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越洋起诉毛邦初
度过了危机与混乱，蒋介石着手对台湾上层官员再次整肃：一则驱逐千夫所指的贪官污吏，改善国民党的公众形象；一则冻结那些与美国关系密切、精明干练、有可能对他的权威提出挑战者。与大陆时期相比，台湾狭小的空间显然有利于蒋介石对官员的控制，但台湾地方太小，众多从大陆去的高官难以各遂其愿，通往官场的独木桥上挤满了人，争权夺利较大陆时期激烈得多。蒋介石也找不到更多合适的位置安插亲信，而个别官场失意者难免牢骚满腹，以至对蒋介石出言不逊，甚至出他的丑。新一轮的整肃是从蒋介石的一位亲戚毛邦初开始的。
毛邦初，浙江奉化人，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远房侄子，广州航空学校毕业。特殊的关系使他官运亨通，20世纪30年代初即受派遣赴意大利受训，1943年起任国民党政府“空军驻美购料处主任”，住在美国，从事采购工作，1946年晋级空军副总司令，深得蒋介石信任。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前夕，一面令人将库存上海的黄金白银运往台湾，一面电汇1000万美元到纽约中国银行，转交毛邦初，但蒋介石又担心该笔款被李宗仁政府接收，遂又通过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命令毛邦初将该项资金取出，并由毛以私人名义分别存入华盛顿、纽约及瑞士的各银行，作为游说收买美国院外援蒋集团的活动经费。其时，此项游说活动由国民党驻美大使馆公使陈之迈和武官皮宗敢负责，他们给蒋介石的各种报告和请示以及蒋介石给他们的各种指示，均通过毛邦初主持的购料处专用电台秘密收发。无意中，毛邦初因此而掌握了蒋介石利用美援收买美国右翼政客的大量证据；同时也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的近千万美元的资产作为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1】
毛邦初自认为是国民党空军中为数不多掌握现代空军战略战术的将领之一，幻想出任“空军司令”以大展宏图。但蒋介石却任命陆军出身的得意门生周至柔任“空军司令”，屈居副司令的毛邦初大不以为然，便处心积虑地想将周至柔赶下台，两个人的明争暗斗形成越来越深的积怨。毛邦初出任“中国空军总司令部驻美办事处”主任，负责空军所需装备物资的采购工作，其原意本是周至柔想把毛赶得远点，以免总是在眼皮下捣鬼。但周未曾想到毛邦初并不领情，反而把“办事处”当成与其分庭抗礼的据点。1950年11月，毛邦初趁国民党改造期间对大陆时期的国民党贪官污吏进行整肃之际，向蒋介石报告周至柔在对美采购中虚报价款，贪污公款，要求对他进行调查惩处。不久，毛邦初返台述职，又面见蒋介石反映了周至柔的问题。蒋介石深知毛周之间积怨甚深，并不愿立即调解，反而要求毛邦初去找周至柔沟通商量。蒋介石对二人均有不满，但偏周还是明显的：“空军周、毛之争又起，周之愚拙自作聪明，殊为可叹也。而毛之行动等于叛乱，挟外自恃，更为可恶。幸而空军不交毛而交周，此亦先德后才用人之一教训也。”【2】毛邦初对蒋的偏袒渐生不满。
周至柔不甘束手待毙，他指责毛邦初对部下管教不严，其下属对台湾不忠诚，在美国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要求毛将其主要助手向惟萱等抽调回台湾审查。毛邦初更认为这是有意找茬拆台，以各种理由予以搪塞阻挠。
1951年4月，蒋介石决定改组台湾驻美各机构，将各军种的驻美办事处合并为统一的“国防部驻美采购委员会”，以改变以前的混乱局面，并派其秘书皮宗敢赴美组织。然而，毛邦初提出要以审查周至柔案为先决条件，拒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不交出他所控制的“空军办事处”，并且直截了当地批评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行为。毛邦初与周至柔的矛盾，演变成毛邦初与台湾当局的矛盾。
让蒋介石无法接受的是，毛邦初为增加自己同台北抗衡的筹码，竟同意其助手将周至柔腐败问题以及国民党利用美援游说美国人的资料通报给了美国人。其时，美国即将迎来1952年的总统大选，共和党人为击败执政达13年之久的民主党人，决定抛开国内问题，从对华政策入手全面攻击民主党政府。而在此之前，自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美国国内即掀起了一场“谁丢失中国”的大争吵。民主党政府为了推卸责任还为此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强调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共和党人所讲的对华援助不力，而是国民党政府自己的独裁腐败及滥用美援所致。毛邦初等人提供的信息，对急于摆脱责任并击退共和党人进攻的民主党人来说，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美国参议院迅速成立了以民主党人麦克马洪等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台湾当局是否利用援台专款进行‘游说’活动”，并很快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美国媒体也以《美援援美》为题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参议员周以德和诺兰等人直接致函蒋介石，要求蒋就其政府中的贪污腐化，尤其是周至柔问题进行调查，并将结果尽快告诉美方，“美国不希望看到他们援助国民党的美金被少数贪官私吞”。
此时，台湾方面因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美国重新援蒋，国民党政权的处境刚刚有所改善。毛邦初等人的举动重新将国民党政权置于“被审判者”的尴尬境地，甚至有可能因此而再次丢掉美援。蒋介石本来就对美国人的指手画脚十分反感，只因有求于人而不敢公开发作。现在毛邦初竟也挟洋人自重、告洋状，蒋介石就将积压的愤怒一齐发泄在毛邦初身上。不久，又传来毛邦初在华盛顿扬言，他将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台湾“国防部”内的贪污事件。蒋介石乃决定严厉制裁毛邦初。为堵住美国人的嘴，他命令何应钦等人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周至柔的问题。为不使周至柔难堪，他同时下令对海军的一位高级将领进行审查。事过之后，他仍重用周至柔。同时，下令查办毛邦初，严令其立刻交出所控制的“空军办事处”有关档案经费，并立即返回台北，就他所控告周至柔“贪污罪”与周当面对质。
身在美国的毛邦初对蒋介石的命令听而不闻。他不交出“办事处”，因为他手里控制着巨额的外汇，无论案子结果怎样，对他来说都是个很大的筹码；他也不敢回台北与周当面对质，他认为蒋介石是在骗他回去，回台湾前景不妙。
毛邦初的抗命无疑是对蒋介石的极大蔑视，忍无可忍的蒋介石最终于1951年8月21日下令，暂停其“空军驻美办事处”主任兼“出席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代表职务，并再次勒令其交出手中掌握的公款和档案，回台听候查办。【3】但毛邦初依旧我行我素，且在同蒋介石的往来函件中措辞越来越强烈，对蒋越来越不尊重。他在通过蒋经国转致蒋介石的信中说：如果领袖不爱人民，不爱国家，那么他就不能爱这个领袖，这样的政权不值得支持，【4】与蒋介石的关系已到公开对立的地步。蒋介石痛骂毛邦初的所作所为是台湾的“奇耻大辱”：“其在美国出丑自侮，诋毁政府，为美国反华者所利用，以资推（摧）毁我国家，其罪甚于卖国矣。”【5】他下定决心，要公开调查。
尽管蒋介石对毛邦初的行为十分愤怒，然而毛远在美国，他是鞭长莫及，无奈之际，决定诉诸法律，派“司法行政部”次长、法学博士查良镒赴美代表台湾当局与毛邦初打官司。查良镒行前，蒋介石指示他对于毛案“不要多所顾虑，犹豫不决，而应勇往直前，积极从事，使此案得到法律解决”。【6】查氏一行抵华盛顿后，组织了以“驻美大使”顾维钧为首的6人“毛案”小组，并聘请美国前陆军部长巴德森等人为台湾当局的律师。蒋介石派人越洋去起诉一个下属，与往日的作为大不相同，除了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对付毛邦初外，还在于他要借此举向美国人“展示”他不是一个“独裁者”，而是循法律程序办事的。
11月14日，巴德森代表“台湾当局”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提出起诉毛邦初。长达14页的起诉书由查良镒草拟，书称：“毛邦初在美服务期间，中国政府托付给他或交由他控制的巨额款项……计分之三大类：一、为中国空军采购许多项目的装备和供应品；二、为采购发展中国航空业所需的配备；三、作为周转之资金的款项，共计2400万美元。”但现在毛邦初拒绝交出档案、公布款项。因而，起诉的目的在于“迫使被告人交出所托付给他们的为中国空军采购装备和供应品及有关用途的款项的账目，使他们把未适当使用于指定用途的任何和所有上述款项交还并偿付中国政府，迫使他们把中国空军驻美军官的一切账册、字据、档案、记录和设备移交给他所指定的中国政府代表”。【7】
然而让蒋介石更恼火的是，正当其代表紧张地准备法庭所需材料时，眼见形势于己不利的毛邦初却突然斜出一枪，提出了蒋介石“总统职位”的合法性问题。10月18日毛邦初通过新闻界宣称，蒋介石无权代表“中国政府”，请求美国地方法院不要受理蒋介石代表对他们提出的起诉。【8】为此，毛邦初还通过程思远的介绍，专程赴纽约拜见了正寓居那里的李宗仁，告诉其存款之事，并说此款系李宗仁代总统期内汇出的，蒋介石无权支配这笔外汇，“请李采取适当措施”。同时，他还通过律师声明说：蒋介石是一个“篡位者”，“中华民国”的“合法总统”是李宗仁而不是蒋介石，因此，法院根据蒋介石代表提出的诉状而采取的司法行动是不合法的。【9】在与蒋介石“斗法”中败下阵来的李宗仁已渐被人遗忘，如今又有人尊称他为“总统”，他便以“总统”的身份表示：“此款既在代总统任内非法提取，本人应有审查之权”，并指令毛邦初不用理蒋介石的命令，“继续执行其职务”，保管经费，保全档案，“藉资审查”。【10】这也算是不失时机地报复了蒋一次。蒋介石对毛邦初居然勾结李宗仁，要求美国法院不接受台湾提出的控毛吞款案，这使蒋觉得毛太可恶，在日记中诅咒：“毛逆如不能逃避法网，若非入牢只有自杀之一途也。”【11】
如此一来，蒋介石的代表又不得不就其“总统职位”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交涉。在台湾当局的强烈要求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才谨慎地宣布：就美国国务院的立场说，蒋介石先生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毛邦初狗急跳墙式的胡搅蛮缠，向蒋介石权威提出挑战，终于使蒋怒不可遏，12月8日，他以“总统”名义下令撤去毛邦初本兼各职：【12】
空军副总司令兼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代表毛邦初失职抗命，并于本年八月二十一日予以停职处分，并令饬其即日回国听候查处。乃毛邦初不仅迄未交办，竟虚于事实，迭作荒谬主张，以图淆乱视听，着即撤去本兼各职，仍饬令即回国听候查处。
当哥伦比亚地方法院开庭审判毛案时，毛邦初早已跑得没有踪影了，只与其律师进行着电话联系，拒不出庭。
1952年2月，蒋介石得知毛邦初已自美国得克萨斯州越境潜入墨西哥，便要求台湾“驻墨西哥大使”冯执政密切监视毛邦初的行踪，并向墨西哥政府提出引渡毛邦初的要求，大有追其至天涯海角的决心。墨西哥警察虽以“偷渡罪”逮捕了毛，但法院却以台湾当局对毛邦初的控告不实而拒绝引渡。1955年5月墨西哥政府下令将毛释放，蒋介石抓毛邦初回台治罪的企图终未实现，自认为是“外交失败”。【13】
1952年3月5日，哥伦比亚地方法院对毛案进行缺席判决，命令毛邦初交出任“空军驻美办事处主任”期间受原告委托的全部款项数目。蒋介石的代表赢得了这场诉讼。但为了追回这笔款子，蒋介石的代表又在美国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和诉讼，耗资无算，直到毛邦初从墨西哥出狱，事情还没有结束。
被拖得筋疲力尽的蒋介石没料到用美国的法律办事会如此麻烦，下令迅速结束此案，不再追究毛邦初。1958年，毛邦初便与台湾当局达成协议：台湾方面宣布他“无罪”，并留给他20万美元生活费，他则交出其控制的其余公款，毛邦初从此在美国过起了舒适的寓公生活。有人说，毛邦初所以能获如此待遇，就因为他毕竟与蒋介石有一段亲戚关系。
二 ”王世杰案”
到1953年末，蒋介石已基本上清除了党内原有的异己分子，党、政、军也全部统一于自己的意志之下，再加上“戒严体制”的严酷整肃，从此建立起了对台湾岛比较巩固的政治统治。
蒋介石的权力核心由两部分人组成：以陈诚、蒋经国等主持国民党改造的一批忠诚骨干，以吴国桢、孙立人为代表的与美国关系密切者。后者所以得获委以重任，就在于他们的美国背景。蒋介石为争取美援，就用美国喜欢的人来讨美国欢心。但当蒋介石自己与美国建立了稳固的关系后，就要抛开政治花瓶，收回权力了。
11月18日，蒋介石突然下令：“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着即免职。”消息传出，各方震惊，高级官员更是忐忑不安，知道一场新的官场整肃又要开始了。
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1913年至1920年先后入英国伦敦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与胡适一起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7年加入国民党政权后，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武汉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等要职，【14】是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从政热潮中的成功分子，因而也深受蒋介石的喜爱和倚重。特别是在蒋介石1949年再次下野之后，王世杰作为其“私人参谋机构”的核心成员，与黄广谷、吴国桢、沈昌焕、蒋经国等人始终追随左右，出谋划策。1950年蒋介石“复职”之后，王接替邱昌渭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在蒋介石整改台湾期间做了大量工作。那么，他“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的罪名又从何而来呢？
国民党政权溃败大陆之时，其下属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两航”）撤退到香港。新中国成立后，“两航”部分职员发动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驾机返回大陆。“两航”起义引起了蒋介石的紧张。不久，新中国政府宣布将接收国民党的海外资产，这样尚存留在香港属于“两航”的飞机等一大批资产有随时被接收的可能。而英国倾向于承认新中国，这使蒋介石更加感到不安。为了逃避“两航”资产被新中国接收的命运，1949年12月，蒋介石决定把“两航”资产卖给美国人，即前“飞虎队”司令陈纳德，由他组成一个名为“民用航空公司”的美国公司。为做成这笔交易，台湾当局决定先收回“两航”公司中的外资股份，如“泛美航空公司”所拥有的股票就大约有125万美元，将这些股份转卖给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蒋介石的一些亲属宋美龄等人在该公司中拥有大量的投资。
但美国政府冻结了陈纳德移交给台湾当局用来购回“泛美航空公司”在“两航”中股权的资金，台湾当局不得不用其他资金先垫付，条件是美国政府一旦解冻，“民用航空公司”就立即将那笔钱归还给台湾。
此后，这笔款子长期未能收回。于是有传闻说其中有贪污受贿行为。蒋介石也怀疑其中有问题，特别是怀疑“外交部长”叶公超和“财政部长”严家淦有受贿的嫌疑。他严厉申斥二人没有加紧催促，处置不当。叶、严受训后找“行政院长”陈诚诉苦，求他代为解释。陈诚在与蒋介石谈话中称，如果那笔款子有什么问题的话，作为负责“行政院”的院长，他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但他又话锋一转说：“据档案记录，叶、严对此事毫无责任，不应受到责备。”【15】
根据陈诚的建议，蒋介石下令“司法院长”王宠惠组织调查此案。调查中王宠惠发现，虽然“民用航空公司”已经从美国取回了那笔款子，但在王世杰的建议下，蒋介石却亲自批准推迟向“民用航空公司”索还这笔钱，有关文件上留着蒋介石的亲笔签字。王宠惠把此情况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忽然发现，查来查去，“处置不当”的责任竟在自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之中。
蒋介石到台湾后曾反复训诫其部属对工作要缜密、认真、负责，如今自己却犯了“不负责任”的错误，传出去要严重影响自己的形象。于是，他开始寻找借口为自己开脱。他指责王世杰在交给他签字时没有把事情说清楚，否则他“无论如何是不会批准这件事的”。【16】蒋不自责未看清文件内容就签字，却把责任推给提建议的人，蒋介石的强词夺理可见一斑。他还进一步推测说王世杰的建议是根据“民用航空公司”的法律顾问端木杰的请求做的，而端木杰曾在台湾“交通部”任要职，王世杰肯定通过端木杰与“民用航空公司”有什么勾结。为这种功劳归己、过失委人的“总统”做“秘书长”，大概只能自认倒霉。不得已，王世杰提出辞呈以示“承担责任”，但恼怒异常的蒋介石拒绝了王的辞职请求，给了他更严厉的处分，下令免除王世杰的职务。本来王世杰辞职当替罪羊已算是不轻的处分，蒋介石却小题大做，似乎有杀鸡儆猴之用意。陈诚觉得王有冤屈，仍“表示不快”，为之求情。蒋反责备陈诚“不智与懦弱，毫无定识，几乎与何（应钦）不相上下矣”。【17】可见其在处置王世杰问题上的决心。
三 ”吴国桢案”
“王世杰案”并没有因他被撤职而终结，却引起了台湾政坛更大的风暴，这就是吴国桢案的发生。
吴国桢（1903—1984），字峙之，又字维周，湖北建始人。幼年旅居北京，1914年入天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同窗；1917年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与罗隆基、闻一多、潘光旦等是同学，并参加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1921—1926年间，吴国桢留学美国，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立志从政，加入国民党，并于1932年担任蒋介石私人秘书。蒋介石对其“年轻练达”“印象至深”，遂任命其为汉口市市长。吴国桢因政绩突出，在1941年出任战时首都重庆市市长，后又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以其为“市长专才”，任命其为上海市市长，接替“主政不力”的钱大钧，执掌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吴国桢为“回报蒋的厚望”，竭尽全力，奔波劳顿，“经常处于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对立面”，他也因此而位列毛泽东宣布通缉的15名国民党主要战犯的第10名。【18】由于受美国教育的影响，他在任职中比较注意接近新闻界，赢得了“民主先生”的称号，他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美国报刊上，颇得一些美国朝野名流的好感。因此，当国民党在大陆溃败殆尽之际，为保住台湾这块最后的根据地，制衡大陆的新政权，以国防部长约翰逊、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国务院顾问白吉尔海军上将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右翼人士极力“主张给台湾以全力支持”，并提议由吴国桢接替陈诚任台湾省主席，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照办了，美国会提供援助”。【19】其时，国民党正处于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尽管美国的提议有明显干涉“内政”的嫌疑，是对蒋介石、陈诚等人能否守住台湾之能力的极大怀疑；但若因此而能改变其政权“腐败无能”的形象，博取美国的欢心，获取美国援助，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因此，当美国人的意见传达给蒋介石之后，他即令陈诚、王世杰等人劝说吴国桢接任台湾省主席。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逃离成都到台湾，此举也意味着国民党彻底丢掉了大陆。第二天，蒋介石即亲自召见吴国桢，命令其接替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同时，对接任台湾省主席后的吴国桢也优礼有加。据吴国桢回忆，在其出任台湾省主席后，蒋介石对其工作很是支持。例如，吴国桢提出清点军队员额以消灭国民党军中“吃空饷”的痼疾，蒋介石给予了支持；吴国桢提出严查桂永清所部海军走私问题，蒋介石也同意了；吴国桢提出推动台湾地方自然选举的计划，蒋介石也默许了。在生活上，蒋家与吴家的关系也“非常亲切”，“以致每周要共餐两三次”；1950年蒋介石过生日时，亲自派人接吴家上山聚会，并在其他文武高官步行的情况下，赐吴国桢与其共乘滑竿，以示恩宠。【20】
对于蒋介石的恩宠，吴国桢以“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与行动倾力相报，整理财政，恢复经济，安置逃台溃兵与难民，实行地方自治，等等，成绩突出，帮助退台之初的国民党度过了危险期，稳定了政权，巩固了统治。因此，在1952年11月的国民党“七大”上，在国民党众多元老重臣纷纷落马的情况下，因蒋介石的提名，吴国桢当选只有10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常委。
但在此过程中，吴国桢自恃有美国人和蒋介石的支持，政策强硬、专断。特别是随着政治资本的增加，他也“有些得意忘形”，在言谈举止方面对同事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姿态，乃至于目中无人。他与“行政院长”陈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等文武高官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以致“四面树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与蒋经国的矛盾。
两个政治理念不同而政治抱负都很大的人在一起，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早在吴国桢上海市长任内，就与蒋经国发生过摩擦。那时蒋经国以“经济督导员”的身份奉父命赴上海整顿面临崩溃的经济，他认为只要实施铁腕政策，严厉打击投机商人，争取上海市民的支持，就能控制通货膨胀，而吴国桢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是无法解决经济问题的，便不予配合。结果，蒋经国以失败而告归。退台后，在蒋介石的刻意培植下，蒋经国操纵情治系统，实行特务统治，干预地方政务，勒索地方财政，都遭到了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的抵制，两人的正面冲突不断发生。1950年蒋经国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台湾省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吴国桢大为不满，曾去找蒋经国要人；1952年第二届县市议员选举前夕，蒋经国奉其父手令逮捕了两名未投国民党提名议长票的议员，在吴国桢的坚决要求下，蒋介石被迫放人。【21】不仅如此，吴国桢还进一步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蒋介石根本无法接受的建议，例如：取消特务政治；改革军事法庭，允许被告人辩护；筹组反对党，实行两党政治；不要让蒋经国“做特务的头”，而是去“负责某种人民福利组织”；等等。显然，上述任何一条建议的实施都会危及蒋氏父子在台湾的统治。因此，自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开始有意削弱吴国桢的省主席权力，将军队款项的支付权力从台湾省政府收归“中央”，将台币的发行权收归“中央”，将重要工矿业的管理权收归“中央”。【22】蒋介石一方面确实欣赏，甚至倚重吴国桢的才干，如在日记中曾提到1952年上半年财政大幅增收，“军公教人员提高待遇之经费无虑”，而原因是“吴（国桢）任之功能”。【23】但另一方面对吴国桢恃才傲物，尤其是借美国人自重十分痛恨。早在1950年初吴国桢在陈诚“组阁”时提出强硬要求时，蒋介石即认定“其多半当受美国在台之使馆人员之影响也”。【24】
但从总体上看，蒋氏父子争取美援心切，仍需吴国桢这块“民主”招牌。碍于美国人的情面，暂时容忍了吴国桢的“不敬”。1952年年底，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从岛内来说，随着国民党“七大”的召开，蒋氏父子全面掌控了国民党，吴国桢虽位列中常委，权力却进一步被削弱。掌权后的蒋经国加大特务政治的推行力度，甚至吴国桢本人也成为其监视和监听的对象，这使吴国桢对蒋氏父子的信心大大降低。从岛外来说，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改变对台政策，开始更积极地援助台湾，对蒋介石也是支持多于批评。美国政策的改变，使得蒋介石有可能对内部政策进行调整，吴国桢等人头上的特殊光环渐渐散去，失去了作为向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功效。蒋经国在与吴国桢的纠纷中不再让步，吴国桢感觉出了蒋介石态度的冷淡，遂在1953年3月初以“身体欠佳”为由提出辞呈，蒋介石批示慰留，并派宋美龄居中斡旋，但最终在“特务控制”问题上未能达成妥协，双方不欢而散。蒋介石认为吴国桢的辞职是要挟，“国桢之骄矜失信令人绝望”，“其玩弄手段至此，殊所不料”。【25】3月底，蒋介石已经下定了去吴的决心：“国桢骄矜狡诈，不能合作，故省政阻滞，非决心改组不能再求进步矣。”【26】在与蒋介石争执的过程中，吴国桢又遭遇匪夷所思的“车祸”而险些丧命，吴国桢去意乃更坚决。4月初，美国首任“驻台大使”蓝钦正式向蒋介石递交“国书”，并宣布美国将大规模援助台湾。4月10日，蒋介石批准了吴国桢的辞呈，任命俞鸿钧继任台湾省主席。【27】蒋在日记中写道：“国桢藉美声援，有恃无恐，以为非他不可，故骄矜孤僻，对余亦不在心目，甚为其修养不足，根基浅薄惜也。余乃断然准其辞职，寸心甚觉自得。如其受此重大教训，果能悔悟警觉，痛改前非，则其才仍可用也。”【28】在吴国桢辞职过程中，蒋介石始终关注的是美国的态度，美国人未公开表态，使蒋介石稍得宽心：“美国并未发生影响，此或（吴）国桢所不料及也。”【29】
辞去省主席的吴国桢虑及生命危险，决计脱离台湾，并于5月份借口返母校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和作公开演讲，申请携全家离台赴美访问。此举遭到蒋氏父子阻拦，后虽经宋美龄等人求情而获允准，吴国桢夫妇才办妥手续，但其儿子与老父未获准同行。
1953年5月25日，吴国桢乘飞机到达美国华盛顿西雅图。临行前，陈诚、蒋经国等人还至机场送行，但吴国桢已明显感到台湾的政治空气对己不利，因此，在完成访问和演讲任务后，没有敢再回台湾，就在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定居下来。同时，他先后三次致函台北，请求辞去国民党中常委和“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职务。蒋介石拒绝了吴国桢的请求，并派人劝吴国桢回台北，吴国桢则以蒋介石必须先进行民主改革为条件，否则，“回去是无用的”。但从总体上看，在“王世杰案”发生前，吴蒋矛盾还是秘密的，在公开言论中，他仍支持台湾当局：“希望所有的中国人要万众一心，在反共阵营内团结起来，舍此，我们又何以反攻大陆？”【30】但王世杰案发生后，吴蒋矛盾开始走向公开，并趋于尖锐，终至分道扬镳。
“王世杰案”虽以王氏被免职而宣告结束，然而由于有关该案的具体情节秘而不宣，各种猜测与传说纷纷而起。有人说吴国桢的赴美就是接受了王世杰的公费资助，因而要求公开王世杰案真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潘公展在《美华日报》发文说：“政府如果以澄清政论为急务，则对于案情直接宜有调查报告发布，必如是而后廉洁之士有所保障，贪墨之徒有所戒惧，否则徒使问心无愧者横遭传说之诬毁，而暮放芭苴，蝇营狗苟者，转得逍遥法外”，【31】这明显是在影射吴国桢了。台北的媒体以及国民党控制的海外媒体也随声附和，抨击、批评吴国桢，指其卷款50万元逃亡美国。
身为高级官吏的吴国桢滞美不归，其义不言自明，使蒋介石颇为难堪，他认为吴国桢“言行渐近于威胁与越轨态度”，仍希望能“使之觉悟复常”，并派人赴美国劝吴国桢回台“接受调查”。【32】吴国桢不但抗命不归，而且对把自己与王案联系在一起十分恼火。他一方面给媒体写信辩解，一方面写信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其昀要求调查。他甚至通过在台北的父亲，在台北媒体公开做广告，发表他关于此事的声明，声明说：【33】
桢远在国外，忽闻道路谣传，谓桢苟取巨额外汇，并云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去职与此有关等语。查桢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有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桢亦未有此项要求，与王氏更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桢闻此谣传后，已于1月2日以党员身份函请张其昀秘书长转呈总裁，请饬政府彻底查明，公布真相。
但他的声明在国民党当局阻挠下迟迟未能发表，直到2月7日蒋介石同意见报，但为时已晚。同一天，吴国桢在芝加哥参加一个《同新闻界见面》的电视节目时，称他离开台湾是为了“健康和政治两个原因”，他主张台湾民主化，“而别人则认为反共需用共产党的手段”，正式公开了他与蒋氏父子的分歧。2月16日，吴国桢又在其住地接见美国记者，详细阐述对台湾政局的看法。他指出，“目前的台湾当局过于专权”，不能实现民主，也不可能“光复大陆”。吴国桢表示：“在目前环境之下不愿回到台湾，因为现在那儿的政治形势与其当初和他们发生争论时并无改变。”【34】
吴国桢的谈话，经美联社、合众社的报道后，美国各大新闻媒体均发表意见，对蒋介石和台湾无疑是重磅炸弹。
吴国桢的批评只是道出了台湾的真实情况，可谓切中时弊。胡适对此评论说：“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那封信讨论的几项根本问题，其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需，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有益处了吗”？然而，蒋介石并未这样考虑，他认为这是吴国桢假美国人以自重，向其权威挑战，因而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台湾的传媒开始统一口径反击，如《联合报》社论说，吴国桢的谈话是恶意攻击，是“给予共产党敌人以宣传的借口”，双方撕破了脸皮，争吵逐渐升级。
2月27日，吴国桢再次致函蒋介石和正在台北召开的“国民大会”一届二次会议，对其进行了批评，而那次大会的主要议题就是选举蒋连任“总统”。吴国桢在信中说：“桢弃官浮槎，原为政见之不同，隐忍十月，亦系企求当局之自悟。”但当局表现令他十分失望。他指出要“恢复大陆”，“必须抛弃个人一人或一家之思想，完全接受国父之遗教，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始能收其效而得其功”。然而，当局所采取的政策大多与此相背，这表现在：一、一党专政，“国民党之经费并非由党员个人捐助，乃系政府即国民之负担”，“国民党内所谓‘民主’实系虚伪，所谓‘集权’实系事实”；二、军队内有党组织及政治部，国民党军中升降不以成绩才能为依据，而以个人与政治部关系为主，“国家军队，必须国家化，俾其不致忠于一党或忠于一人，造成封建及内乱”；三、特务横行，“干涉选举，搜捕人民，威胁敲诈，苦刑拷打，所在皆是”，“藉其凭依，不知法律为何物”；等等。
吴国桢在信中建议“国民大会”立即采取措施，以纠正错误，他的建议是：组织委员会彻底查明国民党经费来源，公布真相；撤销军中之党组织及政治部；制定法律，明白规定特务机关之权限及其违法处罚之法则；调查无辜被捕、被害者之诉讼；撤销“青年反共救国团”，并不得再有类似变相组织之出现。他最后说：“桢已流亡异国，自甘寂寞，又何恩怨可言，并非为故意颠覆某人”，请求将此等意见在台湾公开发表，否则，他将重新考虑不在美国大众面前“扬家丑”的立场。【35】
吴国桢的建议等于从根本上颠覆了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否决了台湾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其对台湾政治的冲击性可想而知。蒋介石恼羞成怒，在日记中对吴大肆谩骂：【36】
吴国桢在美，当我国大开会之前，正副总统提名人选出时，彼即肆意诬蔑政府不民主，而且自高其身价，口口不愿奉召回国之卑劣之行。余以此逆为滥笑善哭之小人，不可共事，但其小有才且兼善长英语，故用之。不料其愚劣至此，竟为李宗仁、毛邦初之续，是其自葬其前途，于余何逊耶？谚云“滥笑无诚”。余又长一智识，曰“善哭必诈”，此于冯玉祥善哭，翁文灏滥笑得之，而吴国桢则更以滥笑而兼善哭者。以后交人接物又多得一经验矣。
台湾方面迅即作出反应，“立法院长”张道藩召开记者会，反驳吴国桢，指责其在美国的言论是“荒谬、极不道德的行为”。他历数吴国桢的种种“劣迹”：在上海市长任内不亲自办理移交，“严重渎职”；在台湾省主席任上更是私自滥发钞票、私自抛空粮食，以及在对外贸易、林产等问题上非法、乱纪、专擅、操纵，“不仅危害政府利益，而且在很多事实中有意包庇贪污、营私舞弊、勾结奸商、谋取暴利”。他说：“吴国桢三年来处理省政，他自己就是法律，他自己就是政府，挟外自重，目无法纪，吴氏以政见不同作借口辞职，是掩饰其失职。”【37】台湾省议会也攻击吴国桢不执行省议会决议，涉嫌“林产诸案”、“有奖储蓄案”、“赖长生案”、“抛售外汇案”等。
“国民大会”讨论了吴国桢的来函，“大会主席团”决议：“一、吴国桢以现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在国境外扬言政见不同，肆意诋毁政府，并欲藉本大会期间增加其恶意宣传之力量，主席团认为此种直接有利于匪敌的言论行为，当堪深恶痛绝；二、决定凡个人向大会陈诉事件，按宪法规定，不属本会议事范围，吴国桢来函不予受理；三、公布吴国桢的来函。”【38】最初多数人不同意公开吴国桢来函，但蒋介石却另有见解，他了解吴的个性，力主发表：“否则吴更以此为政府之谜，而反加其攻讦之口实矣。”【39】“国民大会”还通过临时动议，建议当局迅速吊销吴国桢的护照，“勒令回国依法处办，如违即予明令撤职通缉归案，以维国纪官场”。【40】
吴国桢深谙台湾的“不民主”，他致函“国民大会”无非是借机宣泄而已。但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大会”对此所通过的议案，却为蒋介石惩办吴制造了“民意基础”，他于3月17日发布命令，撤销吴国桢职务：【41】
据行政院呈：
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五月藉病请假赴美，借故不归。自本年二月以来，竟连续散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攻复国大计，拟请予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及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其所任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势，并应依法彻查究办。
同一天，国民党中常会及中央纪律委员会提议开除了吴国桢的党籍。
台湾当局的上述决定，招来了吴国桢更直接、更尖锐的批评，他于3月20日、3月28日和4月3日接连给蒋介石写了三封信，并发表了《上总统书》，重申其致“国民大会”的建议，点名批评了蒋经国的特务统治，说他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应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恢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此外，他还直指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故（固）步自封，又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42】
作为来自国民党核心、曾为蒋介石多方倚重的吴国桢对蒋氏父子的抨击和揭露，对于他们败退台岛后所刻意制造的个人神话、“反攻”诺言与政治形象，打击不可谓不重。然而吴国桢远在美国，蒋介石鞭长莫及，除了命令撤其职务外，对于吴的批评也只好听之任之。台湾当局曾试图“引渡”吴国桢，遭美国拒绝。吴国桢从此客寓他乡，靠替报纸撰稿和演讲为生。1965年应聘为佐治亚州立大学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直至1974年退休，再也未能回台湾，1980年病逝。
四 ”孙立人兵变”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台关系的冷热起伏也波及台湾政坛，造就了一批昙花一现的风云人物，他们一夜之间成为大权在握的显赫，然而，不久又以种种罪名被打入冷宫，销声匿迹，其中比较典型的除前述吴国桢外，孙立人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清华大学毕业，继保送赴美，获工程学学士学位，后转入著名的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回国后，入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军训队长，旋调“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宋子文成立“税务警察总团”，任团长。1940年11月，税警团改为新38师，孙任师长并率部参加中国远征军。仁安羌之战，他率部击退10倍于己之日军，解救数倍于己之英军。此外，在打通雷多公路、反攻缅北战役中均战功卓著，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战后获英国皇家勋章，成为美国名将马歇尔等人的座上客。但因非黄埔出身，又与出自黄埔的杜聿明等人发生矛盾，抗战结束不久，他被蒋介石调到台湾任“国防部”陆军编练司令，搁置起来。
蒋介石败退台湾，决定起用素为美国人赏识的孙立人，以争取美援。1949年底，孙立人被任命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1950年3月出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旋晋级陆军二级上将，四年之后又出任“总统府参军长”。
但1955年8月3日，孙立人却突然向蒋介石提出辞呈，他说：【43】
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示郭廷亮案情，日前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资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司，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均斑，无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应有以上报，乃今日竟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抚衷自省，实深咎愧！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8月20日，蒋介石下令免去孙立人职务，命令说：“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织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听候核办。”【44】
从上述两个文件可以看出，孙立人的被免职是与“匪谍”郭廷亮有关系。郭廷亮，1938年毕业于云南昆华师范学校，同年考入税警团干部教练所，后留团工作，孙立人当时为总团长。1940年底郭随孙赴缅参战，解放战争时期任孙部榴弹炮营少校连长。到台湾后孙立人任命他为陆军训练司令部训练班副队长，并随孙立人升迁而不断调职，“孙将军迭予任使，甚为信任”。【45】但两人关系密切并不能成为治罪的根据，所以，众多的人认为，这不过是蒋介石父子清除孙立人的一个借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