定为“反攻决定年”的1963年末召开，自然充满了“反攻”的色彩。会上通过的所有文件中，都无一例外地充斥着“反攻”的内容，会议代表中有参加过反共游击队的和长期在大陆进行潜伏特务活动的，会议中还专设一项议程，由国民党中央第二组主任叶翔之向大会作题为《六年来敌后工作与大陆革命的发展》的报告。在会议举行期间的11月18日、19日两天内，有三支反共游击队分别袭击了大陆福建沿海的琅琦岛、南日岛及霞浦海尾三地，并在21日将骚扰的“战果”在会上展出。“九全大会”确实把“反攻”推向了高潮。
但是，在“九全大会”上，国民党在“反攻大陆”问题上也有微妙的变化。在一片“反攻”叫嚣声中，蒋介石承认，“大举反攻的军事行动还有待展开”。【5】陈诚在《政治报告》中也指出：“反攻复国”的前路是曲折而复杂的，“我们不但要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更要有革命的忍耐性”。【6】在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了台湾建设的重要性。《中国国民党政纲》中，“建设复兴基地”即（台湾）部分计有17条，占全部内容的一半。实际上，国民党自“九全大会”之后逐渐从“反攻大陆”的梦境中觉醒过来，在“建设台湾”与“反攻大陆”的抉择中，更倾向于前者，比以前更重视对台湾的建设了。
蒋介石与整个“九全大会”日常会议的关系并不密切，相当长时期内，他对国民党的具体党务已处于超然控制的地位。九全大会前后开了11天，正式会议14次，而蒋仅在开幕式、闭幕式及11月18日的“总理纪念周”上露面，发表简短的讲话。在大会期间，他反而会见外国记者，在台湾北部的基地“校阅”部队的军事演习，都是与会议没有直接关系的事。
11月21日，“九全大会”选举国民党总裁，由陈诚代表主席团提议：【7】
本党总裁继承总理遗志，领导国民革命，历经北伐抗战诸役，卒能恢宏旧基，开创新局。当兹大陆尚待光复，同胞企望救援之际，而革命事业方于惨痛挫折中获得飞跃进展，反攻之机运接近成熟，胜利之光明在望，我全党同志允宜一心一德，精诚团结，在总裁蒋先生领导下，继续奋斗，以完成复国建国的历史使命。因此，大会主席团谨提出继续推举蒋先生为本党总裁。
结果全体代表以起立鼓掌的方式通过此项提议，蒋介石再次当选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总裁。其时蒋介石不在会场，会议又推选张道藩等七位来自各方的代表去面见蒋介石“致贺”，并报告选举经过。蒋介石“表示欣慰并勉励全体代表共同努力，使这次大会获致圆满的结果”。【8】
11月22日，“九全大会”在通过各项文件、选举出陈诚为副总裁、蒋经国等74名中央委员之后闭幕。蒋介石在“闭幕词”中大谈青年党员要不计名利和地位，要“无私贡献”。他说，华盛顿之所以成名，并非是他个人的力量所致，“而是由于千千万万无名的华盛顿一齐努力造成的。我们革命者不是要做有名的华盛顿，而是要作无名的华盛顿——亦就是要做党的无名英雄”。【9】实际上，就是要台湾青年做“无名英雄”，成全他来做“有名的华盛顿”。
很巧合的是，“九全大会”闭幕的当天，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约翰逊继任。
11月23日的国民党九届一中全会上，由蒋介石提名张道藩、蒋经国等15人为中央常务委员，唐纵任中央秘书长。
二 推出严家淦任“行政院长”
国民党在“九全大会”上已透露出行政上将有所更张的信息，即以经济发展为主调。会上通过的《提示五院施政要点决议》中关于行政方面所列举的23条，主要是围绕发展台湾经济这一目标展开的。推行新政，需先推出新人。蒋介石在“九全大会”闭幕式的讲话中，对党内的青年才俊“尤赞誉不置，并特别嘉许他们必定能在反攻复国的大激流中担负起领导的中坚责任”。【10】要发展经济、起用新人，必然涉及“行政院”的人事变动。
“九全大会”结束后，敏感的记者即觉察到“内阁”将会有所变动。但当确切的消息传出时，仍令他们瞠目结舌。结果并非他们原先揣测的“局部改组”，而是动了“更换阁揆”的大手术。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由严家淦取代。
1963年12月，国民党中常会讨论“行政院”改组问题时，蒋介石提出换人的议案：
行政院兼院长陈诚同志，主持政务，卓著勋劳，惟以久任繁剧，体力渐感不胜，曾迭次申请辞职，均经恳切慰留，最近以健康关系，再度恳辞，为期陈诚同志能获较为充分的休养机会，俾能迅速恢复健康，爰拟勉徇所请，准予辞去行政院长兼职，并提名严家淦同志，继任行政院长。
当即获得一致通过，并决定由蒋介石“依法咨请立法院同意”。【11】
台湾政权机构中，“行政院长”一职掌有较大的行政权力，是蒋介石之下的第二位实权人物，历来令人瞩目。1950年后，台湾只有三届两位“行政院长”，即1950—1954年的陈诚，1954—1958年的俞鸿钧，1958—1963年的陈诚。陈诚同时还兼任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两职，是名符其实的第二号人物，在一般人看来政绩尚可。此时辞职，原因何在？
陈诚自称是因身体不适，他说：“近半年来，本人健康不佳，时感疲乏，迭向总统请辞，这绝非逃避责任，而是恐怕有疏职守，但屡次均蒙恳切慰留，给假休养，9月初适逢葛乐礼*风灾发生，深感救灾善后，责任重大，故提前销假，近两月来，健康尚未恢复，医嘱仍需休养，因又请求辞职。”【12】
但也有人猜测陈的下野另有隐衷：陈诚自任台湾省主席始，一直主持台湾事务，做了大量具体而有效的工作，舆论对他赞不绝口，虽然他不敢居功自傲，不致对蒋介石的地位发起挑战，但却严重地影响了蒋把权力移交给其子蒋经国的安排。此外，陈诚的思想也有游离蒋介石的时候，如陈诚在1960年6月公开表示支持建立反对党。他说，“关于组织反对党的问题，宪法上无明文规定，但美国的政党组织，可作参考”，“只要反对党不破坏反共抗俄的国策，不破坏建设台湾的目标，我们将希望有一个坚强的反对党”。【13】他的话被当作官方立场广为传播，在客观上推动了雷震等人筹组“中国民主党”。
蒋介石推出严家淦继任行政院长，可谓用心良苦。
严家淦，字静波，江苏吴县人，1905年生，时年59岁。192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8年任福建省建设厅长、次年调任财政厅长，创办了抗战中的田赋征收实物制度，被推广至全国，“对抗战期间粮食的供应大有裨益……从此，崭露头角”。1945年初他调至重庆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处长，办理有关美国“租借法案”及向英国等国借款购物事宜。抗战胜利后调台湾省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以后历任省财务处处长，台湾银行董事长，省政府财政厅长。国民党政权迁台后，他先担任“经济部长”，兼任“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1956年任“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兼“经济安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8年转任“财政部长”。1960年他主持制定了《奖励投资条例》，“开创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影响日后工商发展至巨”。【14】
严家淦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一直不高，“七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九全大全”上始进入最高决策层——国民党中常委，是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他个性谦和，治事严谨，生活朴素，“不争功，不揽权、处事圆通，……绝不得罪人”。【15】尖刻点的人对他的评价是：“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很困难。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YESMAN。”【16】
从严家淦的履历与个性看，他比较符合此时蒋介石心目中“行政院长”人选的条件：他长期从事经济工业，尤其是负责“美援”运用，对吸引和利用外资有一定的经验；他1945年即去台湾，任过台湾省政府主席，与台湾渊源较深；他的年纪不到60岁，较陈诚年轻。更重要的是，严家淦是一个技术官僚，在国民党内无派系及历史渊源，对权力较为淡泊，不会影响蒋介石向蒋经国移交权力。
有一利必有一弊，严家淦的优点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的缺点，他在党内无渊源无派系，也缺少资历，因而也就缺乏必要的力量支持，“组阁”时倍感困难。
严家淦获提名后，便有朋友当面告诉他，“俞鸿钧内阁时所遭遇到的困难，你都将会遇到”，甚至连提名都可能会被“立法院”否决。而恰逢蒋介石又因要务在身，不能循惯例在“立法院”投票前招待一次国民党籍“立法委员”。严家淦更缺少一定能获得通过的信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好以逐个去拜会“立法委员”的方式，发动感情攻势来制胜。
10月8日、9日两天，台北下着连绵的细雨，严家淦却要坐着一辆旧吉普车遍访住在台北市及郊区的各位“立法委员”，饱受凄风苦雨之苦。【17】
在严家淦遇到困难时，蒋介石也帮助他做了些说服工作。如严拟请余井塘出任“副院长”，但被余井塘屡次婉拒。蒋介石便召见余，“请其继续留任严内阁中，担任行政院副院长，辅弼严氏处理行政院政务”，终于使余接受了任职。蒋还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通过报纸呼吁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支持严家淦，“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权时，予以充分支持”。【18】
以上的各项工作均起了作用。12月10日立法院对蒋介石的“咨请”进行表决时，严家淦以83.2%的支持票获选出任新“行政院长”。【19】
蒋介石次日下午专设茶会招待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对他们支持严家淦，使提名获得顺利通过表示“非常欣慰”，并希望今后五院之间“能更加密切合作，充分发挥政党政治的精神”。他还单独召见严家淦，商讨“新内阁”的人选。【20】
12月14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内阁”的组成名单：【21】
院长严家淦
副院长余井塘（新）
政务委员蔡培火、蒋经国、叶公超、陈雪屏（新）、田炯锦（新）、贺衷寒（新）、董文琦（新）
内政部长连震东
外交部长沈昌焕
国防部长俞大维
财政部长陈庆瑜（新）
教育部长黄季陆
司法部长郑彦棻
经济部长杨继曾
交通部长沈怡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郭寄峤（新）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高信
行政院秘书长谢耿民（新）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除“院长”、“副院长”外，“行政院”的组成人员变化并不大，是个求新而又求稳的组合。
后来的发展表明，蒋介石选择严家淦作为他将权力移交给儿子的过渡是正确的。严家淦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从陈诚院长到蒋经国院长时代，严先生在中间扮演着承先启后的角色”，【22】成为蒋氏父子权力交接过程中的“铺路石”。
1964年3月，“严家淦内阁”通过人事变动，蒋经国以“政务委员兼任国防部副部长”，这是没有先例的。次年，蒋经国又高升一步，出任“国防部长”，其接班姿态初现雏形。
三 处理陈诚丧事
1965年3月5日，国民党副总裁、“中华民国副总统”陈诚在台北逝世。蒋介石失去了一个忠实的助手。
从1950年出任“行政院长”开始，陈诚也是台湾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他对蒋也是忠心耿耿。50年代初期，美国曾有一批人讨厌蒋介石，有意要在台湾实施“换马”，纵容陈诚取代蒋介石而代之，并答应给予帮助，但陈诚严词拒绝。【23】有一次“国民大会”上，有位代表发言时对蒋介石“似略有不敬”，陈诚当时气得脸色发青，竟气急败坏地上台“痛骂了那位代表一阵子”。【24】
蒋介石主政多年，共过事的人不计其数，能干而又忠心耿耿的助手却不多。到台湾之后，他深居简出，一般不再过问具体事务，他的指示多是由陈诚等在第一线的人具体执行落实的，故他对陈诚也“一直爱护备至”，“在政治意见上，凡陈诚所提出的意见，与其他重要干部不同时，总统总是支持陈的意见”。【25】
除工作上的合作外，蒋介石和陈诚间还有一层密切的私人关系：陈诚的夫人谭祥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女儿，1927年底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谭延闿是介绍人之一，而1932年陈诚与谭祥成亲时，又是宋美龄做的媒。
1963年底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后，蒋介石鉴于他的健康状况，“再度准假三月，使摒除一切杂物，专心静摄，各项会议及典礼，亦可不必出席”。【26】至1964年10月，陈诚经检查发现肝癌，静养治疗。蒋介石获悉即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来挽救他的生命”，他下令在陈诚官邸内建立设备完整的临时病室，由中外名医组成诊疗小组，日夜照顾。【27】蒋还打电报把陈诚在国外的儿子陈履安兄弟召回台北，服侍其父。蒋介石夫妇则“每隔些日子到陈氏官邸探视病情”。
1965年3月，陈诚病情恶化，已至不治。蒋氏夫妇于3月4日中午至陈宅探视。病情已相当危急的陈诚得到通知后，“不顾身体的疲惫，坚持要下床坐在椅子上等蒋介石来访”。待蒋介石离开告别时，陈诚以微弱的声音凄凉地说：“总裁，我的病恐怕不容易好了。”【28】对蒋可谓是鞠躬尽瘁。这便成了蒋陈这对政治搭档的诀别。
次日下午1时，宋美龄再到陈宅探视弥留中的陈诚。当晚7时，比蒋介石小10岁的陈诚辞世，终年68岁。
陈诚所留三条遗言为：“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29】有人对此遗言进行研究后指出：“以陈诚的身份和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他的遗嘱中竟未出现‘反共’和‘反攻’一类的词句。这是出自偶然，还是陈诚临终有感？殊堪玩味。”【30】
关于陈诚在台湾的政绩，《联合报》曾著文予以较全面的总结：“溯维民国三十七八年间，陈副总统初主台湾省政，旋长东南军政，正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险之间’，当时情况的混乱与危殆，现在回想起来，殊觉余悸犹存。端赖陈副总统本其公忠严明的作风，施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毅然决然实施出入境限制，以防止匪谍的渗透，确保社会安全；建立独立自治的经济体系，以割断对大陆的经济联系，建立台湾经济建设基础；实行‘三七五’减租，为土地改革铺路；实行币制改革，为金融稳定奠基；整编来台部队，化混乱为严整，成为军事重建的转折点；辅导广大毕业生就业，开拓青年出路，成为政治革新的有生力量……而台湾地方自治，也在此时进行准备工作。这种种措施，正是‘保卫台湾’的防波堤，乃使台湾能在大陆沉沦的惊涛骇浪间屹然矗立而不为其所侵袭。其后，陈副总统在两度出任行政院长期间，应属建树良多，而其中尤以完成台湾土地改革一事，成就最大，评价最高，为中外人士赞不绝口者。良以土地改革，一面‘耕者有其田’，增进农民福利，健全农村结构，使本省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全省农民固属受惠良深，感德无既，但同时也使穷途末路、日渐式微的土地资本，转变为前途似锦、日趋兴起的工业资本，不仅为本省地主开拓了新的事业、新的财富和新的幸福，而且也为台湾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近年来本省工商企业的不断发展以至社会结构的渐形转型，实得力于此。以言‘建设台湾’，陈副总统所批所推的土地改革，乃为各项建设开辟了一个总的新境界。”在台湾各项成就中，“躬与其事，直接主持此一艰苦奋斗历程、转危为安，扶危定倾、励精图治，惨淡经营者，当推陈副总统为第一人”。【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