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7年8月，美国特使魏德迈考察台湾后即向国务院提出将台湾交联合国“托管”。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候，“托管”之议甚嚣尘上，连美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也表示：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台湾仍属于盟军总部。【33】对此，蒋介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交归盟国。”1949年6月，麦克阿瑟正式向国民党政府驻东京代表团探询，希望国民党把台湾交盟军总部或联合国代管，蒋介石的回答是：“台湾归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实际上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之办法；因为此种办法，违反中国国民心理，尤与中正本人自开罗会议，争回台澎之一贯努力与立场，根本相反”，【34】拒绝了美国人的提议。
蒋介石此举，毫无疑问是出于对自己及国民党集团利益的考虑，恐惧台湾被美国人接管后他所面临的寄人篱下任人驱使的处境。同时，也是出于对外国势力阴谋的担心。此后美国又多次重提此议，均被蒋介石回绝。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未同国民党协商，便单方面宣布派兵进入台湾海峡，杜鲁门总统重弹台湾地位要等“对日和约”签订后或由联合国决定等“台湾地位未定”的老调。蒋介石认为这是无视中国主权和尊严的行径，命令顾维钧立刻前往美国国务院交涉，希望美方能把其进驻台海的理由改为应“中华民国”的邀请对台湾进行“协防”。无奈美国不肯接受，蒋介石最后在默认美国人决定的同时，令“外交部长”叶公超公开声明：“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为各国所公认。美国政府在其备忘录中，向中国所为之上项提议，当不影响开罗会议关于台湾未来地位之决定，亦不影响中国对台湾之主权。”【35】表明台湾当局没有同意美国的意见，坚持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的基本原则。鉴于台湾的一再反对，美国以“台湾地位未定”来分割中国领土的计划一时难以进行。
1954年8月起，国共两党在台海地区的冲突不断升级，尤其在金门地区的炮战，达到了白热化状态。美国乃趁机提出所谓的“停火”问题，企图达到使台湾避免“沦陷”的目的，并进而使国共脱离接触，以分离台湾。
人民解放军对金门的大规模炮击，国民党军损失惨重，金门地区随时有被攻占的可能。台湾强烈要求华盛顿协防金马地区，并把这一点列入双方正在讨论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是，刚刚从朝鲜战场脱身的美国不敢再次卷入大规模的战争中，它不仅不答应台北的要求，而且对其在金门地区的军事行动多方限制。当国民党空军要求美军顾问团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立刻批准它对大陆进行报复性空袭时，美国人拖了7个小时才勉强同意，美国“驻华大使”蓝钦则要求国民党空军“适可而止”。
美国人深刻地认识到，蒋介石是难以驾驭和驯服的。特别是国务卿杜勒斯亲眼目睹了蒋因美国政策的迟疑观望而愤怒不已的情景后，感到有必要借助国际力量来压蒋介石就范。9月12日，杜勒斯提出将中国沿海岛屿冲突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处理，以获取一项维持原状和实现停火的决议，从而冻结金门、马祖等岛屿，防止战火的蔓延。他同西方一些国家接触后，决定请新西兰向安理会提出议案。10月12日，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劳勃森等人怀揣新西兰提案的拟定书突访台北，同蒋介石、陈诚等台湾官员进行了4次长达7个小时的会谈。劳勃森告诉蒋介石，新西兰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案，要求在金门地区停止敌对行动，并建议采取和平的解决办法，俟新西兰提出后，美国将予支持，希望台北方面对这一提案不要有过激的反应。
劳勃森的突然造防，本已使蒋介石“大为惊讶”，而所提要求更使他感到震惊，他对美国此举十分不满，言辞之间颇为激动。他说：“将该提案提交联合国于我百害而无一利，至低亦将沉重打击我军民之精神与士气。以我政府观察，此种情况至关重要，其性质可与马歇尔将军之调停相比。当时，我国追随美国政策，而结果失去中国大陆。吾人之责任在当时未能将其政策之严重后果相告。时至今日，必不容重蹈此灾难覆辙”，“以新西兰提案维护外围岛屿，无异于抛弃外围岛屿。吾人宁艰苦战斗而失去外岛，亦不愿承认新西兰提案保全之”。他还告诉劳勃森，他已下令守卫外岛，战斗到底，不管有无美军的支持或补给。
劳勃森在遭蒋介石拒绝之后，便软硬兼施，施加压力。他一方面警告蒋介石，如该提案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美国将尽力防止讨论范围的扩大，但如果其他国家提出该案，内容可能较为复杂和笼统，这样，美国就会感到更难对付。另一方面，为了安慰蒋介石，劳勃森又表示，美国完全了解该提案的提出可能将置台湾于极为困难的境地。美国对此已有所安排，愿在提出该案时明确说明它坚决支持“自由中国”，例如，在该提案提出时，为了抵消它的不利影响，美将宣布“美台协防条约”早已进入讨论阶段。
同美国签订双边军事协定，是蒋介石梦寐以求之事，故劳氏作出承诺后，他也作出让步，他要求美国政府“以劝说新西兰政府不提此项提案为宜”，如果无法制止，则应于提出建议之前，至少提出之同时，由美国政府宣布它正积极与台北谈判缔结一项双边条约，而且为尽量减少新西兰提案所产生的不利后果，“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必须在安理会对该提案作出决定之前签字。此外，作为交换，如安理会美国代表能及时出面声明“美国认为共产党入侵金门实乃对中华民国领土进行侵略之一种形式，为此美国不能支持此一提案”，则台北可指示其驻“联合国代表团”持保留态度而不表示反对。【36】
10月16日，蒋介石电令叶公超与顾维钧，在同美国人会谈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台北会谈中所达成之基本原则，即“如美方不接受我们提出的条件，我们那时要明确地说出我们反对新西兰提案”，“即使美方完全接受我们的条件，该提案的原文也应修改，我们不能同意把我们政府的称号和非法的共产党政权的称号相提并论，‘采取和平方法’一词也应取消”。【37】
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叶、顾二人同劳勃森等人在华盛顿进行了数次会谈。叶公超等人指出，新西兰提案“实毫无可取之处”，如果付诸实施，“将连根拔掉我们光复大陆的希望”，“切望美国在决定支持新西兰决议案之前，认真考虑其可能导致之军事后果”，如美国能说服新西兰政府不向安理会提出，则台湾方面会“不胜感激”。【38】
美方代表在会谈中则反复申述美国的“善良”用意，杜勒斯甚至劝说台湾代表：他相信苏联必将对新西兰提案加以否决，而共产党国家接受此项提案的可能性为1/50，他觉得“中华民国”能经得起这样一次1/50的风险，国家好比个人，有时候也必须冒点风险，“中华民国”在目前情况下，不妨冒一冒这个险。但美国不了解，蒋介石本钱无多，不会拿此最后的资本一赌的。因而，台湾对美国的劝说再不让步。在此情况下，美国决定暂不提此事，先全力解决“共同防御条约”问题。【39】美国并未从根本上放弃“停火”之议，而是在等待机会。1955年1月，大陈局势日益紧张，“两个中国”论再度泛滥。许多国家视此为解决台海危机的最佳方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亦一度对此寄予希望。美国政府趁机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已签字为借口，再次向台北施压，让其在新西兰提案上配合美国的行动。
1月18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战斗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先后发表谈话，对倡议中的台湾海峡“停火案”表示欢迎。艾氏说：“我很愿意看到联合国在努力发挥其影响。”美国舆论界也是一片附和之声。1月19日下午，美方通知台北，表示它已决定：一、按照美国的意见，台湾从大陈撤军将是一项明智的措施，美国准备对撤军提供空中和海上掩护；二、在联合国采取某些行动之前，美国拟公开宣告它将参与保卫金门地区；三、美国将把这个问题提交安理会，供其进行考虑和采取行动，以实现停战。【40】蒋介石经过考虑，决定接受美国的大陈撤军建议，但对停火一案仍持反对态度。蒋介石的考虑是，美国的建议“在军事上甚合情理，惟其后果与果实不胜痛苦”，但如果不接受，则美国国会可能对台美防御条约“搁置不理矣”，故只好决定接受其意见。【41】他在台北同“美国大使”蓝钦及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进行会谈时，严厉指责美国的“停火”建议。他说：“在大陈撤退问题上，我们已经受到重大打击。假若我们继之再接受停火，则必然会丧失我国官兵和海外华侨的士气与民心”，因此，台湾坚决反对“停火”。【42】
但是，美国人并不理会蒋介石的态度，继续推动“停火案”。1月27日，美方将新西兰驻华盛顿大使致当月安理会主席函件的初稿及其提案草案，交给台湾代表。美方还告诉台北，届时新西兰还将提议邀请北京方面代表到安理会说明其观点与立场，美国不会作此提议，但若他国提议，美不会反对。
美国对新西兰提案的态度，特别是要邀请北京代表出席安理会的决定，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不安。他立刻致电在华盛顿的叶公超、顾维钧，要求他们全力以赴同美国交涉，“必须遏制新西兰提案以便排除无休止之政治阴谋”。蒋介石非常清楚，美国既已决定，是无法再让它改变的，所做的只是尽量争取体面些而已。因此，在美国作出保证之后，台北也不再坚持反对，但为了表示大陈撤退是主动而不是在联合国“停火”压力下之行动，它决定在有关决议作出之后，再行撤退。
1955年1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开会。会议首先就新西兰提案及苏联所提“控告美国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案进行表决，以确定是否列入议程。在表决前的辩论中，台湾代表蒋廷黻批评苏联的提案是“苏联帝国主义侵犯中华民国的又一个事例”，而新西兰的提案“显然是不切实际、见解肤浅的，因为这个提案没有指明问题的根源，而苏联的提案则不过是宣传而已”。【43】但投票的结果，新案以九票对一票被列入议程（苏联投反对票，台湾弃权），苏案也以十票对一票被列入议程（台湾投反对票）。在随后对安理会主席所提邀请北京代表参加讨论新案的提案表决时，蒋廷黻虽再次极力反对，投票还是以九票对一票通过（苏联弃权，台湾投反对票）。
台湾所以极力反对北京代表出席安理会，是认为北京会以此为契机，不惜以“海峡停火”、承认“两个中国”的现状为代价，加入联合国，向台湾提出挑战。但台湾显然过低地估计了中共领导人的民族情感与原则。早在新西兰“停火案”酝酿之初，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即通过印度的尼赫鲁、缅甸的吴努和联合国的哈马舍尔德等人向世界宣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决不容忍联合国或美国的任何干涉。1955年1月2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递交咨文，请求国会授权他随时部署军队，保卫包括台湾在内的西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周恩来总理立刻发表声明，抨击美国是在准备战争，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坚决反对联合国或美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因此，当联合国秘书长向中国发出邀请，邀请北京派代表出席安理会时，中国政府2月3日回电拒绝，“除非驱逐安理会中的国民党代表”，从而使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在台湾海峡主持实施“停火”的希望破灭。蒋介石目的达到，即宣布自大陈撤退国民党军。
然而，大陈撤军并没有彻底打消美国、英国在海峡谋求停火的企图。大陈撤退甫毕，正在召开的英联邦总理会议又提出一个新方案：北京停止军事行动，作为交换条件，台北将全部沿海岛屿让给北京，只保留台湾和澎湖列岛，以等待国际上以和平方法对台澎的法律地位作出裁决。美国附和此案，它不仅不按原先协议协防金门、马祖等岛屿，反而力促台北放弃上述地区。蒋介石认识到，美国阴谋无休无止，必须有“严正表示”，以断其邪念。于是，他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谈话，断然拒绝美国的要求：“金门、马祖与台湾、澎湖是不可分割的，欲保卫台澎，必须同时保卫金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均属中华民国领土主权所有，虽尺土寸地不容放弃，何况恢复大陆，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同胞，乃中华民国政府之神圣职责，决无在大陆同胞迫切期待拯救之际，反将沿海岛屿放弃之理。”【44】蒋介石还特别批驳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指出这不仅违反国际法，而且是完全抹杀事实的谬论：
回忆民国32年，我和美国故罗斯福总统及今日英丘吉尔首相在开罗会商对日作战和战后有关问题的解决。会后我们曾发表共同宣言，其中规定，凡日本自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各省、台湾、澎湖均应交还于中华民国。这一宣言后来并为波茨坦协定所接受，又为日本在投降时所接受，当然其有法律根据和完全的效力。所以，中华民国政府在日本投降后，接收了台湾、澎湖，建立了中华民国的台湾省。自那时起，台湾已恢复其作为中华民国领土的地位，即已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了。等到旧金山对日和约和中日和约签订，日本依照该二约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因此，台湾归还我国的手续早已完成了。
那些曲解台湾地位的国际人士，当然都知道这些法律和历史根据，他们不过故意曲解，别有用心罢了。还有些人为了要曲解台湾的地位，正在谋求各种说法，企图否定开罗宣言的效力，我要警告世界各国：如果开罗宣言的效力可以否定，那么波茨坦协定的效力是否也可以否定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间订的各种条约协定的效力，是否也可以否定呢？……在这里我要正告全世界人士，中华民国人民和政府决不容许任何人割裂我中华民国的领土。
蒋介石还指出，所谓的“两个中国”奇论，“尤其荒谬绝伦”。【45】 3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换约而访问台北，蒋介石事先周密准备，确定在会谈中向杜勒斯表达以下四点：“甲、金门马祖外岛停火问题之决不同意；乙、联合国两个中国问题如“共匪”加入，中华民国必然退出，应先对盟国声明；丙、凡关中国事除联合国内开会以外，中国对其任何会议绝不参加；丁、中国必守盟约，凡对俄共与国际反共政策或行动，中国必与美一致，决不单独行动，有违盟约之事。”【46】这代表了蒋的基本态度。杜勒斯也申述美国的立场。蒋介石认为会谈结果“尚称圆满”。【47】4月20日，艾森豪威尔派与蒋介石关系颇好的助理国务卿劳勃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将军联袂赴台，劝说蒋介石放弃金、马，但蒋介石最终还是以“金、马形势及其政治意义与大陈完全不同”为借口，告诉劳、雷二氏，撤退之事，“绝无考虑余地”，而且不论美国协防与否，“我们必坚守两岛到底”。【48】
此时，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也从强硬逐渐走向温和。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次年6月28日，他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说：“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商谈”，并表示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49】
随着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转变，国共两党在海峡地区的军事冲突也逐渐降温，驻扎在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所承受的压力也大大减轻，美国人失去了逼台北撤退金马的借口，其谋求“停火”的策划活动也逐渐停止。
毫无疑问，蒋介石领导国民党抵制“停火”，自有其本身利益考虑，因为一旦同意停火，就等于放弃重返大陆的希望，而这恰恰是赖以维持其军心、民心及政权的惟一核心，蒋介石自不敢轻言罢战。同时，也应该指出，台湾的这一抵制也有民族情感的因素在里面，而抵制的结果，更挫败了国际间“两个中国”、“台湾地位未定”等阴谋，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
在拒绝“停火”的过程中，蒋介石能够坚持到底，未屈从于美国人的压力，不能不说是借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对此，“外交部长”叶公超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如果向中共提出两个中国之说，必将遭其反对，然则此种可能竟侥幸成为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之助力也。”【50】这也更加说明，海峡两岸团结、统一才是国家强大、粉碎外国阴谋的基础。
六 撤退大陈岛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蒋介石十分得意，对外宣称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军队在他的领导下将“立于不败之地”。但就在条约签订不久，国民党驻守大陈列岛的军队即遭到猛烈攻击，而美国的支援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对它的行动有所限制。蒋介石不得不再次以“调整部署、保卫台湾”为借口，从大陈岛撤军，失去了又一个“反攻大陆”的重要跳板，在台湾民众和世人面前丢了脸面。
大陈列岛位于长江口南面的浙江沿海，处于华北和华南的中间，距台湾250海里，距大陆仅14海里。蒋介石认为，大陈将是“反攻大陆”一个极好的跳板，与金门相比，其战略价值只在其上，不在其下。他对防守大陈极为重视，刻意经营。1950年6月，成立了“大陈游击指挥所”，统领退至岛上的各种残兵游勇武装。1951年9月，蒋介石又派一度因丧师失地而遭“监察院”弹劾的“西北王”胡宗南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和“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化名秦东昌进驻大陈，秘密策划向大陆东南沿海发展力量，准备等待国际间局势的演变，由大陈岛发起“反攻大陆”的军事作战。胡宗南到大陈后拟定了分三阶段建立大陈军政基地的计划：第一阶段自1951年9月至12月，是整顿时期，“以建立军政秩序为急务”；第二阶段是巩固时期，“以建立大陈地区防务、部队训练、部队装备、地方保甲等为主要事务”；第三阶段是发展时期，“以充实反共救国军兵力，加强大陆情报网，扩大大陆边沿突击与海上游击，组训岛民充实后备力量，发展闽浙边区游击基地等”。此外，胡宗南还制订了“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工作总计划方案”、“浙江省政府施政方案”等。后因胡宗南与美军顾问不和，蒋介石在1953年又以刘廉一取而代之。大陆时期红得发紫的胡宗南从此走了下坡路，除了1955年一度出任“澎湖防卫司令官”外，大多数时间挂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的虚职，终日以写字、养花打发时光，直至1962年病逝。
大陈地区国民党军的不断骚扰，给临近的大陆地区造成很大破坏。朝鲜战争结束后，人民解放军海空军南移，准备扫除该地区国民党军。蒋介石感到了对岸的气势，于1954年5月和10月两次赴大陈视察防务，鼓励士气。但解放军仍然先后攻占大陈列岛中的鲠门、头门、田岙三岛，并把攻势指向大陈主岛。11月14日，解放军的4艘鱼雷快艇将国民党军主力战舰“太平号”在大陈附近围困并击沉。
蒋介石为加强对大陈岛的防卫，甚至将该岛同“全球反共”连在一起：“大陈岛防务重新部署加强，此于美之关系甚大，以该岛实为环球对匪之前哨也。”【51】为确保大陈，蒋介石一面从台湾派出空军，加大对大陈的支援力度，另一面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呼吁援助，要求美国将大陈岛的防御也列入第七舰队的协防范围。蒋介石在接见《纽约时报》记者时说：“中美协防外围岛屿自于美国有益”，并指着地图强调说：“大陈对冲绳之防卫，比台湾之防卫更形重要，但一般人士对此未能明了。”【52】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立即发表声明，指出该条约“是一个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性的战争条约”，并重申“任何战争威胁都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只能增强中国人民的愤慨”。为表明此严正立场，同时也试探一下美蒋关系的密切程度，人民解放军在浙海地区加强了攻势。从1955年1月10日开始，以数百架次军机的空前庞大编队，轮番轰炸大陈港区，重创国民党守军。18日至20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协同作战，一举攻占大陈列岛的重要岛屿——一江山，全歼岛上守军。【53】
占领一江山岛后，解放军的大炮射程可以控制整个上大陈，国民党军飞机为免遭击落，只得在下大陈海湾起降。解放军的空军更是随时都可以给岛上守军以致命打击。而最让蒋介石不安的还是美国人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隔岸观火的态度。美国曾允诺给国民党军控制的沿海岛屿以后勤等方面的支持，但大陈战事发生后，美国人却跑得无影无踪了。蒋介石对此大失所望：“‘共匪’在十日狂炸我大陈以后，美第七舰队再不敢照前巡弋大陈附近海面，以壮我声势。可叹。”【54】他责令叶公超迅速与美国国务院及国防部交涉，弄清是怎么回事。他在给美方的电报中指出，第七舰队原先在大陈周围的海空区域内游弋，但从大陈岛战事开始后，该舰队甚至没有一艘军舰或一架飞机敢于靠近大陈周围，“这使人难以理解”，“我们的部队是否应该固守抑或放弃这些岛屿”，他要求美方“尽快给我们以明确充分之答复”，同时，希望美方“保证第七舰队将继续在大陈地区进行经常巡逻，从而在精神和道义方面给我们以支持”。【55】
美方的答复是，它认为大陈列岛的重要性不大，而防卫它却需付出沉重代价，包括两艘航空母舰的支援，每天要以200架次飞机实行昼夜轮番巡逻。那将意味着为了保卫在全盘战略中没有价值的一组岛屿，要牵制相当数量的美军部队，美国无法承受此代价。美方不但不协防，反而建议蒋介石以重新部署兵力为借口，从大陈撤出军队。如果这样，美国愿意在撤退时提供掩护，美国还将参加金门地区的防务，阻止解放军进攻该地区。
蒋介石面对大陈局势的恶化、国民党军随时面临灭顶之灾、美国人不愿提供援助且以搁置批准“共同防御条约”相要挟的现实，决定接受美国的建议。作为补偿，他要求美国将承诺（协防金门）公开化。
为了照顾、安慰台湾，美国国会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建议，授权他“在他认为对确保和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不受武装进攻的具体目标是必要的时候，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月29日为此发表的声明中不仅丝毫未提协防金马之事，甚至连“中华民国”一词都未提及。蒋介石立刻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他大发雷霆，大骂美国，“它哪里配得上称作崇高的盟邦”，并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蓝钦，让他向美政府转达他的强烈不满：“自从执政二十多年来，我在为人处事上的一贯精神，是遵循这样一项原则，即个人利益可以牺牲，如果必要的话，在适当时机，甚至国家的利益可以牺牲，但是原则和正义则永不能牺牲。我个人和我的政府向任何友邦和联合国所作的任何承诺，我必定执行。自从政府迁台以来，我即下定决心与台湾共存亡。不论是友邦帮助我们还是抛弃我们，我们也要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过去我们是这样，今天我们还是这样。”但美国在对台问题上的临阵怯懦，实在让他感到失望，美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他威胁说：“我对此问题已经反复深思，牺牲大陈，甚至牺牲台湾我决不后悔，但是原则和正义不容抛弃，美国方面不要把我看成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总统。”【56】
蒋介石既想获得美国的支援，又不想服从美国指挥棒的态度，也惹怒了美国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十分恼火地说：蒋介石真是一个独裁者，难怪旁人如此称呼他，他居然想要指挥我。【57】
大陈地区刻不容缓的形势，已使台美不得不面对现实，同舟共济。蒋介石在责令叶公超、顾维钧等人加紧同美方交涉撤防声明的同时，又派“国防部长”俞大维等人飞赴大陈，组织应变委员会，部署撤退工作。2月5日，蒋介石召集台湾军政首脑开会，决定正式向美国提出在国民党军从大陈撤退时，希望美国方面给予协助，提供掩护。接到台北的请求后，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司令普勒德海军中将赶赴台湾，负责指挥撤退。2月6日，台北发表了由蒋介石亲自定稿的大陈撤防声明，宣称台湾“为适应抵抗国际共产集团侵略之新形势，决定重新部署外岛军事，将大陈岛屿之驻军转移使用于金门、马祖等重要岛屿，以集中兵力，增强台湾澎湖及其外围岛屿之防务”，声明台湾曾就撤退事与美国举行过会商。美国申明：“凡认为对于确保台湾澎湖有关之各地区与领土，美国决定与中华民国共同防御，美国并决定对我大陈地区兵力之转移与部署，予我们协助与掩护。”【58】
蒋介石不甘认输，将兵败撤军说成是“兵力转移”，声明中虽出现了“金、马”字样，但美国没有明确保证协防金、马地区。不过，慌乱之中的蒋介石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当天下午他即下令大陈守军准备撤退。
2月8日，驻守大陈岛的国民党军开始实施由美国人拟定的撤退计划——“金刚计划”。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海军总司令梁序昭、“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蒋纬国等齐集大陈，蒋经国也受蒋介石之命专程赶到大陈，监督撤军。为配合这一行动，美国出动了第七舰队全部部队，并从菲律宾、冲绳调F-86喷气战斗机大队两个抵台，共有航空母舰5艘、巡洋舰16艘、驱逐舰40余艘、各种军机近500架，部署于韩国等地的6个战斗轰炸机大队也处于战备状态，准备随时增援，以防解放军对撤退的国民党军趁机追杀。除此之外，美国还事先将大陈撤退的决定通知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希望其阻止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军撤离大陈时加以攻击。接到苏联转来的消息后，国防部长彭德怀立即电令浙东前线指挥部：“此事牵涉到国际关系，让他们撤退算了。”【59】
为安慰因撤军而引起的军心动摇及民心恐慌，蒋介石再次发表声明称，“反共复国”以确保“反攻基地”台湾及其外围岛屿的安全为第一任务，大陈撤军是因为在目前形势下，“其对我反攻基地台湾之防卫上，实已失去战略价值”。他强调，今后国民党军之作战、部署，“必须以巩固台湾、澎湖及屏障台湾之金门、马祖等外围岛屿为第一要务，自不能以一岛屿之得失，只争一时之长短，而置根本大计于不顾”。蒋介石最后说：“余更深信，此次新的军事部署，不仅可获得巩固台、澎及金门、马祖等外围岛屿之效果，并可使中美两国之精诚合作，加强对国际共产主义侵略集团之打击，而有助于亚洲与太平洋区域自由与安全之维护。”【60】
大陈撤退发生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后，台湾当局原以为“条约”是个大保护伞，没料到有时它根本就不起作用，心理打击之重不言而喻。蒋介石故伎重施，以“重新部署”、“转移兵力”等词来掩饰失败的结果，纯属自欺欺人之举。
撤退的国民党军胁裹岛上居民，在美军海上和空中掩护下，分批撤离，总数达33777人。2月10日上午8时，蒋经国最后一次在大陈岛举行升旗仪式，并为其部下鼓劲：“今天，我们的心情是沉痛的，但我们坚决相信，在总统领导下，我们一定可以打回大陆，把这庄严美丽的国旗插在（南京）紫金山上。”在蒋经国率部乘船离开后，国民党特工在美国爆破专家的指导下，对大陈岛进行了大规模破坏活动。《联合报》记者报道说：“大陈岛已成一座火岛，处处浓烟高耸入云，千百火头散布全岛，爆炸声震耳欲聋。”
为表示对美国协助其部队的谢意，蒋介石于2月14日致函艾森豪威尔总统，感谢美国军队提供的帮助与合作。
撤退时，宋美龄也没有闲着，除了组织“妇联会”劳军外，她还出面牵头成立了“华兴育幼院”，收留从大陈到台湾的孤儿或难童。为此，她还动员美国天主教领袖、枢机主佛朗士·乔塞夫·史理尔门为育幼院提供了大量捐款。【61】大陈撤退，再次上演了一出蒋家总动员的大戏。
3月3日，叶公超代表台湾、杜勒斯代表美国在台北举行了互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批准书仪式，并宣布即时生效。美国是在台湾宣布自大陈撤退后三天批准这项条约的。双方还举行了一连串高级军事会谈。美方参加的有海军部长卡尼上将、太平洋舰队司令史敦普上将、第七舰队司令普赖德中将、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少将、海军司令部后勤计划处处长朗格少将、舰队作战处处长麦克凯少将等；台湾方面有陈诚、俞鸿钧、张群、孙立人、周至柔、俞大维、彭孟缉等人。会谈的中心内容是如何实施“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根据“条约”的规定和会谈结果，制定了庞大的援助计划，每年向台湾提供至少3亿美元的援助，以在短期内实现下列目标：“一、使台湾23个陆军师保持充分的配备及高度的战斗力，同时1个精锐海军师及若干后备师能获得美国的支持；二、帮助台湾空军保持8个喷气战斗机及战斗轰炸机大队（一大队约有75架各类飞机）；三、向台湾海军提供两艘驱逐舰，一批登陆艇及巡逻艇，使其拥有4艘驱逐舰、5艘护航驱逐舰、30余艘炮艇及一支辅助性舰队；四、美军顾问团官兵人数将增至2500人，将派遣军官在国民党军队各单位中协助突击作战训练，并加强配备；五、美国每年直接军援将达2亿美元之数，经济援助则为1亿美元；六、第七舰队在未来数年中将继续协助防守台湾。”【62】
3月14日，美国宣布1955年度对台经济援助再增加4800万美元，以帮助其加速军中老弱伤残官兵的裁汰，补充青壮年新兵，提高部队战斗力；不久，新组建的美空军第13机动航空队司令部进驻台北，美军驻台联络中心在台成立，其司令为美第七舰队司令。
随着上述援助计划的实施，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有了提高，台湾经济也有了一定进步。但就美国而言，“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其主要目的是基于本国的战略利益，长期控制台湾，为其在对华外交中掌握一张王牌而寻找“合法”的外衣，它对蒋介石的“反攻计划”根本不感兴趣，对台的援助自然也限制在防御范围内。故“条约”墨迹未干，国民党军便在解放军攻势下自大陈仓皇撤退，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宣传被无情的事实所击破。
七 ”五二四”反美事件
美台关系逐步跨入“蜜月时期”，充斥于台湾报刊电台的是美国政治、经济、军事要员不间断的对台“友好访问”。但这种不断升温的势头在1957年被迎头浇上了一盆冷水。这就是5月24日突然爆发的台湾人民反美事件。
是年3月24日午夜11时，美军驻台顾问团上士雷诺，在其阳明山住宅前将隶属于“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刘自然开枪击毙。案发后，台湾省警务处前来调查。雷诺宣称案发时刘自然在偷窥其妻入浴，及被发现后也不离去，他始自室内持枪而出，刘自然企图以树枝加害，雷诺乃开枪击倒刘，随后回室命妻打电话报警。待雷诺转身出门时，刘又突然爬起扑向自己，他即向刘自然发第二枪，命中，刘负伤逃往附近树林，两枪间隙约两分钟。【63】
然而，警务处的调查发现，事实并不像雷诺所言，有多种迹象表明雷氏有仇杀的重大嫌疑，必须依法严惩。但是，依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双方的一个换文，驻台美军顾问团属于外交人员，是其驻台“大使馆”的一部分。根据此规定，雷诺享有“外交豁免权”，不受台湾的“法律”约束。台湾有关部门便将案情移交美方，按美国法律审理此案。为了保证审判的公正，“外交部长”叶公超向美方提出了审判地点必须设在台湾、必须依法对杀人犯严厉惩处等要求。“美国大使”蓝钦对新闻界表示：“美国对此案的重视决不亚于中国朝野人士”，相信该案不久即可揭晓。他还写信给刘自然的妻子，表示对她丈夫遭遇的遗憾和同情，保证调查结束后作合理的解决。
5月20日，由美军顾问团团长鲍恩批准组成的军事法庭，在台北市中山北路美军顾问团内一教堂中开庭。法庭由鲍恩指定的15名顾问团军官组成，美方特意从其冲绳基地请来律师史蒂尔为雷诺辩护，而死者家属没有律师代表出庭。
美军事法庭公开审理雷诺杀人案，引起了整个台岛的关注，一向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而自豪的美国将如何审理此案？《联合报》社论《沉默的关注》说出了此时大多数台湾人的心声。社论说，台美双方的法律、“国情”及风俗虽然有很大不同，但在尊重人性、保障人命、维护社会安定与秩序诸要求上，其立法精神应该是有小异而无损大同的，“我们相信每个中国人对于此案，都在加以沉默的关注，大家在等待一个考验，中国虽是接受美援的国家，但中国人生命的价值与美国人生命的价值是否‘同值’？美国在经援、军援之外，能否进一步以其公正的法律，获取盟邦的人心呢？”【64】
审判的结果出乎多数台湾民众的意料。5月23日上午，经过陪审团近两个小时的秘密投票后宣布：本案被告雷诺被控任意杀人，经本庭陪审团审讯调查结果，投票表决，宣判无罪。宣判毕，旁听的美军人员及眷属立刻欢呼鼓掌，而在另一旁的刘妻已是泣不成声，“几至晕厥”。
美军事法庭置许多能说明雷诺故意杀人的证据于不顾，在对许多疑点未做解释调查的情况下，作出这一明显带有歧视性的判决，立即激起了整个台湾的愤慨。《联合报》连续发表《抗议美军蔑视人权》和《第六点计划》两篇评论。在前文中作者说：“所谓美军事法庭关于审判雷诺杀人案的一切法律过程……只是一幕虚演故事的滑稽剧而已，天下不公平而又令人痛愤的事，孰有过于此者”，“我们不特对美国的法律发生怀疑，对美国人尊重人权的崇高精神，也不无表示疑问，不然的话，那就是美国人的生命价值远优越于我们中国人……刘自然的死，已使我们人人感到生命的威胁”。在后文中，作者辛辣地讽刺说：“援助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是美国援外的第五点计划，那么任意枪杀受援国家的人民则要列为美国的第六点计划了。”【65】连自始至终派员到席观审的台湾“司法行政部”也表示：“其审判经过，关于法律之援用，证据之取舍，则颇多显示欠公平之处……本部认为，该军事法庭审判如果有偏袒之处，则现时美军顾问团人员一律比照外交官待遇，不受我国法权管辖一节，我政府应有重加考虑之必要。”“外交部”当天下午也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由叶公超与美方交涉，要求对此案重新审判。“监察院”也建议立刻与美国彻底合理解决在台美军“法权”问题。
更为愤慨的是台湾民众。法庭宣判后，阳明山居民纷纷走上街头，直到很晚聚集的人群才散去，“形势颇紧张”。
5月24日上午10时，刘自然妻扛着一块中英文书写的标语牌走到台北市郑州路美国大使馆前，抗议宣布雷诺无罪。英文是：“The killer Reynolds is innocent？Protest against U.S. Courtmartrail’s Unfair，Unjust decision！”（杀人犯雷诺无罪吗？抗议美国军事法庭不公平的判决！）中文是：“杀人者无罪？我控诉！我抗议！”
刘妻的行动招致越来越多的人聚集于美“大使馆”前。在美方要求下，台北市警察局局长刘国宪率大批警察赶到，试图驱散人群，特别是劝走刘妻，但遭到拒绝。她声泪俱下地对围观人群和记者说：“今天我在这儿不光是为我无辜死去的丈夫作无言的抗议，我是为中国人抗议，我一向认为美国是一个讲自由民主的国家，没有想到。”【66】刘妻的遭遇与控诉激起了围观民众的怒火，先是有人向“使馆”内投掷石块，继而冲破警察的封锁线，冲进“使馆”，捣碎玻璃门窗，捣毁汽车，将“使馆”内的办公用具抛出房外，拉倒旗杆，并打伤了“使馆”内的两名男性职员。警察为驱散群众使用了高压水龙头、催泪瓦斯等，但群众被赶走后又围拢过来，来回反复直至晚上9点多钟，人群才散去。
与此同时，台北的美国新闻处及美军台湾协防司令部也遭到市民的围攻。当警察赶来驱逐并抓人时，人群开始与警察发生冲突。本来民众就对当局无力保护自己的民众、任由外国人在台湾开庭有怨恨，现在警察又为虎作伥，就把矛头转向警察。愤怒的群众几乎把台北市警察局全部占领。警察为击退群众动用了瓦斯枪、步枪甚至机关枪。后来，在卫戍司令部的军队开到后才驱散了群众，解了警察之围。据官方公布，冲突中有1人死亡、2人重伤、24名警察受伤。这就是震惊岛内外的“五二四”反美事件。
反美事件的发生，直接原因是美军对刘自然被杀后的不公正审判，但仔细分析会发现，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台关系的不平等。蒋介石对美国的依赖远过于美国对自己的需求，在此情况下，他不得不在其他方面作出相应的让步，例如，他不得不容忍其对台湾指手画脚，不得不任用一些自己并不喜欢但与美国颇有关系的人担任要职，还要容忍美军顾问团等美方人员的胡作非为。
自1950年6月开始，美国各类驻台人员大规模增加，至1957年初已达万余人，其中包括“外交人员”、军事人员、传教士及商人等，其中以前两者居多。他们以“治外法权”为护身符，寻衅滋事，横行霸道，歧视中国人。就在刘自然事件发生前两个星期，一辆美军吉普车在台北大街上横冲直撞，轧死一个中国学生。而刘自然事件中的凶犯雷诺也有过前科，曾无故殴打过一个中国邮差。平日即对美军所为十分反感的台北市民，在目睹了美军暴行之后更是怒火升腾，而杀人者被宣判无罪就如在一堆干柴上点了一把火，愤怒的人们再也按捺不住了，不顾当局的镇压，捣毁了美驻台机构。
事件引起了美国朝野的强烈反应。24日晚，蓝钦自香港匆匆返台，向“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除要求台北当局必须保护美在台人员及眷属安全外，并要求赔偿一切损失。美国的国内反应更为强烈。美国人给台湾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的全面援助，将其纳入自己的战略体系，自然希望台湾能百依百顺，完全照自己的指挥棒行事。而蒋介石则个性极强，他希望美国的援助越多越好，而对台湾的干涉则越少越好。两者之间难免有矛盾，蒋介石妥协多一些，常以表面文章搪塞敷衍美国人，实际上我行我素，被逼急了还会蛮干到底，如同抗战时期对史迪威那样。蒋介石最怕的是美国人会架空他，另找代理人，所以对美国人是“尊之若神仙，防之如强盗”，时刻提防着。有位研究美台关系的外国学者曾指出，蒋介石最大的敌人表面上看是中共，而实际上他内心时刻准备对付的却是盟友美国。这一评价也许有些片面，但也准确地描摹出蒋介石的心态。有些美国人认为蒋介石根本就不是美国的朋友，这次事件就是借机发泄，向美国示威，指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有组织的”反美事件，甚至指明蒋经国是幕后操纵者，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对台大规模援助政策。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声明说，大规模反美事件“不似一无组织的行为”，陆军参谋长泰勒宣布：美国驻台湾的军事顾问人员将自7月1日起自1887人减至1233人。【67】
事件的发生及美国的强烈反应使蒋介石极为惊慌，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补救。5月24日晚，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下令，自晚7时在台北市及阳明山管理局实行戒严，凡在此期间造谣惑众、聚众暴动、扰乱金融、抢劫财物、罢工罢市、鼓动学潮、破坏交通及通信、危害供水供电等公用设施、未经允准携带枪弹者均处死刑。当晚即有5个营士兵开进台北市。次日，又在台北市阳明山执行宵禁，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及其他美国驻台机构均被列为特别戒严区。
同时，“行政院长”俞鸿钧召开“行政院”全体会议，决定俞率内阁17人向蒋介石提出总辞职以示负责，辞呈后被蒋介石拒绝，并派出张群出面抚慰。在美方压力下，由“外交部长”叶公超接见蓝钦，表示“深切歉意”，说明台湾当局“已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保护在台湾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已在现场逮捕若干人，将举行彻底调查，以进一步逮捕那些直接有关的人”，并保证赔偿一切损失。【68】
蒋介石对下属无力控制局面、惹出麻烦很是不满。他责问“外交部”次长沈昌焕“为什么不把审判地点弄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去”？26日他以治安人员“有愧职守”指令各有关部会予以处分。结果，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台湾省警务处处长乐干、台北市警察局局长刘国宪等人都被撤职。蒋介石还亲自接见蓝钦，向其解释：“此次不幸事件是一般中国人民对雷诺案件审判结果的不满而发生，决非此间有任何反美运动”，他请蓝钦将“深切遗憾之意”转达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及杜勒斯国务卿，并保证对此事将加以彻底的调查，对有关过失人员将严加处分。
台湾各媒体也根据命令停止了对美国的批评，各大报刊、电台及“政府”要员纷纷发表谈话，说明这是一次群众自发的偶然事件，而不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美运动，没有任何“政府机构”或政治组织参与这次事件。美国人重点怀疑的蒋经国也于28日公开表示“台湾并无反美意识”。【69】
6月2日，蒋介石专门为“五二四”事件发表文告，进行检讨。他在文告中说，“五二四”事件是他平生一件莫大的遗憾，“我们整个国家的信誉和民族的尊严，蒙受了不易清洗的污点”，“中正德薄能鲜，领导无方，兹以沉痛的心情对我们全体同胞指出，这次事件真是我们国家民族不幸的遭遇，大家应该彻底认清，凛为深识。每一个同胞更当及时自反，对于这一事件引为是我们共同的耻辱，则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未始不能恢复我国家民族的信誉和尊严”。他高度赞扬美国，“要知道，今日和我们站在一起的美国，不仅是一个此时患难与共的盟邦，而且是和我们有深厚传统友谊的朋友，在列强中从来没有侵略过我中国的寸土尺地。它更在辛亥前后防止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这是大家所应该切记不忘的”。他认为历史证明反美运动危害极大，会使中国被视为“野蛮国家”，提出必须明辨“是非敌友”，“不能为了某一个法律事件逞一时之愤，而动摇反共抗俄的基本国策”。他批评了有关人员在事件中的失职表现，“事前既疏于防范，临时又不能当机立断，负责处理，甚至于群众示威行动变质而为暴动之时，仍然犹豫不决，任之蔓延，实堪痛心”，表示要将他们撤职，“以昭警戒”，并宣称台湾当局对于“保障中外人士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法律秩序的尊严，自必责无旁贷，断不宽假”。
在文告的最后，蒋介石要求各方面对此事件深切检讨，尤其是对国民教育方面，更当注重灌输：【70】
在这国家存亡和民族荣辱的关头，我们切望每一学校，每一家庭，师长教导其学生，父母教育其子女，使他们自觉自勉。今后不仅要对我们盟邦美国侨民亲睦无间，而且要对任何友邦的侨民，互相尊重友爱。惟有如此，我中华民国才能尽文明国的义务，享文明国的权利，以自立自助的国家，增进国际的合作与互助，也惟有如此，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使命才能达到最后的成功。
蒋介石的“文告”很大程度上是给美国人看的。通篇“文告”，曲解历史，美化美国。“五二四”反美事件本身是台湾民众维护尊严的义举，蒋介石却将其说成是“污点”、“暴动”，要民众以“忠恕之道”来对待“友邦”的暴行，以服从他“反共抗俄”的大局，维持与美国的关系。用“卑躬屈膝”来评价此“文告”，并不过分。台湾各级公私立学校接到命令，要严格管束学生，并组织学生学习这篇“文告”，以免青年学生再有反美行动，坏了“反共抗俄”的大计。
鉴于蒋介石强硬的措施与鲜明的态度，美国方面的态度也渐渐缓和下来，一些亲台的美国人致电蒋介石表示虽有“不幸事件”，但仍愿与他保持“热诚的友谊”。艾森豪威尔也表示：“台北骚动事件不致改变美国与中国政府的关系。”【71】
“五二四”事件使台美关系经历了波折，但很快过去了。蒋介石所急需的援助，并未受到什么影响。但在背地里，美国人并未就此罢手，经过全面分析后，美国人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有官方背景”的事件，并认为这一幕后的主角就是蒋经国，其根据是：一、在事件发生前，一些住在台北的美国人就从他们的中国朋友那儿得到“待在家里，不要外出”的警告了；二、领头闹事的很多人都佩戴着蒋经国领导的“青年救国团”的徽章，特别是成功中学的学生是由军训教官带队参加的，而这所中学的学生多数为国民党贵胄子弟，其中包括蒋经国本人的两个儿子蒋孝文、蒋孝武，学校的校长也是蒋经国的心腹，若无要人支持，他们是不敢砸美国使馆的；三、对美国使馆的冲击有组织、有波次、有准备，闹事者带着“中华民国国旗”和各种标语；四、事件中的警察明显有“放任”态度，长时间“和平”观望，与其动辄即用武力的一贯作风不符；五、对事件反应最为强烈并将消息传播到全台湾岛的是“中国广播公司”和《联合报》两家媒体，而这两家媒体的负责人都是蒋经国的密友；六、美国大使馆大量机密文件在事件中丢失，这不像是普通闹事者所为，而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人趁乱下手；七、事件主角之一雷诺是以秘密方式从机场离开台湾的，不了解此秘密的人是无法将其透露给事件中的普通老百姓的。【72】美国人的分析并不是没有道理。其一，据蒋纬国回忆，其时担任“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的他，曾于事发前的5月22日早上主动到参谋总长彭孟缉的办公室报告：“刘自然的案子不宜扩大。这几天报纸与民间的状况发展非常不利，如果对于雷诺兹不能课以重刑，民众不会接受；偿者被人利用，这个案子就可能扩大，变成不容易收拾的状况。请总长慎重考虑，早做准备。”24日早晨，也就是刘自然案宣判那天，蒋纬国再次找到彭孟缉提醒他：“刘自然案会扩大，请总长注意。”同天中午，当台北民众围聚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时，蒋纬国又给台北警政署署长乐干打电话，建议其迅速采取措施，将刘自然之妻实行隔离并带离现场。同时，他第三次建议彭孟缉采取措施。但最终彭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并命令蒋纬国“不必管这件事”，乐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其时国民党情报机构控制之严密，特别是出身情报系统的彭孟缉的一贯作风，不可能预料不到事件的发展趋势；即使预料不到，而对蒋纬国的反复提醒置之不理，也有违常情。以至于蒋纬国也不得不说：“背后究竟是谁利用这个状况，造成大型的暴乱，我就不敢说了。”【73】其二，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召集国民党权力核心人物开会讨论应对方案，参加会议的蒋经国提出“台北市民的抗议是正义的，不应追究”，为了“政府”的威信，“不能对美国作出太大让步”；他还进一步提议“取消驻台美军的‘治外法权’，重新审理雷诺兹案”。只是由于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蒋经国的提议才未通过。【74】其三，事件过后不久，蒋介石转派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领导退役官兵修筑全长348公里的台湾横贯公路，奔走于台湾东部崇山峻岭之中，长时间的从公共场合中消失。【75】以上事实至少说明，台湾内部自上而下存着强烈的反美情绪。因此，蒋介石既不敢得罪美国人，也深知不能全用高压政策对付民众。在他宣布惩罚“失职官员”的同时，那些在事件中受伤的“暴民”却得到了台北市政府赠送的鲜花、水果等慰问品，并表示医疗费将全部由市政府负担。6月18日，台北卫戍司令部军法处公审41名台北事件肇事者，28名被保释，仅2人被判1年徒刑，其余只判10个月之下徒刑或无罪释放。这些人所犯“妨害邦交罪”之重，而所受惩罚却如此之轻，在一向严刑重罚的台湾实属罕见。【76】
注释：
【1】《顾维钧回忆录》（九），第660页。
【2】《联合报》，1953年1月23日。
【3】《联合报》，1953年2月5日。
【4】《晚年蒋介石》，第217页。
【5】《顾维钧回忆录》（九），第619页。
【6】《顾维钧回忆录》（十），第7页。
【7】《联合报》，1953年3月21日。
【8】《顾维钧回忆录》（十），第389页。
【9】《顾维钧回忆录》（十），第407页。
【10】《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3年4月4日，“上星期反省录”。
【11】《联合报》，1953年11月9日。
【12】《顾维钧回忆录》（十），第467页。
【13】《顾维钧回忆录》（十），第324页。
【14】《联合报》，1953年11月11日。
【15】《顾维钧回忆录》（十），第316页。
【16】《联合报》，1953年11月12日。
【17】何虎生：《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18】《蒋介石与美国》，第293—294页。
【19】《顾维钧回忆录》（十一），第304页。
【20】《顾维钧回忆录》（十一），第562—564页。
【21】《联合报》，1954年10月8日。
【22】《顾维钧回忆录》（十一），第347页。
【23】《顾维钧回忆录》（十一），第403页。
【24】《顾维钧回忆录》（十一），第609页。
【25】《顾维钧回忆录》（十一），第412页。
【26】《顾维钧回忆录》（十一），第597—599页。
【27】《联合报》，1954年12月3日。
【28】《联合报》，1955年1月1日。
【2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4年12月4日，“上星期反省录”。
【30】《顾维钧回忆录》（十一），第486页。
【3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4年12月4日，“上星期反省录”。
【32】《人民日报》，1954年12月8日。
【33】《国民党在台湾》，第47页。
【34】《风雨中的宁静》，第210页。
【35】《中央日报》，1950年6月28日。
【36】《顾维钧回忆录》（十一），第364页。
【37】《顾维钧回忆录》（十一），第588—589页。
【38】《顾维钧回忆录》（十一），第383页。
【39】《顾维钧回忆录》（十一），第383页。
【40】《顾维钧回忆录》（十二），第86页。
【4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5年1月22日，“上星期反省录”。
【42】《顾维钧回忆录》（十二），第90页。
【43】《顾维钧回忆录》（十二），第141页。
【44】《联合报》，1955年7月2日。
【45】《联合报》，1955年2月8日。
【46】《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5年3月2日。
【4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5年3月3日。
【48】《反攻复国心理建设要旨与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要领》，《蒋总统集》第2册，第1938页。
【49】《台湾问题大事记》，第129页。
【50】《顾维钧回忆录》（十二），第50页。
【5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3年6月30日，“上月反省录”。
【52】《联合报》，1954年11月26日。
【53】《国民党在台湾》，第280页。
【54】《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5年1月31日，“上月反省录”。
【55】《顾维钧回忆录》（十一），第56页。
【56】《顾维钧回忆录》（十二），第135页。
【57】《顾维钧回忆录》（十二），第144页。
【58】《联合报》，1955年2月7日。
【59】《蒋介石与美国》，第308页。
【60】《联合报》，1955年2月8日。
【61】《黄仁霖回忆录》，第92—93页。
【62】《联合报》，1955年6月26日。
【63】《联合报》，1957年4月11日。
【64】《联合报》，1957年5月23日。
【65】《联合报》，1957年5月24日。
【66】《联合报》，1957年5月25日。
【67】《联合报》，1957年5月26日。
【68】《联合报》，1957年5月26日。
【69】《联合报》，1957年5月29日。
【70】《联合报》，1957年6月2日。
【71】《联合报》，1957年6月8日。
【72】谭一青：《蒋介石与美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255页。
【73】蒋纬国口述、刘凤翰整理：《蒋纬国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135页。
【74】《蒋介石与美国》，第255页。
【75】《蒋经国传》，第273页。
【76】《联合报》，1957年6月25日。